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大学一百年来思想文化的创造、学术传统的更新，都与五四有着各种各样的承续关系；而五四运动也深远地塑造着北大师生的精神气质与思想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和科学文化最为敏锐和坚韧的探索者、开拓者。回望五四，对五四的再评估与再诠释，意义非凡。有鉴于此，文研院于2019年3月30日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邀请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相聚北大讨论交流。

30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作引言与主持。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志田，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发表主旨演讲。

陈平原教授致辞

首先，陈平原教授作为引言人为本次论坛作主旨说明。五四是20世纪中国的关键时刻，它以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五四一周年开始，北大师生对五四的不断纪念与阐释，已成为一种“专利”。今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回望五四，对五四的再评估与再诠释，意义非凡。

《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随后，陈平原教授以“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为题发表演讲，由五四向前追溯晚清以降的“新文化”逐步积聚能量并在五四这一危机时刻最终破茧而出的过程与路径。论述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晚清以来，新媒体的产生、新思潮的荡漾、新教育的壮大，催生了危机意识的积累与传播，并培育了应对危机的新生力量。第二，新教育体制的稚嫩，决定了晚清至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是杂览、杂学的一代；不受学科边界和新旧教条束缚的开阔与通达，是晚清及五四两代人最值得珍惜的阅读经验。第三，辛亥革命前后三十年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也正是中央集权的松动、思想言论的相对宽松和自由，造就了各种思想学说自由竞争、百家争鸣的盛况，“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正是其最大的精神遗产。最后，晚清及五四时期以报章为主要思想传播途径。以报章为中心的思考与表述呈现了瞬间反应、激烈表态的对话态度，也表现出“激于时变”的五四新文化人剑走偏锋的策略思维。这些危机时刻的思考和表达，都可被看作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思想的草稿”，其丰富多彩又意犹未尽的“未完成性”也正是五四的魅力所在。

狭间直树教授

狭间直树教授作了题为“五四运动与日中关系史概略”的学术报告，分析日本在脱亚论的影响下实施的亚洲侵略与对华侵略，并探讨五四运动与中日关系的相互影响。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是针对日本这一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侵略思想，其合法性来源于文明等级论——日本已跻身于欧美列强同等的“文明国家”之列，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各国仍处于未开化的状态。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日本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占领台湾、吞并朝鲜，并将南满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15年“二十一条”的提出，显示了日本对华政策侵略性的飞跃式升级。

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货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在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日本，导致五四运动爆发。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反日运动迅速扩大，迫使政府罢免亲日派三大高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舆论界迅速反应，内藤湖南等知识分子追随福泽谕吉的论调，认为中国对抗日本的反日运动迟早会“结束”。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签巴黎和约——拒签是五四运动孕育出的结果，是中国国民意识生长的表现，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战后的亚洲秩序与世界秩序。

罗志田教授

接下来，罗志田教授以“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为题发表演讲，提供了观察和诠释五四运动的新框架。近代以来，在西潮冲击下，“天下”这一概念崩散，向外转化为“世界”和“中国”，向内转化为“国家”和“社会”。罗志田教授首先通过傅斯年、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表述梳理了“国家”和“社会”这两个外来概念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在他看来，在五四这一“过渡时期”，这组概念是多义的、发展的，因此，用这组“早熟”的概念作为理解五四的工具，诠释力有限。而后人对五四的理解，却往往陷入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五四就是在中国这一“国家”发生的故事，且预设国家和社会更多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实际上，“国家”、“社会”、“人民”间的紧张甚或对立意味也因“天下”的崩散而产生，而有关认知、界定“国家”与“社会”问题的核心便是“天下”含义的现代演化。五四前后，梁启超、张东荪、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曾对“国家”进行质疑与反省。此外，这一时期也曾出现一些非国家、超国家的思路。罗志田教授表示，这种反思或许正是对“天下”的回归，如果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或可增进在国家和社会的视角之外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和认识。

