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6日，“北大文研讲座“”第十七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成功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法国大学研究院青年院士汲喆教授以“回到日常与重建当下——禅宗与现代人的自我建构”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老师参与讨论。

在上一讲“作为宗教的朝圣”中，汲喆教授主要处理的是事实层面上宗教对现代性的适应，本讲则从意义系统入手，指出宗教价值在面对现代危机时所做的努力。

汲喆教授首先界定了研究问题，他指出20世纪的佛教史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佛教由出世向入世的转变。这一问题来自韦伯的“佛教是一种出世的禁欲主义宗教”，同新教相比，在面对资本主义时，佛教如何转型成为首要问题。他们往往接续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讨论宗教对政治、经济的参与，建立佛教与西方科学、哲学的对话。但汲喆教授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韦伯的讨论基于理性化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后，加尔文教的特征不再突出；另一方面，从佛教自身来说，超验和现世的紧张关系亦非截然二分；更为重要的是，宗教应该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条理化和秩序化作出回应。由此说来，由出世到入世的讨论是简化的，关键问题在于宗教与生活世界的关联，它如何界定日常生活的价值。

接下来，汲喆教授用两个案例具体解释了这一问题。第一个案例是净慧法师和柏林禅寺对生活禅的推广。柏林禅寺是对现代社会持开放性态度的一个典型，它早在1992-93年便提出生活禅的理念。净慧法师认为“提倡生活禅，是试图在佛教众多的修持法门中选择一种既能达到明心见性、解脱生死的终极目的，又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环境的修行方法。”在汲喆教授看来，生活禅是把日常生活审美化、伦理化了，它以非常现象学的方式描述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如诗如画的真善美，进入禅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出世的苦行便没有必要了。在他们的表述中，“青山是禅，大地是禅；信任是禅，关怀是禅；善意的微笑是禅，热情的帮助也是禅”，日常生活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禅是个体用意识和审美体验到的现实。更进一步，日常生活的价值和目标被交给每个个体，表达出强烈的自我规训：“只要你每时每刻观照自心，每时每刻观照当下，就能够把修行落实于当下”。通过对当下的思想保持反省性的关注，信仰的原则得以贯彻，对当下的强调，又使得日常状态掌握在主体的身体、意识和行动之中，克服了意义系统的断裂。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禅法取自于祖师禅，对传统的记忆也赋予了它宗教的价值。

第二个案例是一行禅师在法国创办的梅村禅修中心。他提出正念禅，以回应生活禅操作困难的问题。所谓正念禅，是通过正念恢复自我，把分散的身心合而为一关注当下的禅法。它包含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比如提示性的偈语（“启动马达之前，我知道我去哪里，车与我一体，车快我也快”）、关注呼吸、行禅和听钟等方式，它尤其强调当下的体会，取消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和指向。

这两个案例显示出宗教对当下的浓厚兴趣，要回答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先了解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关系。传统禅宗的日常，往往是指僧人在寺院中不得不进行的物质性生产，它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时下禅宗所讲的日常，不特指僧人，而是所有人都需面对的世俗生活。常，不仅是例行化的重复，更是线性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形塑。现代生产的节奏改变了自然节律，理性的、直线性的时间取代了自然重演，时间在不断流淌，看似一切都在变化，可变化的形式却是不变的，这造成时间的空化。同时，日常生活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身份和制度拼凑而成，每个人的自我和连续性都面临着粉碎化和瞬时化的风险，缺乏整体上的自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日常是“时间”被现代结构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时间的概念是未来取向的。时间变成根本秩序的基础，生活是时间中事件的链条，当下是临时的、可变的位置，过去和现在的意义都由未来所决定。而未来又是一个视域，它永远不会达到。

然而，对于未来取向的现代时间，例行化的日常生活对它是一种挑战，这本身构成了现代性的悖论。向前的、未完成的、向未来开放的生活恰要通过自身的例行化落回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弥平了时间的线性特征，过去、现在和未来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当下的叠加；它反映在自我主体的身上，把时间性化入生活，重建人与世界、自我的关系。

这看似是一条出路，对日常生活和当下的强调，在历史学和哲学的语境下，能够终结面向未来的时间吗？汲喆教授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把握当下的要求和对未来、过去的取向并不对立。当下没有超越的视域，正是过去和未来给了它意义。现代性的未来取向并不取消当下，它只是削弱当下与过去的联系，加强其与未来的关联。现代性正是来自于当下与未来的紧张，以及对紧张的诠释。它表现为两种形态：基于对过去否定的当下主义产生了历史相对主义，当下仅仅作为满足狭隘、藐小的生活享乐，人们陷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沉沦状态。而对未来的强调也产生了另一种当下主义，把未来当下化，发展出责任原则和预防原则，强调当下就要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事实上，当下对于未来和过去都欠了债，很难证明未来取向的时间性失去了价值。20世纪以来，当下事件的立刻历史化（911事件）、危机和批判意识，无不反射出现代性的时间性危机。

汲喆教授认为，禅对当下的强调，与当下主义对现代危机的克服不期而遇。他进一步指出禅如何赋予当下以意义：在知性层面上，现代性隔绝了自然，世界成为个体用理性和自我意识加以把握的对象，自主性正是个体遵循程式化的理性思维，对立、负责地反思自身的活动和过程。宗教对当下的强调，切断向前的意识，它拒绝用理性来看待自然和自我，放弃经验的建构模式，突出静观，直接把握当下的完满性。另一方面，当下之所以能够成为意义的中心，也有传统和宗教意涵。保持对当下“自我”和“事件”的感受就是觉醒，佛陀和祖师曾揭示并如此实践，以此达到解脱。

讲座的最后，渠敬东教授总结了汲喆教授的发言，他认为汲喆教授虽然讲的是宗教，但我们并不陌生，它本质上是对现代处境的刻画。汲喆教授非常带有法国味道的研究和讨论指出后现代对于超越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观点，但他并不满意，他似乎认为真正的出路可能在宗教中。然而，宗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面对现代生活生长出的新形态。不论是禅宗还是新教，它的启发绝不在于重建宗教本身，而是要理解建构新宗教的机制，理解它的意义体系和组织方式，以及它对现代问题的调试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