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第91期

2019年2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北大本科教育：自我诊断与发展评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主持，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裴坚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作引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以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朱红出席并参与讨论。

林建华教授首先就本次论坛主题作引言。他指出，中国的大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否能适应中国的未来发展以及世界挑战，是教育工作者应当去反思的问题。首先，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口号是培养“引领未来的人”，但“引领未来的人”究竟要如何培养？其次，经过本科四年的学习，我们的学生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常说要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抗压能力、批判性思维等等，但如何培养这些能力仍是有待细化的。第三，怎样让学生保持不断进取的动力？只有拥有持续的动力，学生才会在“已知”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未知”。当然，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在问：我们教导的学生应当成为怎样的人？他们又应当怎样看待当今的世界？这些问题是亟待反思的。

提出问题之后，林建华教授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他认为，在本科教育改革中，学校要更注重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以教师来影响学生——尽管我们的发展目标是“研究型大学”，但教学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时，北大的本科教育改革不仅会影响北大的未来发展，也会成为中国其他高校改革时的重要参考对象。因此，我们在研究本校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下中国其他高校的发展模式，带领中国高等教育迈上一个新台阶。

世界第一座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ologna)，成立于1088年，拉丁语中的“universitas”（众归于一）一词便与此大学一同诞生

对于林建华教授谈到的“研究型大学”与教师日常教学工作之间存在的张力，裴坚教授深感赞同。在他看来，国内对“研究型大学”的理解存在偏差。研究型大学（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建设”出来的，它的形成关键在于学者的学术创新能力，而不是将“发文章”的数量作为评价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事实上，在诸多学科（比如化学），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论文发表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关键是，这些文章中究竟有多少创新成分？又有多少是可以真正转化为产品的？以“发文章”为导向来“建设”研究型大学只会越来越压榨大学中本科教育的空间，让本科生、研究生越来越变成教授完成学术指标的廉价劳动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纷纷追随国际学术热点，紧跟“全球领先”，以求尽快发文，而这恰恰让大部分时候与学术前沿无关的本科教育越来越受到忽视。裴坚教授强调，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中之重，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研究型大学，但也不能让本科教育和研究型大学脱钩。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提出者威廉·洪堡

接下来发言的是刘云杉教授。她带来了一项针对北大本科毕业生的调研结果，即北大的本科毕业学分一直高于国外高校。虽然近年来北大实施逐步降低学分要求，但很多课程却是“只减学分不减内容”，导致每个学分中压缩的教学量反而在不断增多，学分数量与课程难度、学业压力愈发不匹配。这样的结果便是，我们的学生在本科阶段既要面临数目庞大的一般课程，又要用比国外高校更少的课时来钻研困难的专业课程，甚至约占一半的本科生还额外选修了双学位或辅修——短短四年的时间如何做到既搞“通识”又精“专业”？

此外，刘云杉教授还指出，我们常谈的“拔尖创新人才”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拔尖”意味着成功，是以结果、评价为导向，要求“不能失败”；而“创新”却体现在知识与真理的探究上，充满着不确定性，要求“不怕失败”。“不能失败”的心态下如何能培养出“不怕失败”的创新人才呢？这也是我们学校层面要思考的问题。

“‘创新”体现在知识与真理的探究上，充满着不确定性，要求‘不怕失败’。”——图为小说《弗兰肯斯坦》插画

三位引言人发言结束后，与谈人参与到了讨论中来。

陈春花教授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即“面向未来的领导者的领导力由什么构成”。这项研究针对美感度、开放度、内定力、同理心、思辨性五种领导力维度展开。结果显示：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思辨力最差，开放度最高；40岁以上的人美感度最差、思辨力次之；而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从整体上来看，则是开放度最低，内定力次之。面对这样的“领导力”现状，陈春花教授指出，高校教育对未来领导者的培养或许要迎接以下三个挑战：第一，“面向未来的领导者”的内涵是什么？我们是否需要预先给这个“未来人才”确定一个画像？第二，本科教育是否应当更注重学生内在素质的培养？就目前来看，我们的本科教育还是存在过于“急功近利”和“职业导向”的问题；第三，如何能够把“持续学习力”的培养落实为健全有效的教学体系？“未来领导者”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是“未知”，我们无法以“已知”推“未知”，只能以“未知”推“未知”，而后者的关键正是学生的持续学习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本科教育的重点。

