2022年4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4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波斯语史诗传统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助理教授刘英军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史阳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王一丹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岗龙评议。本场讲座为“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刘英军老师辨析了“波斯”“波斯语”“伊朗”“大伊朗”“伊朗文化大陆”等几个涉及波斯语史诗传统的语言、地理、历史研究范畴。归纳来说，在历史上“波斯”主要是外名，即他者称；“伊朗”则是内名，即自我称。作为地名，讲座中提及的“伊朗”指研究古代伊朗问题学者常用的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大伊朗地区”。本次讲座主要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是根源于古老的伊朗文化传统，于10世纪末到13世纪初以达里波斯语吟诵成诗并书面定型、形式相同且内容相通的多部史诗。这些史诗在这两百多年间对伊朗文化在伊斯兰时代的延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达里波斯语（即新波斯语，以阿拉伯字母书写）作为波斯语史诗的语言文字载体，同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迁过程，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西支语言。溯源波斯语史诗传统，会涉及到伊朗语支东支的阿维斯塔语文献和西支的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文献。

一

在辨析了基本术语之后，刘英军老师展开讲解了第一部分内容——波斯语史诗传统之源流和发展。该传统发轫于古印欧人的一支迁徙到伊朗高原定居后逐渐形成伊朗族群的时期。这一时期，原始伊朗神话逐渐形成，伊朗史诗相伴而生。伊朗史诗也可分作神话史诗（mythic epic）和英雄史诗（heroic epic）两个次级类型（sub-genre）。前者主要由前伊斯兰时代琐罗亚斯德教文献传统承载，如创作始于公元前10世纪以前的《阿维斯塔》、《阿维斯塔》的巴列维语翻译及注释《赞德》（Zand）以及主要辑录伊朗人创世神话的《本达赫什》（Bundahishn，释义为“创世纪”）等。后者的源头亦可追溯到《阿维斯塔》中赞颂琐罗亚斯德教各助神的诗歌体颂词如《梅赫尔·亚什特》（Mihr Yasht）、《扎姆亚德·亚什特》（Zāmyād Yasht）等。伊斯兰时代波斯语史诗所载英雄故事素材的源头，即存在于此类前伊斯兰时代伊朗文献中。这些文献因载有伊朗族群形成初期伴随着伊朗初民的迁徙以及他们与原住民和入侵者的战争而形成的原始且古老的伊朗民族传说与神话，被伊朗学者认为是最早的伊朗史诗性质文学作品。萨珊王朝时期，巴列维语文学逐渐繁荣，出现了以伊朗民族传说与史诗性质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巴列维语文学作品，如《缅怀扎里尔》（Ayādgār ī Zarērān）、《阿尔达希尔·巴伯康业绩书》(Kār-nāmag ī Ardašīr ī Pābagān) 、《鲁斯塔姆与埃斯凡迪亚尔的故事》（Dāstān-i Rustam u Isfandiyār）等。萨珊王朝在对阵阿拉伯大军时遭到了彻底的军事失败，伊朗社会随之剧烈动荡，这使伊朗文人产生了将口头传说书面化的紧迫感，多部散文体《王书》（Shāhnāma）就此问世。

菲尔多西像

（伊朗图斯菲尔多西陵园）

滥觞于先前伊朗文学传统的波斯语伊朗民族史诗（纯粹格律诗）的创作始于10世纪初，早期作品有马斯乌迪（Masʿūdī Marvazī）的《王书》（Shāhnāma，912年）、塔吉基（Daqīqī）的《古什塔斯帕王纪》（Gushtāspnāma，977年）、菲尔多西的（Firdawsī）《列王纪》（Shāhnāma，1011年）等。此后还有一批伊朗民族史诗问世，传世者达十余部。这类史诗主要通过收集前伊斯兰时代部分散佚的巴列维语文献，改写文人笔记和古代文献译本等波斯语散文体著作，整理伊朗民间口传故事，由诗人有选择地对素材进行选取和运用，以伊斯兰时代新兴的达里波斯语吟诵而成。史诗内容主要涉及伊朗古代神话与传说，着重讲述伊朗族群古代君王与英雄的经历和业绩，包括两大传说王朝俾什达迪王朝（Pīshdādiyān）、凯扬王朝（Kayāniyān）以及两大信史王朝安息王朝（Ashkāniyān，前247—224）、萨珊王朝（Sāsāniyān，224—651）诸王与英雄的故事。12世纪以后，随着操突厥语诸族群（以下简称“突厥语族群”）的入侵与征服，伊朗民族史诗创作走向衰落，历史史诗和宗教史诗的创作随之兴起。在这一部分，刘英军老师不仅介绍了史诗所载两大传说王朝诸王与英雄的有关叙事，还延伸讲解了诸如佐哈克（Żaḥḥāk）、阿夫拉西亚伯（Afrāsiyāb）等两大传说王朝时期与伊朗人敌对的异族诸王的人物原型，信史时代诸王如达拉（Dārā-yi Dārāb，Darius III）、亚历山大（Iskandar）和萨珊诸王的历史背景。在提及承载这些英雄传说的史诗典籍时，刘英军老师介绍了伊朗民族史诗的代表《列王纪》以及尚未被充分关注和研究的其他一些波斯语史诗。

