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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41】法比亚尼:社会科学的分裂——糟糕透顶还是成果斐然?

发布时间:2017-06-09

2017年6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一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欧大学(布达佩斯)教授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发表演讲,题为“社会科学的分裂:糟糕透顶还是成果斐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董强教授主持讲座。

法比亚尼教授从科学内部的分裂状态切入。哈佛大学教授盖里森(Peter Galison)的名作《交易区:协调行动与信念》(Trading Zone: CoordinatingAction and Belief)开篇竟称:“我敢说,科学不合直觉,甚至是反直觉的——恰恰这种不合巩固了科学。”盖里森着色于20世纪物理学内部“分裂”出的复杂取径,其实不只物理学,科学活动与方法普遍处于分裂状态。分裂并非一成不变的状态,分工也是分裂过程之一:1893年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解释社会分工时常以学科演化史为例,尤其是相对于从哲学“分裂”出来的社会学。

随着社会愈发分化,知识渐趋专门化,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创生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关系形态。诸如此类的新问题和新知识不仅吸引着曼海姆所谓“自由飘游、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free-floating intelligentsia),也慢慢渗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正是诞生于此。当时的社会剧变将既有科学撕开一道口子,提出新的社会问题,对此,涂尔干作出一整套社会分工的病理学解释。当然,倘若非要采用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批判、性别研究或后殖民视角,涂尔干以及其他的社会学奠基人都不够“干净”,他们看待他者的方式仍带有殖民的“污点”。然而事实不像这些激进浪潮所假想的那样,社会学从来无意撇清与奠基人之间的关联,反倒致力于激活它。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教授

 

法比亚尼教授承认人的认知活动不可避免地分裂多元,即便如此,他仍强调各知识目标的内聚力和认知实践的相互关联。争辩社会学算不算科学毫无意义,法比亚尼教授认为社会学的确能提供知识,只不过在韦伯式的视角看来,对象的历史特殊性会部分地形塑知识;或者用布迪厄的讲法,知识具有反思性(reflexivity)。

在布迪厄看来,反思性是所有科学的义务。不过,社会学因为被社会世界所包围,天然容易沉溺在偏见与歪曲之中,所以认知的警惕性尤为紧要。《科学的科学及反思》(Science de la science etréflexivité)提出,反思性并非依照一套事先或事后核对检查的程序,它必须是“一种科学惯习的基本倾向”。对人类行动的科学研究与解释总是受预先存在的“无意识的人类学”影响,“反思性”划定了它们共同预设的“人类学”:(1) 科学的对象是一些有反思性的行动者,他们具备有限的能动性。法比亚尼教授将布迪厄的“实践感”弱化,能动性和反思性并非科学家所独有。(2) 科学研究者必须在实践中反思自身。

关于社会科学的分裂,法比亚尼教授力图在讲演中阐明:社会科学缺乏统一认识,这种巴别塔式的环境正是它丰产的根源。不过他首先澄清,“分裂”不是贫瘠的“细分”。确实有些所谓的学者热衷于滋生和填补科学上的小“空缺”,称其为研究,之后若有些专业学者追随,就算一个分支领域了。最近三十年,学界频频冒出各种“转向”,诸如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空间转向等,待下一波浪潮来袭,它们就什么也不是了。

正如前面提到的,法比亚尼教授所谓的分裂意涵之一是韦伯式的,依照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的说法即“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经验科学必须将对象指向具体的历史语境,因此科学阐释的语言必定是多样的。帕斯隆对社会科学的理解略为狭隘,不包括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形式化程度更高的学科。事实上,我们很难明确划定社会科学的边界,福柯的“治理术”、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或哈特与奈格里的“知产阶层”(cognitariat)等,都来自狭义的社会科学之外。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将经济学纳入社会历史科学的语境,甚至连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都加入了他的“数据库”。涂尔干提出相对哲学的社会学,但他并未抛弃哲学的所有思维方式。社会科学根本无法与人文学截然分开。

最近四十年,我们遭受着严重的危机:曾经进步、解放的科学成了性别歧视或殖民主义,草草审判后,启蒙精神就彻底被处决了。然而,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概念本身就问题重重:(1)偏好同质性,普及数学上普遍的东西;(2)单一线性占支配地位,在起源各异的社会科学里表现得尤为明显;(3) 假想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将局限的观点误解成普遍的命题。法国人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法国殖民的思想正是推广法式的普遍主义。第三共和国将殖民的进程等同于文明的进程。类似地,地方性的法国大革命被当作现代性与解放的符号,直至孚雷和奥祖夫解构革命神话。

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时期,虽然各民族文化对启蒙(Aufklärung)的吸纳与重构不尽相同,但政治秩序均与一套知识秩序重合。阿尔都塞认为,正如希腊人发现数学的新大陆,伽利略发现物理学的新大陆,那么马克思就发现历史的新大陆,他继承启蒙的精神,将政治与知识混合起来,整个社会秩序都可以被“科学化”。于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亦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比如阿尔都塞和阿兰·巴迪欧将列宁认定为真正的科学革命的英雄。像福柯所言,知识与政治的关联正是启蒙的关键。

