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6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24期在线举行,主题为“侯仁之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邓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出席并参与讨论。侯仁之先生的女儿侯馥兴也出席了本次活动。
20世纪50年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侯仁之先生不仅是该学科创立的重要倡议人和奠基者,更在推动学科范式和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2020年正值侯仁之先生诞辰119周年,为缅怀和纪念先生的卓越成就,传承先生的学术品格和精神,回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特举办此次纪念论坛。
李孝聪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李孝聪老师首先致辞。他回忆说,侯先生健在时,每年12月6日,学生们都会自发为他去祝寿;能够在侯先生的生日这一天召开本场论坛,追忆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品格,是非常难得的。在李老师看来,侯仁之先生最大的特点是开风气之先。他虽然善为人师,但并不好为人师;对待学术问题,他从不与人“争”,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开拓新领域、实践新方向上。侯先生超前地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的两大研究方向,即城市历史地图的绘制,及古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自其开创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大学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其他兄弟院校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也来自于侯先生所奠定的扎实基础。
李孝聪老师与侯仁之先生的结缘始于报考研究生之时。拜入师门后,他在侯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城市图组,这项工作持续了整整28年。在该图集出版之前,学界已出版了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本),但此书以地区疆域为基础,缺少城市、人口、环境、河渠等专题,新图集的编纂工作遂被提上了日程。在编写新图集的过程中,侯先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方法。其一是编例。侯先生强调,历史地图并非读史地图。后者往往把重要史实的发生地点全部标在一张图中,方便史学研究者进行参照;但前者必须遵循科学的理念,突出时间断线,反映特定时段内的地形地貌。这两种图的区别充分体现在编例中。编纂过程中首先在城市图组中实践了这一方法,并将该图组中的编例作为案例,交由编委会讨论,进而极大推动了新图集的整体编纂进程。其二是底图。侯先生提出,图组负责人应首先提供底图供专家参照,而底图的绘制又应以亲身实地考察为基础。第三是文献。侯先生认为,图录编写需要与原始文献资料相比对,且不仅要看文字材料,还要参阅古地图资料。他熟稔于国内外古地图的馆藏地点,并详细指导学生按图索骥地搜集古地图,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图集的编纂工作。除基本方法外,侯先生还格外重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他强调,在编写图集的过程中,凡是提供过资料、咨询或给予过任何帮助的人,都应在图集出版时予以感谢,决不能埋没任何人的功劳;对于他人成果的引用,也必须予以严格注明,因为“如果不注明,那就是偷”。
李孝聪老师最后表示,纪念和缅怀侯仁之先生,不仅要学习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开创之功,更要铭记先生的学术精神和人品。他对祖国山河、历史文物古迹的热爱是深沉的、发自内心的,这种热爱推动着他毕生投身于历史景观研究和保护的事业中。值得欣喜的是,当前许多年富力强的学术后辈投身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使得侯先生开辟的研究领域、范式、传统得以延续和传承。
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唐晓峰老师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意义的学科的产生过程。20世纪上半叶,许多西方学者,如赫特纳(Hettner)、哈特向(R·Hartshorne)、卡尔·索尔(Carl Sauer)等,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界定都发表过意见;而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利物浦大学教授克利福德·达比(Clifford Darby)在1936年出版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可被认为是一次理论思想层面的澄清和确定,是历史地理学朝着现代学科意义发展的里程碑事件。1946年,达比在就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时,发表了题为《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着重阐明了区域、历史、实地考察、现实关联性等四方面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关键意义。
达比也是侯仁之先生在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毕业回国后,侯先生将达比学派的许多方法和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例如,在20世纪中期,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区域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所以地理学研究应该体现区域中各种要素的综合关联性,而非对某个要素的单独考察。这种整体性的总目标显然很难通过一次性工作、一篇文章完成。侯先生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考察,也是遵循着这样的总目标,按照一个个要素的顺序逐步充实和完善的。
侯仁之先生的整体性视角不仅体现在特定问题的研究中,也体现在历史地理学的总体框架和布局上。除继续深耕于城市历史地理等传统研究方向外,侯先生还在环境考古等新阵地的培育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提出了第四纪、孢粉分析、考古学、制图学四个核心关键词。198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市平谷县上宅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引起了侯先生的高度关注;1987年,在他的大力倡议下,我国第一个地方环境考古学术团体“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成立,周昆叔担任副会长。虽然此时侯先生已近耄耋之年,但他仍事必躬亲、逐一联络,尽可能地团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办研讨会、创办杂志、招收研究生,推动环境考古研究方向的迅速建立和发展。虽然侯先生本人并未在该方向上开展具体研究,但他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邓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教授