伊朗王子夏沃什遇害于土兰

（出自《列王纪》四大悲剧之一——夏沃什悲剧）

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的素材包括成书于萨珊王朝晚期的巴列维语文献《帝王纪》（Khudāy-nāmag）、成书于萨曼王朝时期的散文体曼苏尔《王书》（Shāhnāma-yi Manṣūr）以及其他一些流传在伊朗民间的勇士故事等。刘英军老师用“三大部分、四大王朝、四大悲剧”概括了史诗的主要内容，并认为，《列王纪》不仅是波斯文学的滥觞，还对传承伊朗文化和重塑伊朗民族性于伊斯兰时代有着重要作用。除《列王纪》以外，刘英军老师介绍的其他伊朗民族史诗可再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帝王传记，如马斯乌迪《王书》、《古什塔斯帕王纪》、《巴赫曼王纪》（Bahmannāma，Īrānshān ibn Abī al-Khayr，约1100年）等；另一类是东伊朗地方望族（戈尔沙斯帕—鲁斯塔姆家族）英雄传记，如《戈尔沙斯帕传》（Garshāsbnāma，Asadī Ṭūsī，约1063—1065年）、《法拉玛尔兹传》（Farāmarznāma，Marzbān Fārsī，约1160年）、《贾汗吉尔传》（Jahāngīrnāma）、《布尔祖传》（Burzūnāma，约12—16世纪）等。除伊朗民族史诗外，刘英军老师援引萨法、海达·贾森（Heda Jason）等学者的分类观点，分别在历史史诗、宗教史诗（既载宗教传说、典故，也有宗教史内容）中举隅多部史诗文本，以说明波斯语史诗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特征。

二

讲座的第二部分主要围绕波斯语史诗所载东西方文化交流内容展开。刘英军老师从史诗典籍中的经典情节、主题类别等文本本体研究角度出发，结合伊朗与周边诸地文化交流的例证阐释了波斯语史诗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反映出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线索。首先，刘英军老师列举大量涉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史诗经典情节，如《列王纪》载沙普尔（一世）与鲁姆（东罗马）长期战争、阿努席尔旺（库思老一世）联合中国（西突厥）汗灭嚈哒并娶中国（西突厥）公主，《戈尔沙斯帕传》载戈尔沙斯帕奉佐哈克之命出征印度并游历印度周边诸海岛，《库什王纪》载伊朗王族逃亡到中国以及大食人的追杀等，《亚历山大王纪》载亚历山大征服伊朗后继续东征等。刘英军老师将这些经典情节归纳为 “战争”“联姻”“贸易”三种主题类别，清晰地定位了多样情节例证在波斯语史诗中的分布。他进而阐明，在叙事内容基础上，史诗形式、结构、语言特点等要素也体现出伊朗与周边诸地文化交流的事实。

