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30日下午，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之邀，，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进行题为“善书、道德反省与宗教伦理：近世中西方法的异同”的讲座。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与近30名师生参与了讨论。

李弘祺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教育史及思想史，主要学术著作有《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东亚的教育与科举》等。

李弘祺教授指出，在中国，传统宗教思想与实践的影响非常有限，长期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宋元以后，儒家恢复了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儒释之间的交流也提升到更系统的层次。大致在明中叶，中国的思想逐渐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功过格、劝善簿、善恶簿的大量出现便是一个缩影。

以表格的形式记录下来一个人每天的功与过，并给予每一件事情一个中肯的评价。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对于自己每天是否做到明辨是非有个大致的概念。这样的表格通常称作“善恶簿”，在英文中也常被翻译为记录优缺点的簿子，即“功过格”（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李教授援引了丰富的史料（如海瑞、吴廷翰、东林学派的例子），向听众展示了明代善恶簿的景象。

李弘祺教授指出，在西方，大约相同或略晚的时候，传统基督教受到来自启蒙运动科学及理性的挑战，人们开始摸索新的道德思想的基础。富兰克林所列举的十三种美德便与天主教的传统七美德明显不同，他同样以功过格的形式，每日对自己的德行进行反省并做出记录。这反映了18世纪的学术氛围，在一个知识人日渐世俗化的世界，人们很难在其中为伦理道德找到可靠的根源。

随后李弘祺教授又将视角拉回到中国，认为魏晋玄学的讨论中也体现出了宗教色彩，这场意义深远的讨论开始于13世纪并且持续到了18世纪。在李教授看来，整个明代其实也是一个受宗教影响很大的时代。日益普及的“三教合一”理念给大众的的生活和信仰带来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人们相信儒释道三教之间基本的道德观念、对于精神生活信仰的重视是基本一致的。换言之，在15到18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强烈的宗教情操，而这种情操导致了同样强烈的对于完善个人精神生活的追求，特别是对于学者来说，每天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做得好或不好的行为，并且在此基础上用表格进行整理和反思，已经变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课。这种每日记录与自我反省的善恶簿也为一部分普通人所学习使用，形成一定风气。李教授认为，广泛使用诸如善恶簿、劝善簿式样的图表，既增强了人们对于完美道德生活的期许，也使得思想在高度专制的晚明时期得到了暂时的释放。

在18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上帝逐渐从大众信仰中退出，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哲学家所讨论的道德，出现了一种道德感哲学。这在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均有体现。相似的道德感哲学在中国思想中也有出现，比如孟子的“恻隐之心”、王阳明的“良知”等。李教授还特别提到一本西方流传颇广的善书：《治家经济》（The Economy of Human Life），它与当时中国的善书非常相似。此外，在17世纪以后的西方学校教育中，也出现了记录学生平日表现及操行的功过格，这同样体现了对个人道德完善的关注。

李弘祺教授进一步指出，几乎同时期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仅仅是偶然，但两者可能都反映了思想转型时期一种主流的社会焦虑。在中国，这种焦虑体现在从偏理智导向的朱子理学思潮到一种更加重视直觉或者说是带有原始宗教探索性的神秘主义思潮（心学）的过渡过程。在稍晚的欧洲，德育正从宗教的根基中被切割，由此他们也开始展开对新的道德基础的探寻。表面看来，两种知识情境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但是两者都在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重叠了，那就是两者都在严格地面对宗教，甚至宗教性。

因而，不同于中外比较历史研究中通常着眼双方之“异”，李弘祺教授则从道德思想层面切入，将13到18世纪的中国与15到18世纪的欧洲进行跨时段的历史比较，通过结合各自的背景和援引丰富的史料，从中发现双方“异”中之“同”：作为德育的一部分，宗教性同时在中西方受到关注。这也将启发人们关于道德生活的基础的深入思考。“功过格”这一道德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古典的德性修养转变为外显的规范要求。

在互动环节，李弘祺教授对于宗教与宗教性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宗教是一种实践或制度，而宗教性则关乎生命的来源与去向，涉及到如何摆布自己的生活等问题。邓小南教授指出，在宋代官员考核中已出现了“功过分数”，这一官方的实践性做法与明代民间“功过格”的出现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文：杨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