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沈卫荣担任主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担任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沈卫荣教授介绍了语文学的发展现状。从历史脉络上看，“philology（语文学）”传统悠久，是与“philosophy（对智慧与思辨的热爱）”相对应的概念。它起源于古典时代对《圣经》等宗教文本的解读，本意为对言语和学问的热爱。萨义德就曾指出，东方世界的语文学传统要早于西方。

随后，沈卫荣教授对语文学在近现代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回顾。他认为，近代一切人文学科以及部分社会学科溯其源头，都可归结为语文学。从现代人文科学形成以来，语文学便打破了神学、经学的霸权。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在《语文学：现代人文主义学科的被遗忘源头》一书中提到，哲学家与思想家由解释上帝、阐发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向哲学思想史家的工作。这就是要求把学术研究建立在科学和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如收集《圣经》的各种版本并进行编辑对照、分析思想的起源和发展等。从这个角度看，语文学是现代人文科学的来源与基础，是“一切精神科学之王”。现代的学术研究是解释的学问，而不是神祇、先知的学问。

与东方学相关的“东方文本语文学”涵盖了汉学、中亚学、佛学等范畴，其基本方法为对各种文本进行收集、校对和阐发。以“世界第一号汉学家”伯希和为例，作为中亚语文学教授，他擅长辨读汉文献中出现的非汉文词汇，并借由音译的撰写规则解读文本。西方早期的东方学研究都是文本语言的研究。由此，沈卫荣教授进一步区分了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定位与功能。

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语文学急剧衰落。沈卫荣教授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类。首先，学科分类的精致化使它们各自形成一套规范，语文学被当作相对于语言学的“他者”构建起来；文学研究愈发人文化、理论化，对社会、道德与历史现实关注得更深，并将同样具有实证性质的语文学视作可崇拜的“他者”。其次是意识形态对语文学家的影响。语文学家一度犯下反犹太主义等“历史错误”，在否定希伯来语学术精英地位的同时相对提升印欧语系的地位，并创造了雅利安人种的概念。在萨义德东方主义兴起之后，语文学原有的精英地位受到了冲击。此外，学术化、理论化的趋势也使语文学家备受攻讦。七十年代后，语文学被视为迂腐保守的学问，几乎从大的学科领域中消失。

在这样的局势下，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当红理论家”开始呼吁让语文学回归。沈卫荣教授在此援引这位文艺理论家与耶鲁结构学派代表人物的论断：“转向理论即是对语文学的回归”。保罗认为，文学的精髓在于对文本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它关心的是文本的意义被传达的方式，而非探究文本在历史和人类经验等一般语境中的意义。萨义德则认为，文学批评充满了不着边际的大话或行话，文学研究失去了明确主题和发展方向，而失焦的原因是职业训练中语文学的衰落和缺失；只有悔罪式地回归语文学，文学研究方可获得新的整合，以归正道。沈卫荣教授认为，萨义德“为古董学科高调背书”的重点在于如何在研究中与作者保持距离。这些不同的意见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和迷茫。

随后，沈卫荣教授回顾了自己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几点体会。首先，他肯定了这套理论作为“批判武器”所发挥的作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语文学的学术选题和成果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服务于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后殖民时代，在“东方主义”的“清算”下，语文学本身严格的学术性乃至以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东方学研究受到了严重质疑。学界开始意识到，伯希和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诸多东方研究由此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其理论和道德均受到严重质疑。但沈卫荣教授同时提出，若轻率地作出这一时期西方学术成果没有价值的判断会导致研究本身无意义，由此一来会对学科构成重大打击。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曾表示，西方构建的藏传佛教并非真正的藏传佛教，其与西方意识形态有关。后人由此对萨义德提出疑问：如果非西方的知识被殖民化，那么学习这些知识是否还有意义？而至于萨义德，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真实的东方”，并在晚年提出了“重回语文学”的论调，算是部分肯定了西方学界中东方研究的价值。

沈卫荣教授介绍道，除了萨义德，另有一批学者也在号召语文学的复兴。美国学者波洛克（Pollock）发表系列文章，组织部分学者一起努力，尝试着让语文学重回世界人文学术中心。他们强调语文学的重要性，并认为“语文学是一种普世形式的知识，而非一种伪装成普世知识的特殊主义的或者是一种区域性的知识”。“未来语文学”的理想形态是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性大学里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显学。沈卫荣教授在对“未来语文学”的框架设计进行归纳后指出，语文学针对所有的文本，以解读和诠释为目的，并建设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学术家园。有别于传统语文学，未来语文学的重点在于历史主义、传统主义和当代主义这三个维度。

随后，沈卫荣教授援引理论家杰弗里·高特·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提出的新问题：萨义德所期望的回归所指向的是“哪一个语文学”？虽曾一度消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语文学却依旧存在。文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导致学者对具有科学实证性的语文学保有崇敬之态，但语文学并不能拯救或取代偏离轨道的文学研究。

接下来，沈卫荣教授回顾了理论家对“未来语文学”与“重回语文学”言论的批判，并质疑了萨义德等人利用东方主义清算德国语文学等行为的政治性意图。而部分理论家则认为，西方种族优越论、反犹思想与古印度文明研究的卓越成果并存，不能因其政治意涵就完全否认学术成就。语文学并不仅指东方的语文学范畴，西方的宗教与文学研究同样沿袭了语文学的方法。若它未曾衰落，“重回语文学”也就缺少前提。

在“未来语文学”和“语文学的未来”二者的区分问题上，沈卫荣教授进行了语义学意义上的详尽分析。他指出，德国学界自身也存在定义模糊与误解的问题。尼采曾被讽刺为“未来语文学家”，他对待语文学也产生了从轻蔑到赞颂的变化。

讲座最后，沈卫荣教授充分肯定了回归语文学的重要性。语文学并非只是研究文本意义传达方式的学科，同时也是要求理解文本意义的学科。研究者需要回到正确阅读、解释文本的基础上。换言之，离开了基本实践的语文学是没有意义的。

随后，陆建德老师发言。他表示，语文学不仅要求语言的知识，还是一门比较的学科。东方学对复活逝去的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记忆有着重大意义，但我们需要防止过度简单阅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也要避免直接将其理解为对西方的否定和驳斥，更要避免超越历史进程的本质主义误区。

交流环节，文研院访问学者林晓光副教授谈道，目前从事上古、中古研究的年轻学者存在回归文本学的迹象。语文学在等级层面跨度较大，而高层次的语文学又存在普及问题；但若仅从基础层面观望，其难度将会显著下降。从学科设置角度看，我们可否认为语文学自始至终都属于显学，或存在成为显学的可能？对此，沈卫荣教授表示，学界目前对语文学的定位依然存在问题。语文学要求的是对文本本身进行研究，并领会文本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也是一种生活哲学。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不仅是东方的产物，也与西方相关。在解构西方对东方的解释时，需要避免对东方自身进行解构。

同时，渠敬东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研究思想史的体会。他认为，语文学沿着实证路线达到高峰是合理的。在对文本的重要程度进行鉴别和排序时，思想史传承的位置、现代人自身的观感和对生活的理解都不能偏废。但现在的问题是：学科在分化时，人们容易遗忘最基础的文本。语文学的首要意义是朴实地思考，并知晓自身理解的界限。语文学的本质应当是思想性而非技术性的。研究者需要避免本质性的判断，越是秉持“原教旨主义”，文明的包容性和转化性越差。对此，沈卫荣教授表示，语文学不完全是技术性的，语文学家应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