刘英军《文学对民族记忆的重构

——伊朗史诗〈库什王纪〉研究》

中西书局，2021年

波斯语史诗开篇引言多有赞颂真主和伊斯兰先知等内容，正文议论性诗句中亦可见出自《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文献传统的箴言和典故，这体现出史诗在整理和创作过程中，存在波斯语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互识互通。《库什王纪》《亚历山大王纪》等史诗的引言和正文中均载有波斯语史诗创编时吸收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典籍内容和哲学思想，试举一例：《库什王纪》载伊朗王尊崇知识、酷爱书籍，鲁姆王便给他送去包括盖伦（Jālīnūs）《十六卷书》、希波克拉底（Buqrāṭ）《格言》，以及《狄西阿（Daqiyānus）的故事》《彼拉多（Pilāṭus）的故事》等书籍。中国天子、中国可汗、中国美人等在波斯语史诗中也是典型“他者”形象，这说明史诗文本创编之时古代伊朗人与中国人已有密切交往。在波斯语史诗的文本内容、形式特征、思想内涵、创编语境等各个层面，我们都可看出古代伊朗与阿拉伯—伊斯兰、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古代文化中心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和交往。

刘英军老师接着以《库什王纪》为中心，通过三个典型案例具体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在波斯语史诗中留下的深刻印记。首先，该史诗主角象牙库什（Kūsh-i Pīldandān）具有库希特人—库什王国诸王（Kūshiyān，推论于专名库什在古埃及文献和古代两河楔文文献中的记载，以及阿契美尼德时期伊朗人与库什王国的交往和冲突）、以奈姆鲁德为代表的传说中美索不达米亚古闪族诸王（推论于大量穆斯林史地著作与《库什王纪》所载库什—奈姆鲁德家族世系、奈姆鲁德与象牙库什事迹类比等）、贵霜帝国诸王（推论于象牙库什自河中地区拓土至莫克兰、建贵霜城、推行偶像崇拜等史诗叙事）、中国统治者（推论于史诗所载大量古代中国地理信息和中西交通有关情节）等多重原型，是典型的“箭垛式人物”——集成了伊朗人对往昔敌对异族军事首领的多重集体记忆。这一史诗主角形象的生成即为古代伊朗人与其周边异族邻邦多有交往的结果。随后，刘英军老师又通过考察《库什王纪》所载伊朗王族流亡与返国路线以及沿途地理信息与历史上东西方商路紧密的映射关系，更好地说明了史诗所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空间广度。此外，刘英军老师还分享了“骏马出于水”母题在《库什王纪》中的史诗叙事。通过耙梳这个世界性民间故事母题在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诸语、汉语的史地文献、史诗作品、民间传说中的类似记述，我们不难发现，该母题在亚洲诸地的流布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文本实例所体现的民间叙事内部“稳定不变”的要素之所以稳定且平行相关，极有可能要归功于各地类似的故事在长距离文化交流中建立的影响关系。

伊朗王阿贝廷流亡进入新罗（B.sīlā）

（大英图书馆藏《库什王纪》抄本，编号OR 2780）

三

讲座的第三部分，刘英军老师重点回答了讲座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波斯语史诗何以多载东西方文化交流？首先，他认为波斯语史诗传统具有与生俱来的世界性视野。伊朗初民在迁徙到伊朗高原并定居于该地的过程中，对周边广阔地域的人类各族群已有所认知，在前伊斯兰时代就建立了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地理观念——“大地七境域说”，即：大地分为七个区域，伊朗位于中央，周围六个区域是其他族群居所。波斯语史诗继承了这种古代伊朗世界地理观，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大地中央之国伊朗与周边各文明互动。同时，伊朗人及其周边各族群的商业活动、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扩张、突厥语族群的西迁浪潮，都为伊斯兰时代的伊朗人带来大量关于世界各地的信息。这些信息经由穆斯林历史和地理学家的记录与编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公共知识。伊朗人将这些新知与传统的“大地七境域说”结合起来，涵盖当时已知世界（东抵中国、西至欧洲和北非）的新大地七境域说遂得以生成。与穆斯林史地著作编撰相继繁荣起来的波斯语史诗创作，便也在其叙事中呈现出更加显著的世界性视野。其次，波斯语史诗传统在古代伊朗承担一定“记史”的功能，上承古代伊朗宗教与历史文献、早期穆斯林史地文献，下启后续波斯语历史著作，以“诗记史”的样貌被嵌入古代伊朗人记述历史的文献传统中，广泛地将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史事纳入其叙事中。谈及伊朗“诗记史”文学传统形成的原因，刘英军老师认为，伊朗人在长期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口头记述集体记忆的游吟传统；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波斯语格律诗成熟早、地位高，严整的格律和韵律使其琅琅上口，方便对史事的记述和传诵；叙事诗体本身也因联内押尾韵和单行长度短、音节少的特点适于做长篇讲述——以上几点共同促使波斯语“诗记史”文献传统的形成并走向成熟。

