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0日上午，作为文研周年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北大立校120 年：反思与前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图为林毅夫教授
林毅夫教授首先引用历史经济学家的研究数据，分析了中国在关键历史节点中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戊戌变法时，中国的经济规模降到了大约11%；194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进一步下滑到4.2%。虽然在建国之后，中国迎来了和平建设的时期，但是到改革开放之前，依旧原地踏步——1978年的经济规模只占4.9%。
随后，林毅夫教授又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从1978到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平均每年9.6%，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为平均每年14.8%。这样的高速增长可谓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2010年，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2013年，中国贸易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6年，人均收入达到8600美元，经济规模则达到了世界的18.6%。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并不是在任何学术思想的引领下取得的成绩，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如果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一次性取消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同时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中国所实施的渐进、双轨制将会是最糟糕的方式。为此，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从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错误的，但为什么取得了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一直抛头颅、洒热血，追求民族复兴，但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并不理想？第三，为什么和中国同期转型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了经济失败？
首先，林毅夫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指出，在人类经济史上，快速发展是一个近代的现象。在18世纪以前，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翻倍大约需要1400年的时间；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这个数字降到了70年；自19世纪中叶到现在，更是降低到了30年。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加速发展，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而发展中国家若要发展经济，也必须通过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来实现。以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产业差距作为自己升级的来源。只有这样，风险和成本才得以降低——中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后发优势自工业革命后便一直存在，但何以在1978年之前，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愈发拉大呢？林毅夫教授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认识的问题。中国在建国后的发展思路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发展与国防安全相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体系。但是，相关技术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中国不得不放弃后发优势的好处，转而寻求自主发明。此外，当时的中国资本短缺，而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所需成本更高——这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政府的价格干预、市场垄断等措施则最终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由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促进了出口的不断增长。在此过程中，既积累了资本，也实现了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因而得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至于第三个问题，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是，中国之外的绝大多数转型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失败，主要是由转型方式的不同导致。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相似，大多都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弃了后发优势，经济发展缓慢。八、九十年代，这些国家也同中国一样在寻求经济的转型。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太多，要转型便要同时取消种种干预。然而，政府的干预原本是为了保护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一旦取消，便会导致大规模的破产、失业，进而引起社会动荡。中国则选择了不被主流思想所看好的、渐进的转型方式——给予这些产业以转型期的保护补贴的同时，开放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进入；积极因势利导，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为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了改革的条件，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林毅夫教授继而总结道，目前来说，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正是在五、六十年代被认为遵循了“错误战略”的经济体，而照搬发达国家主流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取得成功。主流理论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是总结其经验而得出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因此，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发展，解决挑战，不能简单照搬其经验。
此外，林毅夫教授还回顾了北京大学的建校理念和发展历史。他指出，北大在1898年成立之始，便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思想与学术，实现民族复兴。明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回溯历史，可以说，北大师生一直秉持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北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民族复兴，此心相通——二者实际上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虽有启蒙价值，但并不能完全照搬。
最后，林毅夫教授提出两点倡议。一，北大的知识分子应该引领中国的知识分子，超越“西天取经”阶段，回归本土的理论创新。这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要意识到，西方主流理论是以自己的历史背景作为前提的。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地区性的，时代性的。二，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只有总结自身经验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