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0日，“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一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做主题报告，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震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邓小南教授对于本次论坛进行了主题介绍。刘后滨教授以“安禄山起兵与唐王朝的信息处理”为题进行第一场报告。刘后滨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安史之乱以前，河北郡县都受到朝廷控制，但是为什么从安禄山起兵的一个月内，没有一个地方长官向朝廷报告，以至于等到安禄山占有洛阳之后，朝廷才开始了全面动员？
刘后滨老师认为，节度使兼采访采访使对于信息多元直通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安禄山以幽州节度使兼任采访处置使，垄断了河北道各州郡向中央的信息传递，使得州郡使没有渠道向朝廷汇报地方的异常情况。有鉴于此，采访处置使权力过重的情况在安史之乱平定的过程中就不断得以调整，不仅地域范围有所萎缩，职权也在制度上有所限制，同时不断打通刺史信息上奏的制度通道。地方对朝廷的信息通进需要有多元直通的通道，是安禄山起兵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唐朝中后期经五代到宋朝，中央与地方信息通进渠道的建构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展开的。
安禄山起兵还反应出唐朝中央决策或信息汇总处理机制出现了问题。唐前期朝廷处理问题仍然是以集议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到了后期则以奏对的方式进行解决。刘后滨老师特别指出，安禄山起兵的时期，恰恰是朝廷从集议到奏对决策转型的时期，以至于出现了制度上的空白。建中四年避难奉天的唐德宗向翰林学士陆贽询问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其核心就是疏通信息渠道，从而化解了君臣阻隔的危机。这一经过这正说明经过专权宰相李林甫、杨国忠之后奏对机制尚未完备的脆弱性。贞元、元和以后，以延英奏对为主要形式的君臣沟通机制不断完善，至宋朝则各种形式的奏对更为完备。晚唐五代至两宋，君主与大臣的谈话制度不断完善，君主对于国家政务运行过程中各种情报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大幅提高。
刘后滨老师总结，隋唐之际的制度调整至元丰官职改革，是中古国家治理体系因应信息收集与处理需要发生的深层变革，是一次长时段制度变革中的“三级跳”。第一跳发生在隋朝建立后到唐高宗时期，第二跳发生在武则天称帝前后到安史之乱期间，第三跳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后至元丰改制的较长时段。相较于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国家治理所需信息的复杂与详尽程度，唐朝总体来说还是相对简单的。但是安禄山起兵暴露的问题，却是促成传统国家治理体制向近世转型的一个内在动因。
蔚县常平仓
李伯重老师以“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粮价与雨泽奏报系统”为题进行报告。十九世纪以前的清帝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治理体系最为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十九世纪以世界上唯一有全国规模气候与粮价信息系统的国家。国家想要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人民的福利，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的充足。这对于清朝统治来说也相当重要。入关的八旗人口不过十六七万人，想要统治有近亿人口的帝国，就需要极高的统治智慧，因而清政府对于救灾制度用力极深。在实际操作方面，清代荒政的重要步骤由救灾开始，再由官方依勘灾、审户、发赈之程序进行，救荒措施主要有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恤等七方面，其中以蠲免与赈济最为重要。蠲免就是减免赋税，赈济就是救济灾民。这就要求与相当多的粮食的仓储系统，包括官仓和半私有的民仓（即常平仓、义仓和社仓）。要使仓储制度运作良好，国家必须获得充分、及时和可靠的信息，以便决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和何种方式收购和出售粮食等等。为此，国家建立了粮价奏报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由于粮食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因此国家也建立了雨泽奏报系统以收集全国的气候信息，从而预测和核实之后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以这些信息为基础，提前进行准备，以应付一些地区因天灾导致的粮食减产带来的危机。
