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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26】米歇尔·赞克:中世纪行吟诗人——诗歌与爱情的诞生

发布时间:2017-03-18

2017年3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米歇尔·赞克教授(Michel Zink)作了题为“中世纪行吟诗人——诗歌与爱情的诞生”的演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主持讲座,远东学院代表杜杰庸先生(Guillaume Dutournier)致辞,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致欢迎辞,北京大学法语系周莽副教授翻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法语系秦海鹰教授等出席活动。

 

董强教授

 

董强教授作了开场致辞。他介绍道,赞克先生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中世纪文化专家之一,荣膺法国最高的讲学机构法兰西公学院中世纪席位,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终身秘书长。董教授感谢远东学院对本次讲座的大力支持,并感谢文研院为本次讲座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支撑与交流场所,同时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中国诸位杰出学者参与对话。

 

渠敬东教授(右)和周莽副教授(左)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做了开场讲话。他代表文研院邓小南院长和北大师生向赞克教授表达热烈欢迎和由衷敬意,也盛赞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是很崇高的学术殿堂:大师们的作品为人们照亮了远久的历史星空,他们为我们呈现的中世纪图景使得现代人不仅只用当下的方式来理解生活,还能欣赏到人类历史的完整图景。渠教授也介绍道,北京大学在中国现代变迁中再造传统,以学术担当天下,在中国学术汇入世界潮流中起到很大作用。渠教授表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集聚海内外学者,希望赞克教授早日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来到文研院。

 

杜杰庸先生

 

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杜杰庸先生在致辞中表示非常荣幸邀请到赞克教授来北京讲学。赞克先生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之一。中世纪是法国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文学文化与国家认同当中,中世纪首次开始脱离拉丁语的影响,并使用法语从事文学写作。不可否认的是,中世纪的法语和现代的法语区别很大,一般人只能通过翻译和研究者的阐释才能充分理解文本。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的负面评价也增加了现代人对中世纪的隔阂,但正因为这种隔阂,中世纪文学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让人重新发现,例如在浪漫主义时期,它就成为浪漫派进行创作的源泉。赞克教授是发现中世纪文学不可估量价值的学者之一,其关于中世纪文学的作品总能给人以很大启发。杜杰庸先生称赞赞克教授不仅醉心学术,而且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很善于讲故事,他的课堂总能吸引很多听众。最后,杜杰庸先生分享了一个他和赞克先生的趣事:近几日陪教授在老胡同散步的时候,教授突然兴致大发,朗诵了一大段中世纪的诗歌,把北京胡同变成了现代游吟的场所。

在正式演讲之前,赞克教授表达了他深受触动的欣喜之情:北京大学是一座久负盛名的校园,更是一座颇为契合他心意的校园,因为北大给予人文学科的研究如此重要的位置,并如此重视法国研究——毕竟与中国相比,法国只是一个很小的、遥远的国度;他也为自己受到如此的敬意而深感触动,觉得是他这样一个谦卑的人所不配得的;他为法语系主任、文研院副院长所对他致以的溢美之词、为杜杰庸先生对他详尽而细致的介绍、为广大师生的热忱欢迎深感触动。与此同时,就个人的经历而言,他也很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北京,他第一次到访北京时才20岁,那是1965年的夏天。

 

米歇尔·赞克教授

 

赞克教授继而开启了演讲的主题:中世纪的诗歌与爱情。这个主题似乎显得有些荒诞——恐怕很少有人觉得,中世纪是一个出产诗歌与爱情的时代。但他所希望呈现的,恰恰在于中世纪是欧洲文明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因为正是在中世纪出现了语言的革新,早已存在的日耳曼语经过拉丁化出现了书写文字,拉丁语进一步演变形成新的罗曼语;中世纪也是变革、并延续古典文明的时代,而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正是欧洲文明的根基;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在中世纪、确切地说是11世纪末12世纪初,出现了最早的由欧洲现代语言所写就、并得到完整保存的诗歌。

赞克教授进而阐述了这一诞生于中世纪的诗歌之所以值得重视的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这一诗歌的独特性在于,在拉丁语依旧通行的中世纪,它不是用拉丁语写就的,而是最古老的由欧洲现代语言写就、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诗歌;其次,这一诗歌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所给予爱情的位置、赋予爱情的特质,及其所内涵的诗歌与爱情的关系,这是最为核心的一点,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世纪的文学,还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文明直至我们今天的生活;最后,这一诗歌是抒情的、用来吟唱的,而非叙事性的,但却通过对诗歌的传播与阐释、以诗歌或诗人为主题所创作的故事、将其传诵并写就于手稿当中,从而激发了叙事的兴起,并促使我们不断思考两个看似悖论的主题,亦即诗歌与叙事之间的关系——诗歌并非为了叙事,却激发了叙事的兴起。

