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文研论坛125】气吞万里如虎:晋宋之际的文献与思想

发布时间:2021-03-02




“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


2020年12月10日晚,“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第四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25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气吞万里如虎:晋宋之际的文献与思想”。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硕、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晓红做主题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徐冲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平台共同主办。



论坛伊始,童岭老师简要介绍了“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与本次讨论的主题。作为系列论坛的第四场,本期论坛主要聚焦晋宋之际的文献与思想。“气吞万里如虎”,摘自辛弃疾的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与刘宋之际的开国皇帝刘裕关系密切,而论坛海报中展现的东晋谢球墓志,也关联着对于士族在晋宋之际的大转折的理解。接下来,三位学者以“文”、“武”角度分别展开,讨论刘裕的战事战争、战争之间的礼制与思想,并以刘裕、刘毅为眼,探索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的抉择。


李硕博士以“刘裕与中国中世纪的北伐”为题,梳理刘裕北伐战争的历史文献,指出关于刘裕的战争记录是中国古代文献对于战争的记载中的“特例”,诸如《宋书》《晋书》等官方档案记录较为完整。究其原因,《宋书》的作者沈约作为晋宋之际历史的记录者,具有特殊的家世背景,其祖辈与刘裕关系密切。刘裕一生中经历过多次作战、与南北方诸多对手抗衡,在此李硕博士主要讲述了他的两场北伐战争——北伐鲜卑慕容超的南燕(409-410年)与北伐羌人姚泓的后秦(416-417年)。南北分裂时代,北方政权天然具有骑兵优势,而在此背景下,刘裕两度北伐成功,是经典的南军北伐、以步胜骑的战例。李硕博士分析指出,刘裕北伐战争的独特之处在于地理与季节:通常而言,南方政权借助长江与淮河自保,但对淮北进行北伐时,还要借助船运,而北方河流流量小,所以只能趁夏天雨季北伐;刘裕的创新之处,在北伐南燕时表现为穿越鲁中山地的行军,从下邳弃船登陆北上,借助山地直抵南燕腹地,而在北伐后秦时,刘裕特意在秋冬季展开第一轮攻势,进行“反季节作战”。


在军事才能与历史评价层面,李硕博士在报告中将刘裕与古罗马的恺撒、以及宇文泰关陇集团进行比较,认为刘裕与恺撒具有诸多类似之处:其一,二者均树敌众多,对“北方蛮族”的战争与内战频繁交织;其二,刘裕用军人政权取代了东晋士族门阀,开启南朝,而恺撒领导与元老共和派的战争,最后由屋大维完成,罗马从共和国变为帝国;其三,南朝未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军人实力派频频改朝称帝,罗马帝国也长期存在禁卫军干政的问题。刘裕面对的政治局势与恺撒类似,但军事命题完全不同:骑兵崛起带来北方民族的压倒性战争优势。而李硕博士亦从中思考,为何相比刘裕,宇文泰的关陇军事集团却能形成良性的政治文化。总体而言,李硕博士认为,刘裕在军事才能上是不亚于成吉思汗的陆战代表人物,在没有骑兵优势的情况下,已经实现了最佳战果,而且平生打仗极多,面对国内外各种对手,频繁更换战场,堪比凯撒。


接下来,童岭老师的报告则聚焦战争之间的礼制与思想,对公元五世纪初南北两位霸主刘裕与赫连勃勃的关系进行新的探讨。谈及对于刘裕“晋末受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史评,童岭老师在“小天命”与“大天命”的理论框架下,认为后世史家及研究者往往把晋宋的“天命”仅仅视作为晋宋禅代之命,即“小天命”,忽视了刘裕雄心意欲平定南北统一天下的“大天命”;历代的六朝文史研究者,可能囿于刘裕的对手赫连勃勃与其谋臣王买德的对话,有不少学者诋毁刘裕北伐不彻底,急于南归建康篡晋,这是非常失考的草率判断。童岭老师在梳理刘裕北伐中的祭礼活动时,指出刘裕平定南燕、取得东晋境内三大战役胜利之后,“东晋的天命”(小天命)已经转移到刘裕身上,而“天下的天命”,即神州禹域的“天命”(大天命),是刘裕的最大期许。通过两篇具体文本的分析,童岭老师也认为,如果说《为宋公修张良庙教》是与后秦决战前,傅亮通过古雅的文笔向将士、贵族宣告刘裕的求士意图以及统一天下的使命,那么《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则是完成自古未有北伐壮举之后,刘裕向天下宣示自己“大天命”的一个文本。


