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新知”系列
2020年12月11日上午，“古典新知：多面的古希腊文明”系列论坛第三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26期在线举行，主题为“个别与整全之间：荷马史诗的叙事”。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戎女主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源主持，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黄俊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彭磊出席并参与讨论。
陈戎女老师的报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关注“个别与整全之间”，借助古人亚里士多德与现代学者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眼光，探讨叙事性史诗（epic）的本质与特点；其次，结合两部荷马史诗，具体探究诗人如何塑造了叙事史诗的统一性。
讲座伊始，陈老师以陈明珠新近出版亚里士多德《诗学》新译本，《<诗术>译笺与通绎》一书为例引入主题。与罗念生先生、陈中梅先生的译本相比，陈明珠译本贴近希腊文原文，对很多关键术语的学术理解作出了研究性阐释。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荷马史诗依然在发生着“诗教”的影响，其术语和阐释对我们理解古希腊文学传统中的诗有重要意义。陈戎女老师指出，虽然在中文世界通常被译作“诗学”，亚里士多德使用的“ποιητικῆς”一词原意更接近于“制作术”，制作的对象是广义的“诗”，而“ἐποποιία”则专指史诗的制作。
以下，陈戎女老师具体分析了《诗学》中有关史诗制作的片段，由此切入对史诗的整体性理解。不同于其他译本，陈明珠所译《诗术》第一章1447A处提到，诗是“全面摹仿”（μιμήσις τὸ σύνολον）。陈戎女老师指出，此处的“全面”并非修饰状态的副词，而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专业术语，意为“形式和质料”。玛高琉斯（David Samuel Margolioth）认为，这就意味着一种“对想象的非物质性描绘（immaterial portrayals of the imaginary）”。史诗形式上用纯粹的言辞进行摹仿，因而与物质性的、可能会朽坏的雕塑与绘画等不同；质料方面，与历史不同，史诗是一种想象和虚构。译者认为，“全面摹仿”背后隐藏着《诗术》中几乎无人发现的深度理论架构。史诗的要害不在于格律，而在于“全面摹仿”的性质。由此，荷马史诗即是以非物质性的诗行对想象的事物进行摹仿，其制作倾向于某种目的，暗含的标准就在于形式和质料的平衡和统一。
第二点是诗中“logos”和“mythos”的关系：《诗学》第五章1449B，亚里士多德谈到了喜剧，涉及这两个概念的高度结合。陈明珠将之译为，“那些在雅典的[诗人]中，卡尔特斯最早弃用讽刺体的形式，普遍地（καθόλου）来制作故事（logos），即情节（mythos）。”这里的翻译将“καθόλου”作为副词使用，与以往的译本也有比较大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将“logos”引入“mythos”，陈明珠认为，“亚氏大大化解了二者之间的敌意”。为什么特别在谈喜剧发展时提示二者之间的关系？陈明珠的阐释是，喜剧很早就开始虚构人物，几乎是无中生有，而悲剧则更多从传统的希腊神话中取材，“有中生有”。陈戎女老师认为，此处的启示非常关键，回顾第一章中“全面摹仿”的概念，它的核心正在于普遍地制作“故事”（logos），以使其成为“情节（mythos）。
陈老师关注到的第三个段落是第九章中的诗与历史之别，特别是1451a 35-1451b 5的文本。第九章的目的在于为诗人立言，《诗学》的笺注者卢卡斯称之为最重要的一章。亚里士多德谈到，诗具有普遍性的本质。他对诗和历史加以区分，而且将之靠近哲学。陈戎女老师指出，公元前四世纪的思想史语境中，历史与哲学对诗的古老权威发起挑战，此处亚里士多德明显是在回应《理想国》中的诗与哲学之争。诗与历史之别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诗：首先，诗是言说可能，这就通向玛高琉斯所言的虚构性问题，虚构即是“全面摹仿”中摹仿质料的部分。诗的虚构性有据可依，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另一方面，它不以现实中的个别事实为依据。其次，诗是连接个别与普遍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探究普遍性，诗讲述普遍的故事，而历史讲述个别的事，诗比历史更加富于“哲学意味”。作者的主旨当然在于分殊文史之别，确定诗人应为的职责究竟为何。陈戎女老师谈到，这其实也在提示我们，诗可以成为连接历史与哲学的中间者。其看似是在描述像历史那样个别的事物，实则是在讲述普遍，如此，诗就成为了连接个别与普遍的统一体。
由以上三个章节的分析，陈老师概括出亚里士多德“诗术”的逻辑链条：诗首先是城邦的制作技艺，它的本质在于“全面摹仿”，摹仿的核心是情节（mythos）的制作，制作的目的最终指向普遍或完整。陈戎女老师还提到，整体上，《诗学》中对荷马多有赞美，但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各方面最具哲学性和普遍性的诗。比较悲剧和史诗时他亦直接指出，较悲剧而言，史诗诗人的摹仿整一性差。
