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九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甘怀真教授作了题为“册封体制学说的再探讨”的报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古史中心”）罗新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中古史中心陈苏镇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王安泰副教授参与讨论。文研院院长、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中古史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文研院访问学者仇鹿鸣副教授、李霖副教授、童岭副教授、吕博博士，历史学系王铿副教授，中古史中心陈侃理研究员出席活动。甘怀真教授此次讲座，也是北大“台湾大学日”系列活动之一。
讲座开始后，罗新教授首先对甘怀真教授的到来表示了衷心欢迎和感谢。紧接着，甘怀真教授真奔主题，开始了有关“册封体制”研究的介绍。甘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帝国，19世纪后期以来，一些古老的帝国一一解体，但是中国不仅没有解体，反而更强大了。这也是帝国这个课题的有趣之处。1960年以来，包括费正清在内，开始讲传统中国的政体是天下。我们或许会认为中国是一个专有名词，其实中国就是一个天下，这个词汇不是一个形容词，也不是一个隐喻，它就叫做天下。费正清看到的东亚是一个国家体系，一个基本的政治单位。换言之拥有最高的主权，这也是今天国际法的一个国家的观念。1648年确立了一个观念：作为一个政治的单位的最高的主权者，其实是states，后来逐渐延伸出其他概念。费正清所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states，中国是一个states，韩国也是一个states等等。中国跟周边国家之间有册封、朝贡的关系。费正清用一种文化优越感的解释阐述了当时东亚作为一个天下的构成。他把当时的中国理解成在一个政体的性质上面是等同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他们都是states。既然都是states，为什么会有高下之分？为什么中国是一个上国文化，而其他地方可能是他的朝贡、册封国呢？这正是费正清的研究的不足之处。
中国在东亚称雄，册封周边的国家，所以把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是中国的属国。1871年发生了牡丹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在日本外交官与中国外交官交涉台湾问题以及中国与朝韩关系是，中国外交官认为它们是中国的属国，但其内政、外交、和战权利等都与中国无关，是自主之邦。甘教授认为实质上他们不是中国的属国，而是一个自组织，更严谨的阐述是自主的属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朝鲜，根据万国公法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学习，在某些方面学习当时的西方帝国主义。
册封与天下观的构建也有密切联系，在中国如何建构自己关于天下的理论上，最明显的就是天下国家。天下国家应该变成天下—国—家。天下是由多数的国组成的，国又是由多数的家组成的。天下在此，有一个模糊的边界，有模糊的边界不等同于不存在，每个政治的概念都是模糊的边界。如战国时期有非常清楚的天下的观念，其实就是战国七雄，虽然这种说法不甚准确，但其围成的区域就是当时所说的天下。刚开始时，这些天下封周王为天子，后来则期待一个新王的诞生。历史的发展过程是有趣的，从来不是根据理论，在战国时代结束时，“天子授天命居中国致天下”，这也是皇帝制度秉持的理论。“天子授天命”，成为治天下的君主，即后来的皇帝。
这里须提到秦、汉的郡县制。过去我们对于秦、汉郡县制的理解来自唐朝，唐朝来自宋朝，宋朝来自明清。重新审视和理解郡县制度，是了解皇帝制度起源的重要因素。郡县制并不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立即实行的，其与封建的力量不断斗争，逐渐成型。而从秦郡转化到汉郡，是由几个部分所组成。一是秦国自身，一是被征服的六国，他们在战国时期向他们的域外进行设郡的地区也被秦设置为秦郡，秦始皇称这个区域为“天上”。
西汉后期，中国开始出现一个新的理论，过去天下基本上是郡县或者是郡国，可是现在把天下分作内郡县，外四夷，这个郡县就是既有的郡县，就是中国。四夷有各种封国，于是天下就不需要都设置为郡县。过去我们认为在今天的日本列岛有一个已然成立的倭国，中国再去册封这个已然成立的倭国，其实不然。诸国并立，一些政权与中国存在往来，中国册封与其往来最频繁的政权，认为其就是中国所想象当中的东夷九种当中的倭这个人群的领袖。中国任命其为倭王，但是不等同于当时日本最高领袖。这并不代表中国完全知道或完全认定这个政权是倭国最主要的政权，而是中国的想象。中国开始发展出另外一套理论去解释不需要郡县化的理由，开始创造一套新的世界观。