邓辉老师在致辞中指出,侯仁之先生是国内同领域中唯一一个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历史地理学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学者。上世纪50年代,侯先生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分别是《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1951)、《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1955)和《历史时期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1957)。这三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与此前历史地理学的传统方法是迥乎不同的。从那时起,侯先生就以科学的思想、服务于现实的思想为指导,试图将历史地理学从传统史学的范畴中抽离出来,发展为一个现代科学范式下的独立学科。在此后的研究中,他也多次向学生强调新手段和新技术的重要性,综合运用遥感、GIS、孢粉分析等现代方法,将历史地理学做成现代的、科学的、区域的、城市的、实证的研究。
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贯穿了侯仁之先生毕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与他在利物浦大学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学术训练密切相关。侯先生的导师达比教授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者,在他看来,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即采用水平横剖面的方法,通过对各个横剖面的复原(reconstruction),展现该区域的景观变迁。侯先生最初接触到达比学派的这一分析框架后,感到大为惊讶和欣喜,自述虽然自己在留学前已经做过了多年研究,但好像是“手头上拿着很多砖头瓦片,到了达比那里点了一下,就知道怎么搭建了”。这一套方法论对侯仁之先生后续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上世纪70年代,他还在阅读和批注达比最新出版的《新英格兰历史地理》,跟进该学派的前沿动向;同时,这一方法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学术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地理学的各领域研究中均取得开创性成果,一个重要原因是具有国际化视野和高层次的方法论指导。
邓辉老师强调,纪念侯仁之先生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怀旧”,回顾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更在于思考未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景和目标。首先,要以现实需要和问题为导向。在新时代背景下,历史地理学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从生态文明建设到文化自信,从新型城镇化建设到“乡愁”的历史文脉传承,都需要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深度参与。当今的研究工作不应成为书斋里的学问,不能与现实相脱节。其次,要培养国际视野和眼光。视野和格局决定了学术研究的高度和厚度。我们身处日益开放的时代,埋首材料、闭门做学问已经远远不够了,只有了解国外的研究前沿、结合中国的实践需要,挖掘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才是未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目标。再次,要加强学科范式和方法论的指导,增强研究的规范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学术研究的水准和规范性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许多打着历史地理名目的文章,全然不见区域、城市等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要素,而完全囿于史实堆砌、版本考证等,仿佛回到了“乾嘉之学”中,这就大大偏离了以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开辟和推动的历史地理学学科范式和主流。学科训练的意义在于提升研究的深度、增强研究的规范性,倘若抛弃基本的范式和方法论,完全随意地、凭个人感觉来研究,对于学科发展是弊大于利的。
辛德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随后,辛德勇老师进行了总结致辞。他回忆说,1992年来到北大后,侯仁之先生的治学精神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侯先生晚年曾对北京大学校园的变迁和旧时园林的沿革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在绘制勺园复原图的过程中,辛老师曾作为助手协助完成了基础性工作。侯先生总是先告知他去哪里寻找基本资料,继而对搜集来的资料逐条仔细考察,得到尽可能详实、准确的结论。这不仅源于侯先生毕生严谨、执著的治学精神,更源于他对燕园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
侯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具有相当的典范意义,以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见长。其中前者以区域为依托,对以古代都城为代表的中国重要城市展开研究,提供了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后者结合了大量考古发现和多元的技术手段,对以沙漠为代表的的敏感区域的环境变迁研究提供了范本。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侯仁之先生,就没有历史地理学科的今天。虽然他对于西方理论的接触和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不能否认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根本性开拓和变革。当代学人应广泛吸收侯先生的思想精髓,尝试突破其思想局限性,力争在未来探索更多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最后,辛德勇老师还对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表示感谢,希望今后还能以文研院为交流平台,讨论更多与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发展相关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