进入第二部分，陈戎女老师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叙事史诗的统一性。从“说谎的奥德修斯”出发，陈老师延续了第一部分中史诗虚构性的讨论。陈老师认为，荷马在《奥德赛》中塑造了立体多面的奥德修斯形象，说谎的奥德修斯几乎就是套着假面的诗人本尊，这一形象是其诗学自我意识的象征。史诗中奥德修斯讲了八个故事，其中有五个是谎言故事。从奥德修斯回家后开始，他总是用谎言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曾遇到过奥德修斯的人，其中往往构拟了完整的情节和动机，内容真假参半、虚实难辨。值得注意的是，奥德修斯在谎言故事中几次扮作克里特人。在荷马时代，喜欢欺骗被认为是克里特人一个鲜明的特点，奥德修斯的谎言和米诺斯的迷宫之间存在呼应关系。
西格尔（Charles Segal）在《〈奥德赛〉中的歌手、英雄和诸神》中提及，奥德修斯虚构的谎言中有一种普遍的真实性。谎言故事中往往呈现出语言的双关，而谎言中亦包含着真实，西格尔将它视作一种反讽——“谎言表达某种真相”，这是史诗所坚持传递的自我意识。作为叙述者的荷马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谎言叙事效果的肯定，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诗人的自况。作为史诗人物，奥德修斯编故事的才能正体现了他的智慧，回家后的险恶环境也使他必须精心伪装。另一个层面上，作为荷马的替身，奥德修斯似乎在代替诗人编造谎言，引向了《奥德赛》后半部重要的主题：伪装虚构与认识真实之间的张力。史诗要求奥德修斯编造一个虚假的身份，但谎言也延伸到了诗人和他的诗歌制作术本身。纵观这部作品，没有哪一个人如奥德修斯一般掌握了这些讲故事的技巧，游刃有余地运用诗人叙事中的各种手段，奥德修斯简直是荷马的替身。陈戎女老师认为，《诗学》中的虚构术即是在为荷马辩护，叙事诗和悲剧诗人应当说谎，而且要说得漂亮。其中的理据就在于先前提及的“全面摹仿”，诗人完全有理由言说可能的、虚构的故事。
第二个方面，陈老师再度将讨论聚焦于“mythos”与“logos”结合的人物与主题叙事。陈戎女老师提出，史诗诗人构作时必须要考虑到情节和人物的合理性，考虑到如何从个别走向普遍、使虚构的“mythos”带有一种合乎逻辑的“logos”。《伊利亚特》中的阿基琉斯与帕特罗克洛斯、赫克托尔与帕里斯的两组人物关系体现了荷马对此的处理：两组人物都涉及英雄友爱关系中信任与背叛、死亡与复仇的主题，荷马编织故事时其实在暗中对照这两组关系，暗示其不同的实质。
阿-帕虽名为主人与侍伴，但二人的命运逐渐合一，形成了超越普通友伴的模式，《伊利亚特》的情节基本围绕着这对关系发展。虽然两人在史诗的后半部分才成为叙事的焦点，但如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所说，他们表现了“诗歌人物的统一性：作为思考的、行动的、血肉毕现的人的统一性，作为生者和死者的统一性”。反观赫克托尔和帕里斯，他们理应成为非常亲密的兄弟，但其观念、行为大不相似。陈老师表示，相比之下，阿基琉斯与帕特罗克洛斯是《伊利亚特》中更具“logos”的叙事，荷马描写了英雄社会中不凭借血缘关系的友伴关系如何生成。它也更多体现了《伊利亚特》中的核心观念——帕特洛克洛斯的死亡不仅让情节转折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史诗中人物对情感关系和死后世界的深度认知，从而使《伊利亚特》超越了纯粹的战争史诗，成为希腊人探索生命内在向度的精神史诗。它说明了西方叙事文学传统如何展示其精神生活，作为“mythos”的史诗情节推动了带有哲思的“logos”的形成。如此，《伊利亚特》其实是一部讲述普遍的诗。
讲座接近尾声，陈老师与大家分享了卢卡奇关于史诗时代统一性的论述。卢卡奇于1916年出版了《小说理论》，他将小说和史诗并列，认为二者是伟大史诗的两种客体形式，小说即是现代的史诗。卢卡奇以主人公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类型学的划分。他认为，“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小说则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卢卡奇将荷马史诗的时代视作极幸福的、人类的心灵与外在世界具有统一性的时代。在荷马的世界中，人物的存在与命运都是统一的，超验和尘世生活相互交织，现实与本质不可分离。希腊人在历史中“经历了与伟大的诸形式先天地（a priori）相适应的所有阶段”，从中产生了不受时代限制的伟大典范。到了现代，现实与艺术之间的同一性不再存在，艺术成为构造的产物。卢卡奇面对着一战对欧洲文明秩序的毁灭，他笔下的荷马史诗是可以缅怀，但永远无法复归的精神家园。
最后，陈戎女老师总结道，荷马史诗和古希腊其他的叙事诗一起创造了西方最早的叙事文学传统，我们可以不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叙事手法，不把史诗只理解为一种文类。正如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如王德威所说，它还可以是主体想象、文化形式、审美理想。史诗作为希腊叙事诗中的典范，塑造了西方文学中最早的文化审美和价值体系。对荷马史诗不同层面的认知有多深刻，我们对西方叙事文学的起源以及它后来的历史演变的认识就可能有多深。
之后进入讨论环节，张源老师首先发言。张老师表示，陈戎女老师的分享十分充实，包含了文本分析和对最新研究的密切追踪。张老师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全面摹仿”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是否真的作为一个核心词频繁出现？第五章的文本中列举的技艺不仅有诗，也包括两种曲艺，这些评价不高的技艺是否也能被称为“全面摹仿”，值得研究者进一步论证。张源老师指出，新的关键词的发现需要大量文本的支撑，在强调以整全的视野看待荷马时，我们也不能将对问题的焦虑过度投射到阐释中。
