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二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做了题为“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的讲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讲座，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担任评议，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加讲座。

黄进兴教授从兰克出发展开了报告。兰克在西方史学史上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成为屡遭后人批判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众所周知，兰克是公认的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创立了科学史学，并且他的一生都在做国别史。可是，他的晚年却转向了普世史。普世史是古老的体裁，相反民族史则是比较晚近出现的。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和基督教的教会史都是普世史。兰克的转向说明他仍然深受传统基督教史学的影响。

但是兰克的普世史与传统的普世史并不相同。18世纪普世史由于商业的原因而盛行，但畅销的背后缺少学术上精细的考证。哥廷根学派也对过去的基督教普世史十分不满，但是他们把普世史变成了哲学。启蒙运动时期，普世史非常流行，比如康德、赫德、黑格尔等。康德的崇拜者席勒也做世界史，他强调进步、理性的观念，用哲学的观念来关涉世界史。兰克与他们不同，兰克不是不懂哲学，相反他在哲学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他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两种途径——历史的和哲学的。兰克所注重的与启蒙运动中的普世史实践者不同，他做了很多国别史，他认为世界史不是民族史的简单汇集，而是要看到民族之间的关联。兰克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叫“历史的时刻”，他认为“历史的时刻”最能够展现一个民族的精神。他认为民族史有两种做法，一个是从狭隘的我族的概念出发，另一个是时时刻刻想跟世界史连接的，他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历史。可见兰克的民族史研究一直是为世界史作准备的。

一般的民族史研究是不涉及分期的，但是在世界史中分期是一个大项目。上古、中古、近代的概念来自于17世纪西方的分期意识，而在此之前的“四帝国分期”则是从基督教《旧约》中来的。到了18世纪，很多历史学家采用的仍然是四帝国分期，而兰克则采用的是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因此他的世界史不从上帝创世纪开始，而是从古埃及开始。兰克之所以在史学上最大贡献集中于近代以后，是因为当时档案的大量开放为他对外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我们都知道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观念是从西方来的，但这种观念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产生于19世纪。兰克对基本资料的注重有很多影响。首先，兰克不谈世界起源，因为没有材料就不能进入历史的视野。其次，他跟黑格尔一样，把中国和印度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这在今天看来是退步的，但是在19世纪新的历史观念导致了兰克的这一做法。他们认为中国“言必称三代”的历史更多的是传奇，并没有时间进程的观念，因此也不能进入历史。

兰克一生中最不为人看重的作品就是世界史。他提倡严谨的历史的方法，但是他的世界史没有达到自己提倡的标准。首先，他的世界史很少利用原始材料，这大大违背了他自己的史学标准；第二，他的政治史观饱受批评。兰布希特的文化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出现夹击着兰克。后来发展出来了新兰克学派，人们常把新兰克学派与兰克史学混为一谈，其实两者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新兰克学派强调国家至上，但是兰克则强调民族高于国家。总之，兰克的世界史很快衰落。

世界史的再次流行是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重要人物和著作的出现促进了世界史的流行，这就是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但是这种流行主要是在坊间，而非学界。斯宾格勒与汤因比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是文化形态学，与兰克截然有别。世界大战使人们认识到应该放弃世界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两三年后，一个专业的世界史家出现了，这就是麦克奈尔。在麦克奈尔之前，世界史从来不是历史学家的本业，而更多的是业余者的爱好。麦克奈尔在世界史上有着重大的突破，促成这种突破的是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史如今大盛，但是也遇到了一个劲敌，即后现代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时间观与传统史学不一样，它着重于断裂、不延续，这与全球史的基本假设相互冲突，更不要说后殖民主义的开山祖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认为全球史无非是将西方史套用到了东方。

（撰稿：熊昕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