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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02】黄进兴:历史的转向——二十世纪晚期人文社会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

发布时间:2016-09-14

2016年914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三期第一场在在人文学苑1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进行题为“历史的转向——二十世纪晚期人文社会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是黄院士“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讲座的首讲,也是北大文研讲座系列活动之一。讲座由文研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教授担任评论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等众多师生到场聆听。


黄进兴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近期又担任了中研院副院长一职。此次来到北大主讲“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讲座是黄院士担任中研院副院长后的首次出访,意义非凡。


黄院士首先提出,“当代史学的进行式”是一个内涵广泛的题目,以此为视野有助于思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问题。此次系列讲座包括的两个子题,都是史学可以涵盖的问题,也都牵涉到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本次讲演将主要涉及19世纪以来学术史的诸多问题。


欧洲人习称19世纪为“历史的世纪”(age of history),黄院士认为这代表了历史的思维在当时代替了神学或哲学,成为主导欧洲学术思想的原则。当时的社会科学普遍流行“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反映了史学对酝酿过程中的社会科学的强大影响。以致兰克史学在英国的代言人艾克顿(Lord Acton)在19世纪末的讲话中认为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和方法,也是每一门学科都必须应用的方法。而也正是从19世纪末开始,羽翼丰满的新兴社会科学开始质疑进而抨击“历史的方法”。如古典经济学派缅格(Carl Menger)于1989年与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Gustav von Schmoller)关于“历史方法”解决经济学问题有效性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韦伯的时代。


黄院士提出,20世纪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逆转变化的分水岭。以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为首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积极提倡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讽刺当时的史学大师蒙森(Theodor Mommsen)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惠灵顿(Johan Huizinga)认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若懂些社会学、人类学,其对希腊文明的理解就会好多的。同时,兰克学派的集大成者伯明翰(Ernst Bernheim)在晚年修订其史学方法论巨著时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承认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法国的年鉴学派则积极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其两位创始人费夫雷(Lucien Febvre)及布洛克(Marc Bloch)均是涂尔干社会学的信徒。种种情况,都反映了20世纪社会科学声望日隆,对史学形成压迫的情况。


此时,正值发轫的中国现代史学,在重视社会科学方法一事上与同期欧洲史家如出一辙。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甚至本土史家吕思勉也认为清代章学诚之所以无法达到现代史学的地步,主要是因当时没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在教学制度上,朱希祖首先将社会科学作为北大史学系的必修科。黄院士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他回忆读书时社会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选一门修习)也被列为必修课,当受北大此项制度影响。


但是,上述标榜“新史学”者似乎都未意识到社会科学与史学的潜在紧张性。社会科学向史学提供方法论与解释框架,而社会科学家仅希望史学家整理材料,将后者降低到图书馆员的地位。另一方面,此时的社会科学侧重系统的分析,时间因素不受到重视,受其影响的历史分析也出现缺乏历史感等种种问题。


史学与社会科学此种单向的主从关系,随着20世纪中期社会科学危机的到来,而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60年代末叶,社会学界开始质疑本门学问的信度,史家对社会科学的片面倚赖遂画上休止符。同时,历史考察的重要性再度受到重视,社会科学开始“重新发现历史”,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此种趋势先发于自然科学史领域。孔恩(Thomas S. Kuhn)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冲击了学界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了解。社会学愈发重视历史的向度,将研究展延到前近代社会:如以色列爱森思大(S. E. 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制度》(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1963)与史可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和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ence, Russia, and China, 1979)。这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常被视为韦伯的延伸。


在史学领域,一再被贬抑的叙事传统日益开始受到重视,以致出现“叙事回归”(return of the narrative)的口号。这种风气的改变在年鉴学派的第二、第三代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史写作方面,史景迁以优美的叙事打动了美国读者,广受欢迎。而历史人类学的典范之作——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 1985)处理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结构与个人无法兼容的难题。在其眼中,结构的变迁是“事件”积累造成的,这不仅洗刷了“事件”的污名,也奠定了“叙事”在理论范畴中的地位。


黄院士同时强调,“历史的转向”不是回归19世纪的“历史主义”,它同时要求对以往史学进行一连串“反思”。如国家、民族、社会以至时间、空间、时序等种种概念均由特定时空情境造成。如布迪厄所说,历史学家用“当今通行的词语去阐述历史现象,而这些词汇在当时或者尚未出现或者另有他意。”在当代研究中,如安德森对民族国家客观性的质疑,及沈松侨、王明珂对黄帝神话的结构,都是对史家习用概念考镜源流的佳例。黄进兴院士最后提及尼采的名言,强调历史学家不会具有凌空环顾的能力,在深入了解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对“视野”进行反思应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彭刚教授的点评就黄院士的论题——20世纪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恩怨情仇”展开。彭教授提出,20世纪初是鲁滨逊“新史学”的起点,此时历史学面对着自然科学的压力。“新史学”宗旨是要求历史学不再固步自封,而这一进程的深度和顺利程度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二战之后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即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部分。此时的史学居于“产品链”的低端,一方面将整理好的史料作为原材料供给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消费者。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末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塔尤》被认为是引导“叙事的转向”的重要著作,它的作者勒华拉杜里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原本提倡使用计算机对史料进行量化统计,其研究机构不称“工作坊”(workshop)而称“实验室”(lab),并声称“历史学家不作为计算机程序员,他就一无所是。”从勒华拉杜里治学理路的转变亦可看出20世纪末期人文研究风气的变化。


彭刚教授进而将话题转到年鉴学派:认为其特征是讲究分析、结构、问题导向而非事件的史学。他们认为传统史学“叙述”的策略是一种历史哲学——即认为个人偶然性的时间最终造成历史。布洛克和布罗代尔关注的则是时间过程中的人类。彭教授最后指出了布罗代尔三个时间层次论述的问题:政治事件的时间、经济的时间、地理的时间,每下面一层决定上面一层,而上层无法对下层产生影响。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地理的、环境的、经济的因素无法完全决定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而单纯的生态、人口要素变化无法形成具体的历史印象,由此造成一种缺乏历史感的史学,无法满足人对于过去人类如何生活的关切和好奇。这也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研究取径产生“从地窖到阁楼”变化的原因。

 

撰稿胡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