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5日下午，德国当代知名史学理论学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作了题为“Historical Thinking – A Vision for the Future”（历史之思——面向未来的视角）的讲座，文研院首批驻访学者之一、德国图宾根大学汉韩学系助理研究员曹晋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健副教授等近三十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吕森教授1938年生于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今国际史学理论界、历史教育界以及历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波鸿大学、比勒菲尔德大学、埃森高等人文学科研究所长期进行教学研究工作，他也为建立德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维藤/海德克大学（Witten/Herdecke University）做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多部著作和论文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受邀在世界各地访问讲学，中国包括台湾的史学界对他的史学理论和历史思想十分关注，他的中译代表作有《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吕森教授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也不仅仅是大学里一门课程，也不仅仅是图书馆里的一类书；历史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个面对自己历史的文化。他的研究出发点之一是德国社会在二战之后如何看待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这些看法如何影响了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吕森教授对这些在德国尤为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和细致的研究，这使他在德国乃至世界上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和学界的尊重。此次在文研院的讲座，是他近年来对于历史哲学的最新思考。

首先，吕森教授以一中一西两个例子开始，阐述了历史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能：一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亨利王与华列克的一段对话，二是清代乾嘉时名幕汪辉祖对历史的认识。吕森认为，历史是在变化中作为导向的时间概念。实现这一“导向”的方式有四种：遵循传统、以史为鉴、变化可被视为改善世界的良机以及变化可以是全新的开始。

接着，吕森教授分析了自18世纪末至现代，人们对历史的观念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即经历了“加速”、拓宽了知识的范围、世俗化以及专业化。历史是时间化了的人性，是人类的时间维度，历史就是人类的“γνῶqι σαυτὸν‚ recognize yourself”（认识你自己）。在今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类作为普遍历史（universalhistory）的框架已由最初的思辨观念成为了现实，从而可以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认识历史（Geschichtswissenschaft）。

那么，历史在当下面临着哪些挑战？吕森教授认为，挑战在于五个方面，即全球化、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于西方现代性（modernity）的拒绝以及“无意义”（meaninglessness）和“创伤”（trauma）的经历对意义造成的破坏。

面对上述挑战，目前已出现了若干“有问题的应对”，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创伤”论等，吕森教授对这些应对一一作了批判。他首先否定了各种“后……主义”的魅惑，并指出，从“实质的历史哲学”到“形式的历史哲学”转变中，历史却不见了；在“创伤”记忆话语分析中，真实的过去消失于记忆之中，即历史哲学变成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理论。

吕森教授

批判过后，吕森教授提出他的解决之道——构想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他认为，现在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存在着三种互相排斥的历史哲学：它们是“实质的历史哲学”、“形式的历史哲学”和“功能的历史哲学”，而三者应该得到“中和”（intermediated）和“综合”（synthesized）。具体的作法有三：首先是要重塑“实质的历史哲学”，这就需要人类学的基础，运用人类生活中时间变化的人类学理论——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其次，要将“形式的历史哲学”概念化为意义形成的进化论；第三，历史记忆或文化记忆应该获得“历史文化”理论（Geschichtskultur）的形式，从而可以被理解为或重塑为“功能的历史哲学”。这一新的历史哲学结合了另外两者，即功能综合了内容和形式。

最后，吕森教授展望了历史思考的全新范畴和基本策略。他指出，首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接受和对待过去某些事件的创伤性。他给出的答案是：将“非人性”（inhumantiy）纳入历史变革的人类学基础；将“无意义”纳入历史意义的判据；在思考过去及其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意义时，在“人之施为”（human agency）的内外，别忘记考虑“人之受难”（human suff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