接下来发言的是陈晓宇教授。他谈到了研究型大学中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系。大学，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教学机构，应遵循“因教设岗”的原则，即以人才培养的需求确定教师的聘任与职称。但在我们“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指标中，衡量教师水平的首要指标却是科研成果，因此就有了“不教学就不算好老师，但不做科研就当不上好老师”的矛盾局面。教师的学术成果和教学精力往往是成反比的，所以，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好像很重视本科教育，号召“以本为本”，但在整体以科研成果为导向的教师评价体系之下，这样的口号喊得越响说明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陈晓宇教授希望大学可以首先按照教学需求和教学水平来聘任、评价教师，优先保证教师的教学工作做到位。另外，学校的“教师发展中心”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教师的入职培训工作，还应当为教师提供关于教学过程、职业发展的支持。

“本科教育是一个良心活儿”，随后发言的邓小南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她认为，对于本科教育改革，我们总是说的太多但做的太少。都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问题是，“一流大学”是什么？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又到底有哪些缺憾？需要以什么步骤去弥补和赶超？这些都不是喊喊口号、制造出一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繁荣声势就能解决的问题。

此外，在邓小南教授看来，“教育”二字，不仅要“教”，还要“育”。也就是要由老师言传身教，让学生在师门的“养育”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素质，琢磨涵养，磨练能力。因此，想要解决学生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老师的问题：我们的制度应当鼓励老师去做什么？这些制度又要怎样去落实？邓小南教授认为，教师在大学中应当更多以“做一个好老师”为荣，而不是仅仅以科研项目和各种“学者”头衔为荣。当然，邓小南教授也指出，这个问题想要得到解决就必须改革我们的整个科研评价体系——“没有项目，就不算科研，不上c刊，就不是成果”。这样的体系不改，教师就永远只能每日忙于论文发表、项目申报之中。

“教师在大学中应当更多以‘做一个好老师’为荣。”——图为中世纪巴黎大学（索邦大学）众博士集会场景

接下来，卢晓东教授发言。卢晓东教授指出，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要防止“折腾”——一年一个制度、一届一个方案。现在大学教育越来越多元化、通识化，北大的教学制度也在不断改变：1960年时本科改成了六年制，1989年军训时本科的毕业学分涨到了190分，最近又在不断下调……此外还包括双学位、辅修、跨院系选课等等。而这其中的每一次“反复”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当然，在经历了这么多尝试后，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其实已经走到了人才培养最艰深的部分：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如何培养面向未来的领导力人才？这和培养各个学科具体人才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对此，卢晓东教授指出，一直以来，我们的人才培养思路都是线性的，即希望学生从本科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志趣”，从此沿着自己的理想一帆风顺地成为我们想要培养出的那种人。但事实上，人的志趣、理想终其一生在不断发生改变，在不同时期也会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线性”思路其实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一点，相信北大的人才培养模式会有很大的改变。

渠敬东教授也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之魂，这既是对处于成长期的学生而言的，也是对教师而言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北大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不清楚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引领未来”的人，那么，只需要回头去看看过去一百二十年中北大曾经培养出哪些人——他们正是当时“引领未来”的人。而今天，我们也仍是要在这个传统上，用北大的风气、氛围以及一代代通过师承流传下来的精神性的东西，去感召、培养出新的时代引领者。学校中没有教师的典范，没有感召，就不会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这是对北大每一位教师的考验。无论什么学科，走到最艰深处都不免要归于人性问题，更具体来说便是，人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教师所从事的教育实践工作就是反思这些问题的最佳契机。一个学生就是一个世界，教师在用心教导学生的同时也会获得对自己学问的反馈。总之，只有教学才能把“知识”和“未知”、实践和生活、人性和世界都生动地联系在了一起。

最后发言的是朱红副教授。朱红副教授认为，本科教育改革应当从新生入学阶段就开始重视起来。我们的学生在经历了高中时期长时间、高强度、高重复性的学习后，被过度压榨了内在学习动力。加之父母、老师总是以“考上好大学”为目标来要求孩子，这导致他们在步入大学后突然进入“空心期”——失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此外，我国的基础教育（包括高考）仍是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为主的，这种教育思路、学习模式也和大学所要求的深度学习、多元学习、批判性学习相脱节。因此，本科第一年是学生成长蜕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大学教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主张，教师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共情力的教练，通过课上课下的交往，不仅要解决学生学术上的疑问，也应当在人生的重大问题上给学生一些参考，让学生得以在全新且安全的环境下自主思考和探索，发展出成熟的心智模式。对此，朱红副教授提出，学校在“教师发展中心”之外，也应当建立“学生支持中心”，以便在学生感到困惑时能及时给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与谈人发言结束后，陈洪捷教授总结道，我们的本科教育改革近年来尝试了很多方案，也借鉴了许多国外名校的做法。但这些方法都是“自上而下”的，缺乏教师的参与和配合。所以，我们改革的关键仍在于教师，不仅仅要“以学生为本”，也要“以教师为本”，为一线教师制定出正向的鼓励措施和评价体系，调动起教师的教学热情。

最后，各位教授针对具体措施进行热烈讨论。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