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48期在线上举行，主题为“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张西平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本次讲座为 “西方知识形态在中国”系列活动之一。

讲座伊始，张西平老师首先介绍了西学汉籍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演变历程。中国文献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学问，西学汉籍文献学应用了其主要方法。就研究对象来说，在中华文明的长期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两次较为集中的外来文明影响。第一次是来自印度佛教的传入，《大唐西域记》《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校注》等文献都记录了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另一次是晚明以来欧洲基督教的传入，即从晚明万历年间到清代乾隆时期，大约是1552—1798年的近三百年时间。后者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在文化与精神上的第一次真正相遇。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认为，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美国汉学家孟德卫（David Mungello）也将这一时期称为“中西文明伟大相遇的时期”。这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明的对抗格局是迥然不同的。当前，国内学界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集中于唐代丝绸之路时期或晚清以后，而对明清之际近三百年的文化交流关注不足。

对原始文献的整理是开展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就明清之际而言，如何概括晚明以来由外国传教士、中国信教文人撰写的介绍西方文化的各类著作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相关文献，学界尚无统一定论。张西平老师认为，无论是从学术内容还是呈现形态来看，用“西学汉籍”的概念来总括这类文献较为稳妥。这类文献不应被局限于“天主教文献”的狭义理解中，而应综合运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西方汉学史乃至全球化史的宏大角度加以考察。同时，这类文献也不应被简单归类为“传教士汉籍”，因为其中也包括中国士大夫、文人信徒乃至佛教徒与天主教论辩的文献，还包括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或寄回的中国古籍，甚至包括辞典、字典等工具书。这些文献共同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接着，张西平老师着重介绍了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在全球范围内的主要馆藏地及出版情况。第一部分是梵蒂冈图书馆所藏西学汉籍。这些古籍主要来自四位传教士的收藏。其一是比利时的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85年，柏应理从中国回到欧洲，并将400余册中国古籍献给教宗，其中包括145种西学汉籍，数量位居传教士之首。其二是意大利方济会士康和子（Carlo Orazi da Castorano）。他是天主教在山东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中国生活多年，带回了许多较为独特的书籍，如方济会士石铎琭（Petro de la Piñuela）的《听弥撒凡例》《默想神功》、奥斯定会传教士白多玛的《要经解略》等。目前，大部分关于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主要使用耶稣会的材料，对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材料掌握不够全面，这也反映出康和子所赠文献的珍贵性。其三是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他最初在江西传教，后因采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索隐式解释而受到康熙的关注，随即前往北京。傅圣泽带回的古籍“选择之善，卷帙之多，前此西士无能及之者，现在分散，其中一部分藏在国王内阁，其余则散藏于法、英、意三国公私书库中”。这批古籍受到法国汉学家的重视，进而推动了法国汉学的兴起。如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所言，傅圣泽的藏书是那个时代“一位欧洲人完成的最大宗最上乘的收藏”。其四是意大利早期汉学家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他的藏书主要是各类词典，其中大部分是珍贵的稿抄本，堪称梵蒂冈图书馆中文文献的镇馆之宝。目前该馆藏稿抄本汉外词典共计24部，涉及5种欧洲语言。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

[法]伯希和編，[日]高田時雄校訂補編

中华书局，2006年

1922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受梵蒂冈图书馆之邀，对上述西学汉籍进行了最早的编目，即《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编写目录仅耗时一周，虽相对粗糙，但不失为一种原初的尝试。随后，高田时雄在此目录基础上，先后完成《梵蒂冈图书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两个细化的版本，其中，后者包括了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至此，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具备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图书目录。

第二部分是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西学汉籍文献。1984年，美国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陈伦绪神父（Albert Chan, S. J.）编著的《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处藏汉和图书文献目录提要》在美国出版，共著录224种文献，基本涵盖了耶稣会档案馆的主要文献。在此目录的指导下，他们又相继出版了第二卷、第三卷目录。其中，第二卷包含中国古代典籍文献、西文文献、西学汉籍各35种、5种、150种，第三卷包含中国古代典籍、西文文献、西学汉籍各10种、7种、19种。归结起来，耶稣会档案馆藏西学汉籍共计414种。2002年，由钟鸣旦、杜鼎克主编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在台湾出版，编入98种西学汉籍，其中既包括传教士所编著作，也包括信徒儒生所写文献。尽管这些已出版文献仅占耶稣会档案馆所藏全部西学汉籍的小部分，但其中许多文献均为首次公布，对于拓展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视野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张西平老师以药学著作《本草补》为例，说明了上述文献的独特学术价值。最早将西药理论传入中国的是满文本的《西洋药名》，其中论述了西方流行的药品及常见疾病的病因、病理和治疗方法，这本书也成为传教士们介绍西药学知识的重要参照。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石铎琭出版《本草补》一书，进一步促进了西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中国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评价说：“自邓玉函、罗雅谷诸人所译《说概》、《图说》为西洋初次传入之两部解剖、生理学书，而《本草补》则为西洋传入药物学之嚆矢，与邓、罗之书可称鼎足而三。”《本草补》的问世，说明西学汉籍的主题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白晋所编《中国现状记·满汉服装图册》