雷·康奈尔(Rae Connell)率先拆穿社会学的意识形态面具。1997年,她在《美国社会学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文直指社会学奠基人:“1898至1913年间,涂尔干与同事共推出12期《社会学年鉴》,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涉及到古代、中世纪、殖民地或偏远地域,几乎覆盖全球各个时期的各领域。……譬如涂尔干既能援引阿尔及利亚卡拜尔人的例子,也参考古希伯来人,并且没有对二者作概念区分。古希伯来的事例是从书房古籍读到的,那他怎么会知道卡拜尔人的事呢?因为那时法国已经征服了阿尔及利亚,正忙着驱逐原住民。法国的征服、农民起义以及关于殖民的辩论都留下大量材料,所以法国知识分子能了解卡拜尔人。出于猎奇,北非殖民地的社会生活被事无巨细地记录在私人或官方的档案里。”布迪厄的研究是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语境里出发的,他认为“带有殖民色彩的”社会科学正是真正去殖民化的前提。在康奈尔看来,科尔曼、吉登斯和布迪厄也都是帝国主义的。

不过,社会学家真有必要无休止地指责奠基人吗?难道奠基人真的又蠢又坏吗?那还不如干脆放弃社会学,弃暗投明。显然,虽然涂尔干、韦伯和布迪厄都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他们的著作还是值得读的。正如我们热衷于揭露经典理论家如何忘却了殖民历史,我们也该反躬自省,难道我们没有忽视当下无数的社会灾难吗?我们如此理所当然地使用“批判”、“自觉”和“自治”的概念,难道后世子孙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批判我们无知健忘吗?

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欧洲地方化:后殖民观点与历史差异》(ProvincializingEurope)批判得更重。这部著作是后殖民研究的经典,查卡拉巴提认为西方思想虽然不可或缺,却不够。譬如西方学者受马克思影响,在研究印度工人时压根不尊重宗教。他认为欧洲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一整套学术知识的体系。

一旦接受了后殖民的批判与修正,我们该做些什么呢?福柯评注康德《什么是启蒙?》时,认为争论是支持启蒙还是反对启蒙毫无意义,而应开辟新的问题域,考虑我们作为主体是如何被启蒙所定义的,并以此作为新历史的起点。“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启蒙没有让我们变为成年人,我们尚未成熟。”福柯甩掉20世纪后期批判理性主义霸权的老生常谈,以考古学的方式研究理性逐渐自治的诸“契机”或“事件”,他将其视为一个持续的进程,不局限于启蒙发生那一刻的历史情境。

法比亚尼教授认为,将启蒙的进程归于非常狭隘的欧洲时空也太过局限。一次“哥白尼革命”不可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福柯的观点意味着我们知道理性有限,反倒是那些批判理性主义霸权的陈旧话语自己混淆了欧洲政治上的霸权和启蒙理性的概念。启蒙理性的概念仍然可以是非帝国主义的。福柯指出,“什么是启蒙”不是在问我们是否属于一个普遍的共同体,而是在问我们是否属于当下,是否属于一个特定的“我们”,这个问题始终指向一种当下所限定的文化结构。法比亚尼教授赞同福柯,尽管他更倾向于从启蒙概念里隐含的反思性着手。

总而言之,知识的民主化不是自古就有的议题,现在,启蒙的两大支柱——理性主义与契约论都受到了挑战:第一种批判取径的代表是拉图尔(Bruno Latour),他批判了“民族主义的理性主义”;第二种思路是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对契约论的批判。

法比亚尼教授总结道,社会学家可以在三个领域内积极地推进社会科学:

(1) 在知识领域,社会学家可以致力于改进目前分化严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阿伯特(Andrew Abbott)《时间之重》(Time Matters)或《过程性社会学》(Processual Sociology)出发,将因果分析具体化,用“事件”取代确定的“实体”,用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Sewell Jr.)的话就是不再使行动脱离语境。不过,这一思路与当下社会学定性或定量的主流都相反,人们通常认为摆脱单一线性的因果论会危及整个学科。

(2) 在知识的组织领域,现在的大学是围绕学科界限组织起来的。这些界限还有效吗?社会学家可以提出不损害学术共同体的替代方案吗?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公共领域吗?

(3) 现代的“高端”文化仍然由社会精英所垄断,许多人文学科的专家都为文化的前景感到悲观。法比亚尼教授却认为公众有可能构建暂时性的、初级的文化公共领域,这样一来,文化机构不再是资产阶级秩序的遗存,更预示着新的社会前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情境化的知识”里写道:“首先,理性的知识不会假装超脱:脱离一切,凭空产生,避免阐释,不被代表,完全自足或彻底形式化。理性的知识是对各领域不断的批判与阐释,是对权力非常敏感的对话。”也有人认为韦伯最早提出了“情境化的知识”。倘若抛开对“价值自由”(Wertfreiheit)的层层误解,韦伯绝对没有让知识分子脱离社会,恰恰相反,正因为知识始终嵌在与整个世界的关联中,所有知识都是片面的。韦伯根本不是相对主义,反倒更贴近反思性。现在,问题在于让整个“学术殿堂”都参与对话,以反思性的方式重审自身的处境?反思固然有风险,甚至可能彻底消解学者的权威,但这是构建共同世界的唯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