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二十七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本期论坛由北大文研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主题为“当代视角下的儒法之争——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意涵与现代启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主持。发言人有：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

论坛伊始，汪晖老师从与会老师新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系列英文专著谈起（The Princeton – China Series）。汪晖老师指出，过去一两百年内，西方世界翻译的中国作品集中于经典文本或文学作品，很少翻译中国的学术著作。因此，这三本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以英文出版，正代表了中国不再只作为对象、而且作为独特的视野和方法进入到学术舞台中，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标志性节点。

汪晖老师随后指出，三位学者各自的学术背景都是复杂、交叉的，因此，他们的学说里内在包含着对话的意味。他认为，这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特征和学术潮流，具有着广阔的学术生长空间。

朱苏力老师在陈述中注重从法律人角度探讨儒法之争。他首先指出，儒法之争是后代学者对春秋战国思想家的概括，而非春秋战国之际真实发生过的交锋。要到汉代大一统后，学者才开始对前人智慧进行概括和梳理，并逐渐意识到儒法两家在时代问题的关注点、前提假设上有差别。因此，今天讨论儒法之争要防止过度强调二者间差别的趋势。

朱苏力老师用性善和性恶的例子指出，用这种概括来区分儒法二家是偏颇的，儒法内部在人性假设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他认为，要避免本质主义地理解和标签法家和儒家，它们之间有差别，但可能更多来自各自对当代问题的理解，以及不同时代可能获得的应对措施。二者都要面对自己时代的问题。孔子面对的是周礼失序的问题，法家则要面临战国纷争局势。孔子更多诉诸西周的传统，即在家天下、尊尊亲亲的基础上恢复礼治秩序。进入战国后，孔子的理想显然很难实现，法家提出通过国力竞争来统一六国。但是在孔子的许多思想已经蕴涵了法家的影子，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法家的大一统，如足食足兵与商鞅的奖励耕战，孔子也提出了统一度量衡。朱苏力老师认为，儒法的差别可能主要源自不同时代，两派代表人物相差约20-300年。总体而言，儒家试图以家庭模式构建封建的大一统，而法家强调用法律和制度来重构和整合一个政治共同体。

朱苏力老师进一步发问，中国古代究竟以儒家还是以法家为主？他认为，秦汉之后的国家制度以法家为主，只是皇权难下乡、难入乡因此不下乡的基层乡土社会中依据儒家伦理规范来治理。那么，为什么从外观上来看，中国似乎更强调儒家在思想上的主导性作用？或为什么自汉武帝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为后世王朝继承。朱苏力老师化用经济学概念试图解释这一问题。他将儒家思想比为一般性资产，儒家伦理规范和思想不仅对于“齐家”（基层村落）很有用，而且适度延展便适用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例如在家尽孝，在国尽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而法家思想可以说是专用性资产，虽然思想深刻，事关重大，却几乎只可能应用于政治治理，对普通农民日常生活几乎没什么用处；有人想学，他也必须顾及考不上进士举人的投资风险。此外，历代王朝从没禁止学习其他道家法家的经典，只是风险自担罢了。

汪晖老师在点评中指出，朱苏力老师在陈述中的对话性非常清晰。朱苏力老师提出贤能政治更接近法家而非儒家传统的观点正是在与贝淡宁老师对话。

贝淡宁老师的发言主题为“儒化的法家：孰生孰死”。贝淡宁老师首先指出儒法二家（尤其是孔子和韩非子）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在人性假设上，儒家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性，而韩非子否认；在政体目标上，儒家强调为人民服务，法家重视国家富强；在治国手段上，儒家强调先礼后兵，法家则重视法律制度，不承认美德教育的作用；在外交政策上，儒家只同意正义的战争，而法家则将战争作为工具。贝淡宁老师指出，这些对立在历史中并非是绝对的，现实往往呈现出儒法二分不同程度的结合。

接下来，贝淡宁老师从规范性的角度探讨儒法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取舍。他在人性假设上赞同儒家，指出法家认为人永远自私的观点已经被社会科学彻底否定。在外交方面，法家完全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外交政策只能带来暂时的成功，不适用于面临全球挑战的当下。那么，法家思想中哪一部分是活着的、能为今日所用的？贝淡宁老师指出，法家告诉我们不应该过分依赖政府官员的善意和利他主义，公众利益需要优先于儒家倡导的家庭之爱。为了避免裙带关系和腐败，需要以法家式风格的做法限制官员权力，比如公职人员的回避制度。此外，法家说要公开传播法律，法律要简洁以保证老百姓理解法律等思想都保有着生命力。他还举醉酒驾驶、疫情防控和反腐三个例子说明法家式做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性：从短期来看，法家的做法更有效；但从长期来看，儒家的方式会更加重要。