当时东亚一些新兴国家的建国者，纷纷利用汉朝的制度，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得到册封呢？当他们的政权开始强大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语体系来说，必须要加入国际社会，取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当时，能够利用的政治制度是汉朝的政治遗产，他们使用中国的官制，希望中国天子能够对其进行册封。得到国际承认，有邦交国，才能成为一个states。同理，在古代的东亚，必须要成为天下的一国，才能得到政治地位。而这样天下的一国，就必须得到天子的授权。我们应当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多元的国之间的竞争，这个国不是states的国，而是东亚世界中天下国家的国。建立君臣关系是重新看待一个有别于现代世界、现代政治秩序的天下的基本要求。第二世纪以后，汉朝崩溃。中国通过一套军队原理中的长官跟部署的关系，其实就是一套君臣关系，把当时的中国重新整合在一起。所以将军号的授予在当时非常重要，这个制度不仅影响到当时的四夷之国，也影响了唐朝的册封体制。
唐朝时，东亚周边的建国者，纷纷利用中国的官制，作为自己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册封体系的重点是得到官制后，其国家在天下诸国中的地位。甘教授还指出，中华帝国其实不是一个向外扩张的帝国，而一直是一个内缩的帝国，郡县边关就是我们认为的化内。“外国”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而相对于郡县作为一国的观念在唐朝才开始明显出现。唐玄宗725年，参加封禅的有戎、狄、蛮、羌、胡，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又分作朝限之国，包括今天的阿拉伯国家，这似乎是天下之内。后又有内臣之番，非常明显的是集成56国以来的所谓的外臣的内臣化，这是唐朝出现的新的天下观念。
在演讲的最后，甘教授说道：“以册封体制为核心，把自己所关心的1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的脉络，站在当时中国人自己的角度重新思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挑战，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在更多的场合跟年轻的朋友一起交流。我一直以做中国史为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学问。尤其是在新的时代中，我们更应该一起为我们所爱的中国而努力！”
甘教授的演讲结束后，几位与谈人围绕“册封体制”这个主题展开了讨论。张帆教授指出，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在汉代比较盛行，经过了魏晋到隋唐的变化，中国王朝被认为是天下的王朝，会对周边的政权加以册封，有一个头衔，或者是说显示出某些位阶的问题。有的会册封一个将军或者是王，特别是涉及到爵位的，可能有侯、王等这些位阶。后来有册封皇帝的现象，如宋朝对西夏是册封为皇帝。虽然这并不是西夏真正想要的（西夏是想要和宋朝完全平等），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册封。再比如朝鲜、越南和琉球，对朝鲜的册封比较符合规律。
王安泰副教授指出，甘教授已经提到汉代的郡县和所谓的郡国在秦汉时期的发展，而魏晋时，则有一个所谓的推行封建的论述。他们推行的封建并不是西周时期真正实行过的所谓的封建。他们希望恢复的所谓封建其实一个是理想，是战国时代以来的人所建构的。他们重点是要建构当代的新秩序，能够成为当时的一个所谓的贵族。到了东晋南朝的时候，各地的高门还有南朝的中士，他们实际上统治着各地；他们拥有的实际权力，比汉代的王侯更接近于所谓的诸侯，更接近于封建制的恢复。但这是在实际的权力上，名号上并没有。
陈苏镇教授则认为，天下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概念。古人所说的天下应当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所谓的中原，儒家说是京师，就是核心地区，周边是诸夏，再向外是夷狄。内诸夏、外夷狄，在儒家的观点中这不是一个国际秩序，而是天子统治天下的一个阶段。这之前是内京师、外诸夏，当这个任务完成，就会进入第三阶段——外夷狄。这个阶段完成后就是天下。汉代以来的大家对夷狄问题的认识可能不是主流的，想象中还有一个天下大同的阶段，天下实行同一个制度，天下太平。但那只是一个理想，实际中不可能实现。政治发展进程是长期停留在第二个阶段的，即内诸夏、外夷狄的阶段，从来没有进入过第三个阶段。册封体制问题就是在处理第二阶段的问题，因为京师之下是中国，向外则是夷狄。
主持人罗新教授
最后，罗新教授再次对几位教授的到来和发言表示了感谢，并指出，册封体制的问题还有更多可以研究的空间，通过今天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也将引导册封体制问题向着更有趣、更充实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