李伯重老师指出，雨泽奏报自秦汉依赖就已经形成，但作为一项常规事宜则正式确立于乾隆年间。粮价奏报系统此前虽有但并不常规，直到康熙时期才真正建立常规的粮价奏报系统。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为了保证雨雪分寸报告的可靠性，皇帝同时布置几个奏报的渠道，皇帝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核对，对于各地不及时奏报的官吏，皇帝经常追查，有的被严加议处。这基本保证信息来源大致可靠。雨雪奏报与粮价陈报、收成奏报共同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
测雨台（乾隆庚寅五月造）
李伯重老师引用魏丕信的观点，指出与近代以前的欧洲相比，明清中国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一个成熟和稳定的官僚制度。这一点正是中国具有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的关键所在。清政府虽然能够控制的人力资源有限，但是在人力和资源的组织与动员方面却有明显的才干。清政府为了保证民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哪怕它不是一个韦伯口中的“福利国家”，但也是一个“务实性”国家，而有效的信息收集系统是达到国家治理的关键之一。
渠敬东老师以“信息的社会机制”为题进行报告，注重从理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渠敬东老师指出，社会世界就是由信息构建的。人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征、符号为每一个人的行为、意识和意义赋予可交互理解、可社会通约的形式，信息为社会运动的各种因素赋予形式的时候，就为群体的行为提供了一种表象。这种表象不只是我们可以通过信息转化出的语义形态来理解社会，这种表象也是一种代理机制，其内在就具有制度的意涵。我们整个社会运行就是建基于信息。但是信息也充满了悖论，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制造者和承载者，信息具有弥散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制度如果形成共识形成稳定的意义系统，就必须将信息极大程度地集约化，二者在现代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卢曼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认为现代社会完全就是致力于降低信息复杂性并在信息提供中不断自我再造以进行控制。但是这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也充满了信息沟通和运作的机制，只是二者构造的系统和运行的方式不同。在古代社会，因为天路阻隔，就需要有特别的信息渠道进行社会运转和治理。
渠敬东老师借用语义学进行分析。用信息系统的方式对社会加以规范和阐释，需要依据不同的组织层级，从基层社会到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普遍性、排他性。各级部门都需要收集和论断信息，建立一套比较明确的陈述系统和组织系统。正因为信息充满了这个世界，单纯靠排他性来垄断信息是不可能的。如何处理信息的剩余控制权呢？不存在完备充分的制度，因此在制度中实现不能规定的那部分控制权的权力就是要害所在。这是制度运行和信息沟通机制的中间范围，也是理论和经验对应的部分。信息管理的制度空间，才是社会运行的平衡机制。如果制度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为目标，恰恰说明社会处于危险中。正因为信息不能完全控制，这就要求讨论剩余控制权的问题。在制度和信息运行中，人和法都是能够在制度空间内达成理解的渠道和机制。每一个人都是多重化的信息体，渠敬东老师进一步引用语用学来对此加以理解。每一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信息，在制度看来，人是信息的载体，但是在人看来，人也是制造和运行制度的代理。人是信息的生产者，可以构成一连串的信息源，这具有无限的传染力和扩展力。多重且混杂的信息，可以制造出制度的多重缝隙和矛盾，从而释放出各行动主体的能动性。
渠敬东老师指出，社会治理是双向信息采集的过程。任何一个政治体或组织体，都要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制度体系，尤其是有价值观的体系。简单讲，我们需要认定一个大价值和制度目标，但是这些东西必须要有紧密的信息支持。信息采集是制度得以运行的最重要的步骤。围绕制度而产生的正向信息系统才是制度运行的落脚点。现实的制度是多元的、不充分的、不均衡的，所以需要反向信息作扩充，需要多个部门、多重空间的设置才能够把信息传递过来。社会构成的多重面向能够以多重渠道向制度反馈。这就要求制度留出恰当的空间对于异质信息进行反馈。
渠敬东老师总结了社会治理中的信息难题。阻碍信息的各类因素包括官僚体制中的信息瓶颈；委托代理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成本；制度规则对信息的屏蔽；信息流通中的措置、分叉和反转现象。因为制度有着单向目标，但是社会生活是多重实在的，规则具有确定性而实践则是不确定的，所以在信息的收放、传播和控制中会存在多层次的博弈。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治理者需要留存信息流通的空间，使制度保有充分的灵活度和弹性，人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的权宜性，以应对现实的变化。否则，统治过死，体制中的各层级就会形成一道道闭塞信息的闸门，只筛选正向信息，阻滞反向信息，造成制度的固化和人的教条和虚设，体制空转。保证各类信息的交流和交换，才会使得制度的实施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起到预警、调整和更新的作用。