王德威教授

王德威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他借助鲁迅文论“悬想”与“神思”的概念，探索五四文学革命被遮蔽的面向，及其在当代科幻文学中的回应。王德威教授首先通过《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鲁迅早期文论，解释了“悬想”与“神思”的来源。这两项概念都强调“想象力的政治”——深入现实尽头的无物之阵，探勘理性以外的幽暗渊源。1923年至1924年，张君劢与丁文江进行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鲁迅的缄默、文学的缺席，恰恰反证了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说明此时的文学已被异化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而原有的复杂、感性、物质层面的意义被遮蔽。鲁迅文学的革命性，不仅在于反映人生、改变现状，也在于直面人生晦涩幽微的物质性，认知现状深处“俱分进化”的动机。如果仅在写实、现实主义的脉络中理解鲁迅，实乃局限了其文学观的最激进面。

鲁迅以笔名“令飞”发表在《河南》杂志1908年第二号上的《摩罗诗力说》，图自“图述百年——中国近代文献图库（1833-1949）”数据库。

王德威教授认为，在现当代文学主流论述中，“悬想”与“神思”一向是文学被遮蔽的面向，却意外地在新世纪的科幻小说处获得共鸣。“医”和“病”的隐喻，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轴之一。在这一意义上，韩松的《医院》三部曲（2018）中构造的“药时代”、“药帝国”，便与鲁迅形成隐秘的对话，就身体与国体、疯狂与理性、疾病与医药、入魔与除魅等议题展开辩证，直面个人、社会、国家、人类全体的局限。这也正是对鲁迅未完的文学革命的重新挖掘与回应。

方德万教授

方德万教授的演讲主题为“作为真实政治的五四”。他从政治哲学家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提出的“真实政治（real politics）”这一角度，分析具有宪政意义的五四运动。戈伊斯的“真实政治”反对理想政治的研究方法，强调检视政治主体具体的动机及行为，以及目标与结果间的复杂关系。从“真实政治”的视角看五四，可避免误读五四的抽象化，回归其复杂性。

《每周评论》1919年第22期发表《山东问题》一文

方德万教授聚焦五四背后的宪政危机，并从两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他梳理了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中国的宪政危机，讨论了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等关键人物的政治行为及其复杂动机，并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洪宪之役、府院之争、再造民国、对德宣战等重要事件背后的宪政困境。随后，方德万教授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与上海和会（即1919年南北和平谈判）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和南北关系危机。他重点分析了一战前后日本和英国关系的变化、巴黎和会上中国的诉求与顾维钧的谈判策略、山东问题对日本与英美两国在中国利益冲突的激化，以及上海和会南方代表唐绍仪的诉求等。他认为，唐绍仪和顾维钧都希望借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决原则维护宪政价值。然而，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南北和谈的破裂、五四运动的爆发，意味着宪政危机到达顶峰——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再为解决政治分歧提供被普遍接受的出路。这一结果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当事人预想之外的，也正印证了“真实政治”对历史偶然性、复杂性的强调。

王汎森教授

最后，王汎森教授以“启蒙是连续的吗？!”为题作学术报告。他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自晚清以迄五四“启蒙运动”的连续性问题以及这种连续性的具体方式。王汎森教授认为，从晚清到五四的革命思潮有相当强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并不是单线的。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启蒙思潮的连续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转辙器式”的连续，即制度和思潮形成互为转辙器的关系；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迸发出具有建制性、约束性、召唤性的力量，形成一种“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连续性。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游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影。

另一种连续性则是议题式的连续。妇女解放、白话文、科学等自晚清以来反复出现的议题，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其讨论的“背景文化”存在差异。在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的特殊之处主要有五点：第一是对中西方鸿沟式差异的认知出现，晚清以来对中西关系的理解改变；第二是普遍主义的、超越国族崇拜的思想出现，取代晚清求强文化下“进化”的启蒙议题；第三是政治概念新陈代谢，以科学为主的一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词汇出现，日系词汇取代传统儒家词汇；第四是整体性的观点出现，要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想在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全面应用，以及对传统“重估一切价值”的整体性批判；第五是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看待一切事物的新眼光与新方法。因此，晚清到五四的启蒙思想在一个格局之中，但由于连接的方式的不同、背景文化的不同，相同议题在不同时代便具有了不同的历史意义。

TIPS

点击下图，了解更多关于北京大学“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