在南北中国的历史格局下,童岭老师提出了对于赫连勃勃大夏政权的重新认知,分析了赫连勃勃对于刘裕的两层军事判断,以及“诋毁刘裕篡晋”的生成历史。而在南北之间,他从赫连勃勃与刘裕的“约为兄弟”讨论中古史上的汉匈模式。作为公元五世纪初南北两位霸主,刘裕与赫连勃勃带来了中国的变局,两者所率领的部队,在公元418年长安攻防战之前,虽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一直存在间接的交集。例如刘裕北伐后秦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赫连勃勃对后秦岭北、安定等重镇的不停袭击,造成了“晋攻豫州,夏攻安定”的局面。刘裕与赫连勃勃超越了东晋十六国一般的国书交往与“国际”关系。刘裕继承的是汉帝国直接的血统(汉楚元王之后),而赫连勃勃继承的是冒顿单于直接的血统,内田吟风称之为“匈奴的正系赫连氏”。童岭老师认为,刘裕看待赫连勃勃,就如同汉高祖刘邦看待冒顿单于一样。义熙末年,刘裕虽然名义上为晋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实质上是汉楚元王的后代。他与赫连勃勃“约为兄弟”之举,是公元前“汉、匈模式”的再现。如果允许推论,公元418年,赫连勃勃登基称帝,对刘裕不久之后也接受晋恭帝的禅让而称帝行为,应该有着潜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大夏的末代皇帝赫连定,他也有着试图与宋文帝联合夹攻北魏,平分天下之举,某种程度上,亦是延续了这两位胡、汉皇帝的父辈们的“兄弟”之约。


赫连勃勃所建西夏都城“统万城”遗址


超越对于刘裕的单一聚焦,李晓红老师在报告中提及另一个重要却常被忽视的人物刘毅,经由思考二者间的关系,洞见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的抉择。刘毅与刘裕是在晋宋之际反桓玄战争中走到政治舞台中央的人物。在今人相关研究中,刘毅的存在感相对薄弱,但晋宋之际历史语境中,刘毅至少曾与刘裕平起平坐。至刘裕诛杀刘毅、统揽东晋实际统治权时,被定名为“党刘毅”的士人有陈郡谢氏之门户代表谢混、高平郗氏的门户代表郗僧施等,影响很大,足可说明刘毅在当时之得人。《资治通鉴》解释曰:“(刘)裕素不学,而(刘)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但以此期门阀士族代表的角度来看,立身处世似应优先考虑“为国为家”,而非优游文雅,李晓红老师因此提出问题:谢混、郗僧施等人与刘毅为党的原因究竟为何?


李晓红老师通过对于反桓玄三个主要人物的比较,认为刘毅是反桓玄三人中出身门第较高、较涉文雅、礼重才士的一位。谢混、郗僧施“党刘毅”,与刘毅自身具有的因素紧密相关。同时,刘毅也具有门阀士族需要的“流民帅”特质:反桓玄战争确立了刘毅在时人心目中的将谋、将功、将德具佳的形象。反映在文献上,李晓红老师指出《宋书》对于刘毅书写有遮蔽,而《晋书·刘毅传》关于刘毅的记载可以采信;刘毅、刘裕在反桓玄战事中表现不相上下,区别主要在于分工的不同,刘毅多在建康之外带兵出力,刘裕多在建康朝廷运筹帷幄。刘裕在运筹帷幄中产生了与王愉等江左冠族的矛盾冲突。而只在建康以外带兵“出力”的刘毅,不仅显得“博才好士”,而且给了江左冠族关于刘毅继续在外“出力”而真正的士族谢混在建康当权的想象。


谈及刘毅与东晋门阀政治体制,李晓红老师借用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中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表述(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分析认为,反桓玄作战初期,刘裕对于门阀政治体制仍有维系,但他给江左冠族带来的威胁感与矛盾冲突,导致江左冠族倾向于选择刘毅;与此同时,刘毅给予了门阀士族继续建康当权的希望。材料表明,谢混与刘毅之间,有着继续维持刘毅在外“流民出力”、谢混在建康“士族当权”、晋安帝“(不惠)垂拱”的门阀政治构想。李晓红老师认为,这才是当时“朝士有清望者多归”刘毅、谢混“党刘毅”的真正原因所在。总结而言,刘毅是北府将领中较善战(破桓玄、桓振二役)、有担当(与何无忌不平时自任咎)的一位,在逐桓玄、复晋祚中表现不亚于刘裕。谢混、郗僧施家世功业建基于北府兵,选择刘毅是认为他更有可能延续北府兵与谢玄谢琰合作那种模式,继续维持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门阀政治体制。此外,李晓红老师亦指出,东晋南朝朝野以北向抵制五胡为义之所在,不仅军阀野心家常以北伐为旗号,门阀士族子弟也常以北伐文章经国,谢灵运、王融都曾上过劝北伐书,欲借北伐提升个人及家族地位,有实现个人的“勋牟一匡”“微管”抱负,是眷恋东晋门阀政治体制的表征。