赞克教授简要地阐述了第一点,即如何理解这是最古老的由欧洲现代语言写就、并完整保存下来的诗歌。在罗马帝国的不同区域,各个氏族的口音是不同的,拉丁语的口语从而分化为不同的版本,8世纪末,罗曼语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来,并被视为与古典拉丁语不同的语言;罗曼语文学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但稍微晚一些,因为不仅需要存在这种语言,还需要用这种语言开始书写,毕竟一直以来,拉丁语是唯一的书面语言。至于日耳曼语,虽然它早已存在,但直至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时期,采用拉丁文的字母系统来记录日耳曼语,才出现了日耳曼语的书面文字,亦因此出现日耳曼文学的记录。我们所知的西欧文学记载之所以相对迟一些才出现,是因为在此之前,文学语言与书面语言都是拉丁文的。

赞克教授认为,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新出现的语言如此快地就成为书面语言或文化语言,之所以说是令人惊讶的,主要出自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拉丁语仍在知识界、学院、大学与教会礼拜当中通行使用,新的文学语言也不断地参引拉丁语,它仿效拉丁文学,却奇妙地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其次,拉丁语是教会的语言,教会一方面没有兴趣推行、甚而谴责民众使用俗语传唱歌舞、抑或讲述故事,认为其中渗透着与基督教相悖的异教迷信,但与此同时,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在掌握拉丁文读写的同时,也需要援用民众的俗语,以使得教义能够让民众理解与接受。因此,最早用这种语言写就的诗歌是宗教诗歌、抑或誓约。最有趣的转折时刻,就是在被基督教所笼罩的中世纪,开始用这种语言写作与宗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诗歌或故事。11世纪末,在南北方都出现了用新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北方出现了由奥依语(languded’oil)创作的武功歌(chansonde geste),南方则出现了由奥克语(langude d’oc)创作的抒情诗,其作者称作行吟诗人。在此之前,即可寻觅到由方言创作的诗歌的踪迹,即被教会所谴责的“女性之歌”,吟诵恋爱中的女性,以一种纯朴、天真、多情、庄重的方式讲述她的爱情,这种基调在整个中世纪得到存续,行吟诗人进而创设了一种新的表述爱情的形式。

赞克教授从而进入了第二点的讲述,即行吟诗歌对自身的界定,它所给予爱情的位置、赋予爱情的特质,尤其是其所内涵的诗歌与爱情的关系,这是其独特性中最为基础性的一点:诗歌与爱情紧密相连,甚而将诗歌视为爱情的源泉。对我们而言,诗歌与爱情之间的关联与其说是独特的,不如说是显而易见的:对我们来说,陷入爱河时作诗再平常不过了;但历史上并非如此,在中世纪所承继的古典遗产中,希腊罗马的文学里占主导地位的题材是史诗与悲剧,爱情的位置是比较次要的,当然也有关于爱情的描述,例如最为著名的即由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创作的《艾雷克与艾尼德》(Erec et Enide)中所讲述的爱情故事。

 

中世纪的爱情

 

此外,这一诗歌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诞生的,然而基督教在原则上并未赋予人类的爱情、亦或因爱而生的激情一个重要的位置,更别说情欲了。因此,这一氛围似乎并不有利于吟诵爱情的诗歌的发展;但奇怪地是,它却促进了这一诗歌的兴起。最初,诗歌本身是遭到基督教贬抑的,在古典时期,诗歌是通往神灵的,诗人亦受到诸神、如阿波罗与缪斯的启示,是被诸神所支配的;但在基督教当中,上帝道成肉身,人能见到耶稣,聆听其教诲,评注其教寓,更需要与神直接沟通的诗。基督教对于诗歌的贬抑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若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在圣经缺失的古典时代,诗歌所承载的宗教是错误的,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法文当中,诗人是异教的祭司,诗歌则意味着神话寓言,这内含双重的错误:它讲述的故事是虚构的,且与其相关的宗教本身亦是错误的。其次,诗歌的语言过于雅致矫饰,不够直言其事。从词源学上来看,韵文诗句源于旋转曲折,而传教所用的散文则意味着直言其事、直见人心。面对这样的贬抑甚或谴责,为何还要写诗呢?既然诗歌不能源自古典时代诸神的启示,但它可以源自爱的灵感,爱取代了阿波罗与缪斯。诗的真义在于,人们虽然杜撰虚构故事,但故事的意涵是真的;人们可以用隐喻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但在隐喻之下亦有真的义理。这得到了基督教的宽允,经过这样一番曲折,诗歌的声誉得到恢复,即以爱为灵感的诗歌得到认可。

