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上午9：0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21期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论坛主题为“汉唐皇帝制度的比较：以皇帝角色与君臣关系为中心”。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作主题发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国学院张耐冬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江龙博士、张祎博士、孙正军博士，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张雨博士，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孙梓辛参与讨论。

叶炜作为本次论坛的召集人，首先阐释了本次论坛的意义：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史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学界对于皇帝、皇权制度的研究相对减少。而近年来很多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构造社会结构上占有重要权重。同时受到西方新制度主义思潮的影响，皇权问题再度被学界关注。总体来看，对于皇帝制度的研究，主要有抽象的研究与具体的研究两个视角。抽象的研究如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以及部分礼制研究等。具体的研究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政治史为主的对皇帝个人的研究，以人物传记为代表。这类研究重事件，轻制度，在欠缺比较的情况下，体现不出时代的政治文化与制度环境对皇帝的影响。另一类是制度史的研究，这类研究大部分以皇帝为背景，而不是作为主角，但是对于皇权运作的揭示更为深刻。近些年来关于皇帝制度的研究又有一些新的亮点，例如对空间的考察、对政务信息流转问题的关注、对日常政务中皇帝与皇权问题的重视和对制度环境与政治文化的研究等等。他认为，理论上各个时代皇帝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技术层面又多有不同。本次论坛邀请了研究中国古代史多个时段的学者，希望能够通过讨论将皇帝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左二）

侯旭东从王莽的肉羹和惠帝的肉糜谈起，认为皇帝看似在国家政治中是一个支配者，但很多时候也会被官吏蒙骗。皇帝的空间除了以往所理解的静态的宫禁制度外，还有动态的即出行时的空间。一般情况下，一个王朝开国伊始，皇帝还能够四处巡行，但是到了王朝中叶，皇帝能够巡行的范围就越来越小，即使能够巡行也被千乘万骑包裹着。巡行在当时的官员和后世的史官眼中都是被批判的，官吏用他们的口和笔塑造者皇帝，皇帝也有被支配的一面。总之，皇帝与编民是对立统一的：皇帝既是支配者，也是被支配者，与编户齐民的生活范围和自由度具有一致性。

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

刘后滨更偏重于从文书行政的角度看待皇帝角色的变化，着重探讨政务运行中的皇帝权力。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首先，皇帝是文书行政中信息与权力的最高分配者；其次，对信息的分配与处理机制决定着皇权的行使方式；再次，文书行政的发展趋势与皇权走向处理国家政务前台；最后，文书行政中的君相权力分割与制约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

在两位教授的主题发言之后，论坛进入自由讨论阶段。

孙梓辛认为既往对于皇帝与皇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中能够阐发的问题是多重的。对于皇帝，可以从名号、职位、个人、观念等不同角度加以认识。而对于皇权，学界的定义也不甚清晰：有的研究将皇权理解为皇帝个人的权力，研究其与相权、宫廷侧近、外戚、宦官等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将皇权理解为中央集权的代表，这种对皇权的定义与国家较为相似，在研究中常与地方相对应。无论哪一种定义，对皇权的研究都围绕着权力斗争。近年来对于皇权有一些新的视角，例如将权力理解为一种关系、从决策权的角度理解皇权以及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对皇权进行分析。

吕博认为，以往对于皇帝的理解多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注重君主身份具有天子与皇帝的二重性，并且从国家祭祀的角度展开研究。天子与皇帝的二重性制度是在汉代出现的，汉代继承了周代的天子和秦代的皇帝，将二者合而为一。历朝历代都在塑造皇帝的神圣性，但是相对于汉代，唐代皇帝制度的一个变化就是通过世系的神化、相貌的神化和生日的神圣化将皇帝塑造成宗教偶像，唐代的皇帝其实具有三重性。

赵冬梅认为，从文书行政的角度来理解皇帝制度是以官制研究的方法为中心的，而官制研究方法最核心的就是循名责实。但是在政治中很多政务是实质性的，不同时期应对这些政务所使用的词语是不一样的。皇权是相当自由的，其表达权力的方式有很多，制度性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微妙的关系需要研究。

针对名实问题，张祎进一步阐发道：历史上很多事物，名词概念不同而实质上却是一样的；也有一些事物，名词是相同的但是实质上已经出现了变化。想要摆脱陷于名而惑于实的窘境，应该重新建构一些理论概念。过去史学界比较忌讳建立理论概念，认为这是后人强加的，很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古人的概念出发来理解古人。但是古人的概念有时会误倒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跳出古人的概念，大胆地建构一套理论概念模式。

方诚峰认为，对于文书运行的研究，首先应该探讨当时行政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其次再讨论时人如何应对的问题。他还认为，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治体制来说，“以一治众”的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都是一个基本的结构；赋予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特殊性的地方，并不在于行政方式方面，而在于意识形态或者说古人所谓的“治道”的方面。

在论坛最后，叶炜指出，皇帝制度的研究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本次短暂的讨论只是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一个开端，希望以后能够在此基础上就皇帝制度展开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