聆听了三位学者的报告后,仇鹿鸣、徐冲两位老师进行评议并作补充。仇鹿鸣老师认为,三位学者围绕着刘裕北伐、造宋等活动进行的研究,在思路上与史学传统进路中将刘裕置于东晋历史延长线上的理解有所不同。传统士族史、政治史常将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视为平行的士族社会,将东晋定位为平庸偏安的小王朝,而以田余庆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将东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重新发掘出来。基于学术史传统的变化,思考如今谈及刘裕北伐、刘裕与刘毅之争,以及重新回应门阀政治框架进一步细化的尝试,仇鹿鸣老师认为,需要审视并面对如何在一个更好的框架下理解刘裕以及晋末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挑战。徐冲老师则认为,以田余庆先生代表的“东晋门阀政治结束-南朝皇权政治重新开启”的视角对于理解晋宋之际具有很大影响,而对于刘宋的文本世界、晋宋之际的文献问题的关切与研究,同样影响了对于南朝的理解。三位学者的研究力图对于经典论述模式提出新的视角与挑战,但在徐冲老师看来,经典模式与表述依然在研究表述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如何对晋宋之际历史世界进行新的解读,仍有待进一步开拓。


围绕李硕博士的比较性军事史研究,徐冲老师从战争与国家角度补充道,在骑兵、步兵的兵种分析之外,应进行更加细节性的技术性分析;而从比较层面,刘裕的北伐与桓温的北伐更适合进行对比分析;在分析自身实力、技术与计策之余,也应将对手的因素纳入考量。


针对童岭老师的报告,仇鹿鸣老师同样提及刘裕北伐与桓温北伐的比照,指出从中应再度审视北伐是否真正是“恢复志向”与理想主义的选择,避免因意图与传统的现实主义、高度政治理性计算讨论拉开距离而产生的矫枉过正;而在政治话语与实际行动中,他也认为需要有不同把握——“造宋”与“复汉”不一定矛盾,前者是实际行动,后者是政治话语,二者之间应否高度对立需要再斟酌。徐冲老师对这篇报告也提出了几点疑惑,涉及如何理解“天命”的“小”与“大”、“篡晋”说南北朝记载的史源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史书文献中赫连勃勃与刘裕在“约为兄弟”之外同样存在的丑化敌对的措辞与记述。


而对于李晓红老师的报告,仇鹿鸣老师指出,研究东晋末年历史时,学者们往往将门第门阀看作高度稳定的概念,但事实上,东晋前期门阀都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概念可以是流动的,甚至可以在当世人的例子中得以重塑。田余庆先生解析东晋门阀政治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将门第视为流动的(尽管也有一个大的框架),并非严丝合缝,而是在一个格子里有上下滑动的余地。徐冲老师则从史源学角度出发,关注报告中刘毅事迹表述对比中与《宋书》有别的《晋书·刘毅传》,认为《晋书·刘毅传》很可能来自于刘宋国史,其记述并非完全排除了刘宋王朝的政治性影响,亦有可能在刘宋国史中对于刘毅事迹的记述有一定的可靠性,《宋书》的反映并非遮蔽而只是详略的不同。


论坛直播画面



“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回顾


第一场

主题:秦汉研究中的文献学新视野

报告人: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持人:刘玉才(北京大学中文系)

→点击跳转,阅读纪要


第二场

主题:如何制造一部纬书——汉代纬书文本的成立及其衍变

引言人:张学谦(北京大学中文系)

与谈人:陈侃理、曹建国

主持人: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

→点击跳转,阅读纪要


第三场

主题:公元2-3世纪——汉魏古注的兴起

引言人:方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与谈人:金少华(浙江大学古籍所)、马楠(清华大学历史系)、李霖(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天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主持人: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点击跳转,阅读纪要


第四场

主题:气吞万里如虎——晋宋之际的文献与思想

报告人:李硕(清华大学历史系)、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李晓红(中山大学中文系)

与谈人: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复旦大学历史系)

主持人: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