渠敬东老师进一步指出，信息存在前台和后台。前台信息经常呈现出模式化和仪式化的特征，这是重要的动员机制。但同时，后台的控制和流通也非常重要。后台信息需要有多重的信息组合，打破组织边界，进行多层次、多渠道、非正式的信息沟通。私人信息的沟通恰恰是信任渠道的保证。主导制度和运行制度的人，在相互沟通的讨论中的弦外之音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存在于所有人际关系中。
最后，渠敬东老师探讨了舆论和民情的信息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信息流，具有传染力和扩散力。信息风暴就是短时间、高强度、焦点集中的信息聚集。这会对常规体制造成巨大的冲击，使得后者措手不及，也具有极强的扩散效果，一旦形成，便像病毒一样具有潜伏性，转变成为具有惯性的社会基因，条件成熟后继续爆发。我们需要建立信息传递的新形式，使得技术与信息共进，在机遇与危机共存的环境下找到好的处理办法。
接下来，论坛进入了评议环节。邓小南老师指出，刘后滨和李伯重两位老师侧重历史，渠敬东老师则侧重理论。方震华老师对于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沟通方式感到好奇，他进一步补充道，安史之乱之后进奏院构成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要管道，中央和州的公文需要通过道的进奏院沟通，而进奏院的邸吏则具有垄断性的角色。由此，节度使的权力或许在安史之乱之后有了削弱，但可能与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赵世瑜老师认为信息沟通在国家秩序问题下可以简化为上传下达，而三位老师的报告或从国家出发或从社会出发，或从经验出发或从理论出发，这恰恰体现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他认为渠敬东老师的信息观念比历史学家所说的“信息”概念要开放很多，从而提示，有关“信息”的论述在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是缺位的。
张静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近代以来，国家和社会的连接通道，至少发生过两次重大改变。一个是历史上士绅这个角色集团——作为地方治理的权威中心、同时连接官府与民间的协调者——的消失；第二个发生在最近这三四十年：1949年以来建立的一系列社会重组，一些制度化的连接通道——比如城市单位、乡村人民公社这些和国家体制有纵向连接的组织角色，在过去的社会经济变迁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个变化使得很多社会诉求无法上达，导致中央了解的信息不一定真实。这些阻塞发生的一个基本结构特点，都是社会中介角色消失，所以导致上下连接的渠道中断。张静老师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结合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的角色和目标是什么？从信息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在信息的选取和使用的问题上，国家的目标与角色相当关键。国家的目标是统治还是公共服务，决定了国家对于不同信息的重视程度。第二个问题关于官僚系统的组织特征。信息的上报与否或许与官僚系统的组织特征有关，比如责任制可能助长了官僚不愿意上报的动机。基层官员不像中央官员关心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他们对于定义信息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与中央官员不同的反应。第三个问题是信息在社会中分布的结构。一方面现代国家在信息垄断上较社会组织有天然的优势。另一方面信息是需要相互确证的，越是来源多元，任何组织和个人就越难以依赖虚假信息操控他人。因而研究信息在社会当中的分布和历史上的信息分布情况变得很紧要。
工作坊直播现场
随后，几位主讲人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相关角色对于信息的垄断在安史之乱前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刘后滨认为，更为实质的变化可能发生在更为后期的阶段，而方老师的补充恰恰构成了一个安史之乱中呈现的信息垄断这一背景。李伯重老师表示从赵世瑜的方法论提示中获得很多启发——后期，政府的雨泽奏报系统越来越差，而民间有上万人从事信息的搜集和传播，甚至政府反而要依靠民间的信息系统。民间的信息系统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领域。渠敬东老师认为，社会学家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连接点，向历史学家学习描绘具体的场景，另一方面也能够讨论内在的机制和结构的关联。我们存在的社会和体制是非常丰富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渠敬东老师表示，一统体制的讲法需要打开，从信息的角度切入后会发现，内在有丰富的信息流和多重的博弈。一统体制只是一个概括，需要打开内在的丰富性。任何制度在释放空间的时候都需要拿捏分寸，不存在一个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想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