第二位发言的陈斯一老师也认为“全面摹仿”这一概念的提出，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亚里士多德有可能有意设计了一个“语言游戏”，让读者注意到形式与质料这一对概念在诗学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其本身并不包含着价值判断。这一概念能够贯穿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体系。陈老师还就讲座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三点体会：第一，形式与质料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理解荷马的架构，也准确的还原了荷马史诗自身的结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反映到“荷马问题”上，能够支撑统一派的解释。荷马的创作在于最终赋予其形式和结构，史诗中的环形结构就是有意识设计的体现。第二，陈斯一老师提到，奥德修斯的谎言恰恰是诗歌发生作用的方式，《奥德赛》前半部分中奥德修斯做了长篇自述，取代了诗人自己讲述关键情节。而在《伊利亚特》中，荷马也有意识地以相反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阿基琉斯批评奥德修斯，认为自己有话直说。而第九卷中阿基琉斯竟然骗过了奥德修斯，又形成了再度的反转。陈老师认为，谎言是一种技艺，奥德修斯正是通过一系列谎言逐渐回到了自己王者的身份，荷马如此设计情节，也与诗歌的自我意识相关。最后，关于陈戎女老师提到的两对关系，陈斯一老师表示，二者可能是一以贯之的。荷马运用形象比较的方式，表现了人物的“另一个自我”，由此展现出人性的复杂，这正是其人物刻画富有魅力之处。
陈戎女老师回应，史诗叙事确实摹写出丰富完整的人性。荷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性的复杂多面都处在诗人的视野之内。但其“logos”的核心更多体现在阿基琉斯和帕特罗格洛斯的关系上，它关键性地推动了史诗普遍性诉求的实现。而荷马对于帕里斯的描述也不尽然是负面的，他和赫克托尔的对偶正展现了人性的复杂。
黄俊松老师接下来发言，他指出，从沃尔夫以来对荷马史诗的阐释强调拆解其文本整体的神圣性，“口头程式”理论的提出又将其几乎降格为由固定搭配编排而成的民间文学。黄老师认为，荷马史诗真正的核心在于其情节，正是亚里士多德发掘出了这个层面。陈戎女老师的论证是在“疑古”派学者的基础上，重新解释荷马史诗，努力调和对于荷马的两种极端评价。此外，说谎是史诗中人物的普遍行为，而诗人将其整体性的揭示出来，可能指向了一种更高层面上的真实。
最后发言的彭磊老师总结说，讲座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核心概念，第二部分则是由此出发重新理解荷马。彭老师提出，亚里士多德生活在诗教传统衰落的时代，他对史诗、戏剧的解释，是一种带入了自身哲学视野的理论总结。陈戎女老师采用的视角与现代主流的荷马研究并不相同，追问其整全性恰恰是一种古典的关切。彭磊老师就此提出，史诗本身呈现出人性的多样复杂性，即是第一个层面的整全；而两部史诗面向不同，二者实际上构成一个整体，也是一种整全。陈戎女老师表示，两部史诗确实非常互补，《奥德赛》展现的元素多元、视野宽广，而《伊利亚特》显得更加直接和纯粹。进入提问环节，与会学者还就史诗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艾略特的《荒原》与荷马传统之间的关系和《诗学》中对说谎的阐释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古典新知：多面的古希腊文明”
系列论坛
第一场
主题：城邦世界的秩序演变
与谈人：张新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评议人：韩潮（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第二场
主题：古典史家笔下的亚述历史
主讲人：王以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与谈人：贾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邢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主持人：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三场
主题：个别与整全之间——荷马史诗的叙事
主讲人：陈戎女（北京语言大学）
主持人：张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与谈人：彭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黄俊松（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斯一（北京大学哲学系）
第四场
主题：历史、制度与权力：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历史书写
主讲人：郭涛（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隽旸（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主持人：张新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