第三部分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学汉籍文献。该馆所藏的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在数量上超过此前两处，这主要是由于法国耶稣会入华人员增多，汉文写作能力也在提高。1697年，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携带康熙赠予路易十四的22种、49卷汉文刻本返回巴黎，皇家图书馆将其登记入册，法国收藏中文典籍的历史至此拉开序幕；1700年，洪若瀚（Jean de Fontancy）带回12册满汉文图书；而其后返回欧洲的傅圣泽带回的书籍数量更多，在《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中登记为85部。这些书籍极大充实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西学汉籍的藏书规模。目前，关于该馆所藏西学汉籍总量的统计仍未完全结束。古郎所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日韩书目》对系统整理这批西学汉籍文献提供了基础，该书目专辟一章统计中国天主教文献，但这并非该馆所藏的全部西学汉籍文献。而钟铭旦、杜鼎克、蒙曦于2009年在台湾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共收录了191种西学汉籍的历史文献，对于推动研究明清天主教史、西学汉籍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仍有大量文献尚待整理和研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反映驻中国耶稣教会历史情况的重要文献。其一是满汉拉丁文抄本《1700年中国康熙皇帝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简要回答：儒教学说与尊祖敬宗》，涉及传教士对中国礼仪的描述、康熙皇帝的御批及其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其二是满汉拉丁文抄本《康熙皇帝谕旨》，记录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武英殿刻印要求返回欧洲传教士重返中国的谕旨。但这两部文献尚未正式出版。系统整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西学汉籍仍是未来的重要任务。

第四部分是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西学汉籍文献。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法国耶稣会士南格禄（Claudius Cotteland）委派司铎梅德尔（Mathorinus le Maitre）在此置地。随着耶稣会修道院的教学需要增强，传教士陆续在此收集图书以供参阅资料。徐家汇藏书楼充分反映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重镇的地位，特其中的西文汉籍文献别具特色。1881年，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出版了著名的《西人论中国书目》，其主要参阅资料正是徐家汇藏书楼的书籍；近年来，由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örn Löwendahl）编撰的《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入藏，也大大丰富了徐家汇藏书楼的西方汉学著作。

目前，徐家汇藏书楼的西学汉籍分藏于中国台湾辅仁大学和上海图书馆。1996年，钟铭旦等首先编辑并出版了辅仁大学的藏书，列入《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后又出版续编，总计出版121种西学汉籍文献，其中包括许多过去从未出版的重要文献。例如，此书第一辑收录的《斋旨》就是一篇此前从未刊出的利玛窦著作。这一现象也说明学界消化和研究西学汉籍的速度已经滞后于这些文献的公开出版进度。

最后，张西平老师简要阐述了西学汉籍整理史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未来展望。这项工作最早始于晚清民国时期。1890年，王韬编撰《泰西著述考》一书，提及来华传教士102位，撰写西学汉籍224种；1895年，梁启超编写四卷本《西学书目表》；1899年，徐维则编写《东西学书录》，收录清末出版的译著书刊572种。这些书目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西学汉籍整理中所作出的贡献。

1500—1800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西学汉籍？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基础性的统计工作。目前，学界认为收录最全的应为徐宗泽神父所编的三个书目，他在《徐汇书楼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中共列举1305种西学汉籍，但重复率尚未统计。钱存训则在《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一文中提出，到1790年，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译著共出版了437种。但总体上看，目前关于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统计和整理工作，特别是《明清间西学汉籍总目》的编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徐家汇藏书楼馆藏

《中华箴言录》

徐家汇藏书楼藏有下册《论语》前五章

陈垣先生指出，应像《开元释教录》那样编出一本基督教文献总目，应像《宋高僧传》那样编出一本来华传教士总目。这些期盼的指向均是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也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不仅是由于明清之际的文献数量大大超过此前印度佛教传入时的文献量，来华传教士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印度来华佛教徒的规模，更是由于文本解读的困难性——学者需要同时精通多门西方语言和宗教，才可梳理基础性编目，进而开展深入研究。张西平老师总结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新一代学者不能仅仅追求个人研究成果的流芳百世，更要深耕基础文献领域，促进代际积累和传承；要基于全球史观的宏大视野，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视为一个整体，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发展。

评议环节

讲座现场

评议环节，欧阳哲生老师认为，张西平老师为有志于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导引和指南。与以往出版的目录相比，张西平老师及其团队所编书目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学角度，从科技、天文、历法等多个领域选取文献，极大拓展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范围和视野，为非宗教领域的学者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互动环节，张西平老师就20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澳门的西学汉籍研究等问题进行了逐一解答。他指出，中学西传与西学汉籍是传播方向相反的两个研究领域，但前者的目录学研究工作也不够充分。他勉励年轻学者应注重编写基础目录，因为2这是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