最后，贝淡宁老师回应了朱苏力老师在贤能政治上的观点。他首先将贤与能进行了区分。虽然儒法都同意选贤，但法家之强调能，认为个体是否贤良是难以衡量和判断的。

白彤东老师从周秦之变对当时思想家的意义入手。他提出，如果要在欧洲历史上寻找一个与周秦之变相似的案例，最接近的可能是欧洲在公元1500-1800年进入早期现代化的过程。经过这种对比，我们就能理解周秦之变、封建瓦解局面下思想家要面临的种种问题，例如需要为政权合法性寻找新来源。此外，当战国七雄这些实质性主权国家兴起后，如何处理这些广土众民的、平等的、流动的陌生人大国的内在凝聚问题，如何处理这些主权国家间关系，也成为了先秦和早期现代思想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白彤东老师认为，在看到先秦与早期现代的相似问题后，不应该急于下历史终结的结论，而应该看一看现代思想家的所有答案，比较以后再说，哪种理论可以提供“历史的终结”或者对全人类都是最好的理论。

白彤东老师继续讨论了当代对儒家的“误读”。今天人们更多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去理解儒家，忽略礼崩乐坏背后的儒家的政治制度面向。其来源可能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在20世纪以来被污名化了。此外，看到儒家崇尚过去的礼乐秩序就默认儒家是保守主义的也是一种单面的理解。白彤东老师指出，儒家接受了无法回到封建时代的事实，因此可以从“打着保守的旗号，干着革命的事业”角度来解读儒家。

白彤东老师从韩非子对孟子的批判入手理解儒法之争。他认为，儒家必须要回应韩非子的挑战，即儒家能否自有一套制度安排，以解决领导人选任和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他认为，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是说人人潜能上都有可能，而且政府有责任保证机会均等，但是最终能成长为大人的只有少数，国家最终还要由少数精英来治理。因此，儒家的理想政治是民众和精英的混合政体。现在我们看到的西方民主社会的问题，可能是一人一票制度之下的结构性问题的表现。如果是这样，儒家的混合政体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修正。

最后，白彤东老师指出，现代中国需要反思民族国家的话语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中国虽然强调要和平崛起，但是由于使用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而民族国家强调对内王道对外霸道，于是便会引起别人的怀疑。而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套新的对外话语，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以“仁责高于主权”为基础的儒家的新天下体系。

汪晖老师补充认为，三位学者的陈述中忽略了儒法对古今之变的不同看法，而这正是儒法对时代进行判断的出发点，也是今天讨论儒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差异的基础。

朱苏力老师试图再次整合儒法，而非强调二者的区别。他提出，儒法都承认了人有追求利益的动机，只是对利益好坏取舍的判断标准不同。抽象来看，“义”就是儒家的“利”之一。朱苏力老师认为，由于儒法两家的发生相隔近3个世纪，就促成历史中国和中华文明这一维度上看，两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前仆后继的关系。法家的理想和制度必须在儒家已经创造了“家天下”观念、在大致统一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才得以提出和推进。而在时间感上，儒家的时间观念似乎是循环的，趋于强调天不变道不变。但韩非子有明显的时代变迁感，类似进化论。朱苏力老师认为，两方关于“变与不变”的观点都各有其理由甚至根据，关键在于个体所处的时代和等级位置。儒家关于亲亲、选贤的人性观念可能是不变的，但是技术、交通、文化等是会变的，会有累积的效果。他认为孔子可能与埃德蒙·伯克相近，是“面向未来的保守派”。

贝淡宁老师补充儒法在人性观上的差异：儒家承认一小部分人可以超越资源的束缚，以大众利益为重，而韩非子不会认同这一观点。

白彤东老师从评法批儒运动中对政治平等的强调讲起，指出韩非子和墨子在政治平等上比儒家走得更远，彻底抛弃了亲疏贵贱的差别。但同时，这三个学派都强调一种机会平等下的贤能政治。韩非子希望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人民之间普遍竞争，并以此达致国家富强。而儒家的洞见在于指出不平等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我们应该问的是哪种不平等是对人民最好的？在历史观差异上，白彤东老师认为，不同于西方传统中把历史与偶然性、相对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绝大多数先秦思想家将历史作为具有必然性的规范的提供者。与他们不同，韩非子更像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把历史当作了他的理论的研究和解释对象，也最清晰地认识到古今之变。而儒家可能是不知不觉地在回应古今之变的。

最后，汪晖老师总结了在当下中国重新思考儒法之争的意义。虽然自汉代之后已经没有春秋战国意义上的儒法之辩，但是历史上的儒者们一直在叙述、讨论这个问题，后人也经常以儒法二分的谱系评价思想家。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来说，两者间的纠缠和对话是政治不断创新的过程。而在今天风云变化的世界中，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国延续两三千年的生生不息的政治文化中吸取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