伊斯兰时代波斯-阿拉伯语文献载大地七境域

讲座最后，刘英军老师总结道，伊朗史诗传统发端于古代伊朗神话与传说，从口传到书面定型的过程也伴随着伊朗初民迁徙与征战的漫漫历程，故而载有大量古代伊朗人与其诸多异族邻邦之间相互征伐与交往的情节。又因伊朗人的定居地位于五海三洲交汇之处，占据古代世界中央地带和东西方交通要冲，伊朗文化先后经历了与古代两河文明相互冲突与融合、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阿拉伯—伊斯兰征服、突厥语族群西迁，以及蒙古人西征所导致的多次重大文化整合，诸般跨地域、跨族群交往的史事和诸多外来文化元素得以集中投射在伊斯兰时代波斯语史诗的叙事中，记述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容遂成为波斯语史诗传统极具辨识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将波斯语史诗所载有关典型情节置于古代繁荣的东西方交通历史文化背景下做出考察，可以认识到，古代伊朗人自神话时代起就具有的世界性视野和伊斯兰时代波斯文学的“诗记史”传统，共同促成了波斯语史诗的上述特征。波斯语史诗继承前伊斯兰时代伊朗人的集体记忆，借助传统的“大地七境域”地理观，通过真正世界性的视野，以史传文学与奥德赛式冒险传奇相结合的方式做出大量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叙事；通过强调居于世界中心的伊朗和伊朗人概念，起到在伊斯兰时代重构伊朗民族性的作用。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波斯语史诗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和文明互鉴的范例。

评议环节

线下会议现场

王一丹老师从波斯文学和伊朗史诗翻译与研究传承的角度进行评议，并肯定了刘老师多年研究成果的重要价值。首先，从波斯文学传入中国并形成研究传统的历程来看，波斯语史诗的翻译与研究历经了诸多艰难和不易，刘英军老师继承了张鸿年等前辈学者的衣钵并取得突破，让人们看到除《列王纪》以外的波斯语史诗在类型、功用和文本等方面的多样性，把《库什王纪》等史诗带入中国学者和读者的视野里。其次，她指出，波斯语史诗的发展在略早于伊利汗王朝的时期出现向历史史诗类型转向的趋势。《诸王之王纪》（又称《成吉思汗纪》）、《胜利之书》等历史史诗大多描写真实历史人物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经历，反映了波斯语史诗传统自肇始之初就关注史事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内容的特点，以其解释性、讲史性的创作延续了伊朗的“诗记史”文献传统。该传统一直延续至近代，为学术界的历史、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文献材料，学界应多加关注并广泛开展研究。

陈岗龙教授认为，从“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的讲座主旨来说，本讲内容十分切题，是“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的典型研究范例。第一，从史诗的传统分类和东西方史诗大传统来看，波斯语史诗是伊朗现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故而以古代史诗文本翻译为基础展开的研究十分难能可贵，刘老师的分享呈现出除已进入学界视野的经典文本以外巨大的波斯语史诗遗产存量。第二，从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来看，讲座中涉及的文化交流例证因真实可靠而具有说服力，是能够直接反映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的文本内容。随后，陈岗龙教授评议了其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史诗作为文学文本毕竟不等同于真实历史，而刘英军老师借助语文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很好地跨越了史诗与历史研究天然的“鸿沟”，以史料旁证和史地信息说明史诗文本的可溯源性，以外部典籍和文本叙事的线索补足诗记史传统的文化语境里史料的断层和匮乏，两方参借相得益彰，考证过程也清晰明了。最后，回归到史诗形成、流变、发展的话题上，陈岗龙教授认为本讲清晰地展示了史诗功能与时代变迁的同步性，也从史诗格律、文本结构、哲思内涵等口头和书面传统的研究范畴厘清了波斯语史诗之所以大量记述东西方文化交流内容的内部与外部原因，把波斯语史诗最重要的特质呈现了出来。结合他本人对蒙古史诗的观察，他认为，蒙古史诗和波斯语史诗两个史诗传统对地理的描述呈现出“真实地理记忆”和“诗性地理记忆”的差别，也呈现出背后宗教文化传统、口传技艺传统等诸多个性化差异，可比性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