 

《玫瑰传奇》插图,1280年,法国

 

这种以爱为灵感的诗歌是一种打动人心的诗歌,简单地说,它尝试呈现这样一种理念:爱激起欲望,欲望期待被满足,但同时又害怕被满足,因为欲望在被满足的那一刻也就消失了。这使爱的情感内孕这样一种悖论,抑或一种内在的紧张:令人愉悦,却又忍受痛苦。再不幸的爱情,也有兴奋的一刻;再幸福的爱情,也不可能没有一丝焦虑。而诗歌正是为了吟诵这种痛苦又愉悦的、内蕴悖论与紧张的感情。在奥克语中专门有一个阳性的名词来指称这种痛苦又愉悦的感情,它与法文当中阴性的愉悦(joie)一词是不同的。赞克教授为我们吟诵了一首12世纪初描述这种感情的诗歌,大意是:我陷入痛苦,为痛苦所折磨,这因爱而生;夜不能寐,梦幻中的夜色,装点这一刻,绝妙的痛苦与愉悦。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体验到最美好的愉悦。

如何在诗歌当中呈现这种内在的悖论呢?如何用诗歌的语言来体现这种痛苦又愉悦的情感呢?诗人们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比较寻常普通,即爱的真挚可以促使诗歌臻于完美,最好的爱人,即最好的诗人。一位诗人曾言,如果我吟唱得更美妙,是因为我的心臣服于爱的指令。第二种方式则更艰涩一些。在中世纪有这样一种观念,诗歌的形式应当与其内容相契合,二者之间应当保持某种相似性。赞克教授举了一个比行吟诗歌稍晚一些的例子,13世纪有一位诗人为了描述自己贫穷困窘的悲惨境遇,就采用了一种实质上很灵巧、但似乎显得极为简单的形式来呈现一种怠惰粗糙的表象;为了表述其困窘,他尽其所能使其诗歌显得粗陋不堪。同样地,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诗人们开始思忖:应当用怎样的形式来呈现这种悖论而紧张的爱的情感呢?于是逐渐发展出一种紧张、有时甚而晦涩的形式来创作诗歌,人们称之为封闭的创作形式,内涵艰奥、内敛、晦涩的意思。

 

 

这种艰奥晦涩一方面与诗人本身内在的悖论性相关:诗人所倾吐的是自己最为隐秘的心事,但与此同时,又感到犹疑,甚而拒斥这种吐露,诗人是腼腆、含蓄而羞涩的;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甚至让许多诗人都无法领会,这是一种紧张、艰涩的形式,伴随诸多复杂的句法,跳跃性,不合逻辑,尤其是同时使用考究与简单的词汇,甚至包括地方性的词汇,追求某种形式的粗陋,音节不再悦耳,甚而难以发音,十分刺耳,它也有一种智力上的追求,韵的重复已经不能从听觉上感受到对应,故意制造距离与隔阂,诗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复杂而艰涩的形式来对应这一难以言说的痛苦而愉悦的悖论性情感。这些诗歌往往通过呈现自然来开启,无论是春、秋,抑或冬,这不难理解,因为爱情本身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它与自然是和谐的。但人类的爱情又是紧张的,且内涵悖论性,因此,它又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与自然关联在一起:例如春天虽然美好,我却是唯一不幸的人;抑或冬天虽然冷风凛冽、万物凋零,但它依旧是美的,因为坠入爱河的我是如此幸福。这种与自然不协调的关联,同艰奥晦涩的形式彼此混合、相互强化,生动地呈现了这种痛苦又愉悦的情感。

赞克教授最终阐述了第三点,即抒情的诗歌如何悖论性地激发了叙事的兴起。行吟诗歌兴起于11世纪末,延续至13世纪中期,13世纪末走向衰落。诗歌得到传唱,诗人自己也四处吟唱,中世纪没有大城市,其社会形态为城堡庄园,诗人们彼此认识,其写就的诗歌亦相互呼应,并被誊抄于羊皮卷上。13世纪末14世纪初,亦即行吟诗歌开始衰落的时期,人们开始搜集整理诗歌的手稿。在此过程中,诗歌之旁,往往附有诗人生平叙事,有的也附上关于诗歌是在怎样的情境中创作出来的叙事。诗人生平有杜撰的成份,而诗歌的创作情境则几近是幻想出来的,却也呈现出诗歌创作是如何开启的,也有助于澄清一些仅就诗歌本身似乎无法解释的东西,挖掘出痛苦往往源自对他人欢愉的嫉妒之情。

赞克教授最后为我们讲述了若弗雷·吕德尔(Jaufré Rudel)的远方之爱作为总结。吕德尔是法国南方布拉伊的王子,出身高贵的他得知地处遥远东方的黎波里有一位美丽的女公爵,虽未谋面,却爱上了她,并为她创作了动人的诗歌,有着美妙的旋律,与哀伤的诗句。为了与她相见,吕德尔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不远万里抵达黎波里,却一病不起。女公爵得知王子为她谱写吟唱的诗歌,以及为她所做的一切之后,也开始想象“远方的爱”,并与王子相见。吕德尔感谢上帝赐予他这次相遇,然后在她怀中死去。这个故事不仅在中世纪取得极大的成功,还令之后的浪漫主义者心驰神往,并多次援引这个故事。讲座结束后,赞克教授为我们展示了诗集,以及诗集中诗人的肖像,奇特之处在于肖像竟是诗人的背影,这意味着诗人是谦卑的,他诗歌中所吟咏的爱是秘密放在心底的。这种谦卑的姿态也是赞克先生对自己的定位。

 

荣新江教授

 

在随后的互动交流环节中,北大历史系的荣新江教授表示听完讲座后非常受启发。作为研究唐朝历史的学者,他在敦煌的卷子里看到唐人的诗卷,他们也到西北征战,其诗卷一面是书信一面是诗,很像行吟诗人,不过他们思念的不是未曾谋面的佳人,而是家中的妻子。赞克对荣教授的分享表示欣喜,他幽默地阐释道,中国人离开时还会想着夫人,而法国人留下爱人就走了。当然也不尽如此,例如一位少女不舍出征的未婚夫,以及卡佩王朝君主圣路易(SaintLouis)的朋友在伴随君主出征时,也表达了不愿回望家乡城堡的恋恋不舍之情。北大法语系的秦海鹰教授留法时曾在图卢兹大学听过赞克教授的课,她的导师是百花诗赛的秘书长,于是询问赞克教授百花诗赛在诗歌发展承继当中的位置。赞克教授回应到,奥克语行吟诗人传统在13世纪就衰落了,但在图卢兹有七位行吟诗人,组成了一个诗会叫“快乐的知识”,他们想要延续诗歌的传统,建立爱情法则与爱情法庭,来对男女的情爱故事进行决疑论。这个诗会一直存在,与黎世留建立的学院、以及铭文美文学院均有关联。

 

秦海鹰教授

 

在董强教授的建议下,赞克教授向听众介绍了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他首先澄清,身为该学院的院士是一种荣誉,而非一个职位。该学院主要负责的研究领域为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考古学等。它也负责古典希腊罗马的研究,这是学院成立之初最为重要的职能,因为法国尤为重视这一古典的根基;它还负责研究法国中世纪的历史、文献学与文学,也涵括对东方文化,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埃及等的研究。至于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历史,路易十四与黎世留主教创立法兰西学院以规范法语,约30年后,即1663年,路易十四与科尔贝创立铭文与美文学院,主要研究古典时期、法国王室建筑与奖章上的铭文与名言。法国革命期间取缔了王室设立的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亦未能幸免。1795年创立了法兰西学会,由144名成员组成,并分为三类:数学与物理科学、道德与政治科学、文学与美术,铭文与美文学院属于第三类,拿破仑亦为法兰西学会的成员。复辟王朝时期,又重新恢复了学院,但同时也保存了法兰西学会,铭文与美文学院得以复名,它享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仍与法兰西学会和其它学院保持着复杂的关系。院士们的制服上有绣花,还有佩剑等,这是当年拿破仑把将军的衣服赐给院士们的,这让院士们引以为豪,荣誉感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