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日下午，“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一十二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公元2—3世纪：汉魏古注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方韬作引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主持，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教授金少华、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出席并参与讨论。
注释是中国学术的重要表达方式，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直言：“中国的学问皆在‘注’、‘疏’二字。”公元2—3世纪，经典注释集中涌现，蔚为大观，引人注目，其中因缘，值得一再深思。作为引言人，方韬老师围绕《左传》服虔注展开讨论。《左传》古注，主要有贾逵、服虔、杜预三家。清儒以来，普遍视贾、服注为一整体，作为汉注代表，与杜注相对。方韬老师则认为，贾注、服注有别，不宜简单混同。
其实，魏晋人对贾、服二注异同已有所论述，如《晋书》有晋人孙毓作《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南朝时期，随着杜注流行，贾、服注摇身一变，成为攻驳杜注的根据，《陈书·儒林传》即有“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的记载。唐孔颖达作《春秋正义》，虽常并举贾、服，然不忘两者异同。如《左传》“周之宗盟”一句，谓“贾逵以宗为尊，服虔以宗盟为同宗之盟，……杜无明解。”然自清儒以来，包括李贻德、刘文淇、重泽俊郎等大家在内，均将贾、服视为整体，作为对抗杜预注的工具，不甚关心两者差别。
方韬老师发现，贾、服注存在学派上的差异。首先，文本方面两者便有所不同，而文本差异势必影响经义阐释。贾逵作《左氏长经》及《春秋左氏传解诂》，经传皆注，试图统观经传、建构体系。反观服虔，唯《春秋左氏传解谊》一书，只注《左传》。但服注的文本比较特殊，他虽未注经，却将与《左传》相关经文加入注中，对于那些不与传文对应的经文，则付之阙如，可见服氏更关注有传之经，对经、传关系并无整体考量。
其次，贾逵、服虔分别代表着汉代左氏学的两种学风、两个流派。刘歆开创《左传》学，经其弟子郑兴（及子郑众）、贾徽（及子贾逵）发扬光大，渐成所谓“郑、贾之学”。马融明确指出郑、贾之学差异：“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即贾氏之学“精”而郑氏之学“博”。“精”即有所选择，注解精到；“博”则旁征博引，知识面广。此种“精”、“博”之分野，也是杜预注与服虔注的差别所在。《春秋》、《左传》共近二十万字，而杜注仅十四万七千字，文字内容都堪称精到。其《春秋左传序》与《春秋释例》惟称赞“贾景伯父子”而不及郑氏，因其学正承自以“精”著称的贾氏学派。杜氏以传解经，也与贾逵统筹经传作解一致。反观服氏，从辑佚文献可知，服注十分繁琐，甚至会征引诸如《神异经》、《山海经》之文，体现出“博”的特点。服虔之“博”，承绪的正是郑兴、郑众的脉络。
以“精”、“博”作为贾氏、杜预学派与郑氏、服虔学派的分野，还可从性格和地域两方面找到旁证。在史书记载中，刘歆“湛靖有谋”，贾逵“多智思”，杜预“智谋渊博”，则刘、贾、杜可谓近乎“高明独断”；郑兴“好古博物”，郑众“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服虔“少年清苦励志”，则二郑、服虔均坚定执著，近乎“沉潜考索”。此外，贾逵是扶风人，杜预为京兆人，均在关西；郑众是开封人，服虔为荥阳人，均在关东。从地缘上讲，杜近于贾、服近乎郑也大有可能。
服虔注散佚严重，今人难以阅读。在发言最后，方韬老师根据自身经验，提出阅读服虔注的方法，即要以一种整体的观点把握存世的服虔注。首先，要充分了解杜注，以杜氏本为基本参照，妥善安排散佚的服注，“以杜观服”；其次，要重视相对完整的服注残片，特别是敦煌卷子及历代类书中存留的服注，“以整观散”。
与在座的几位学者主要关注经部文献不同，金少华老师研究的是集部特别是《文选》之学，故以“《文选》旧注的引书”为题进行报告。与《左传》的贾、服注散佚情况不同，《文选》旧注保留相对完整，李善注中即含有不少汉晋间人的古注。金少华老师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东吴薛综的《两京赋》注，及西晋刘逵、张载的《三都赋》注上。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相关文献有比刻本质量更佳的古抄本存世。
敦煌写卷P.2528号是一份李善注本《文选》的古抄本，内容是卷二（即《西京赋》）的后三分之二部分。写卷末题“永隆[二]年二月十九日”，即公元681年3月14日，此时李善尚在世。这部抄本的篇幅不可谓不长，然纵观其中薛综注文，却只有四处援引他书，可见薛综注引书的比例非常之低。可以说，在体例上，薛综注基本不引书。反过来看传世刻本，薛综《西京赋》注引书除已见于写本的四条外尚有八条，但多有瑕疵，不是书名有误，就是内容有误，恐怕并非出自薛综之手。由此可见，写本保留了薛综注的本来面貌，而刻本的薛综注引书内容，或曾为后人所增改。薛综又曾注《东京赋》，然而刻本《东京赋》的薛注引书条目中，可疑之处也不少，如引用薛综去世后才出现的书、引文内容有明显错讹，等等。因此，虽无古抄本可资对勘，但说这些引书未必真正出于薛注，当大致不误。
如果将薛综注与稍晚的刘逵、张载《三都赋》注对比，薛综注不爱引书的体例特点更加明显。今日本藏古抄本《文选集注》，保存着刘逵的《蜀都赋》、《吴都赋》注更为原始的面貌，可供参考。刘、张的《三都赋》注，不仅旁征博引，而且引书体例非常严谨，与薛综注风格迥异，两者的区别，也可以“精”、“博”形容。
接下来，马楠老师发言。她认为，“公元2—3世纪经典注释的形成”这一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即不局限于一经、一部类，来整体性地讨论传世古注的产生。与2-3世纪汉魏古注的兴起相平行的问题，其实是汉代章句旧学的衰落。但事实上，两汉时期盛行的所谓章句之学，在东汉后期并没有消失，汉碑中明确记载某人“治鲁诗韦君章句”，“习严氏春秋冯君章句”，《吴书》中也说张紘“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可见从西汉昭宣以后产生的这种章句之学依然存在，汉末在吴地这种学风相对保守的地区还在流行，甚至到东晋徐广校书时仍有保留。因而对于“公元2-3世纪汉魏古注的兴起”这样一个题目，可以用更长的时段、更宽广的视野来讨论，甚至可以将之视作曹魏西晋选择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东汉时期，既有熹平石经这种以某家经本为底本，具列各家异同于后的；又有郑玄本仪礼这种杂糅今古、择善而从的“定本校”的。既有章句之学这种严守家法的，又有《诗经》郑笺这种既注毛诗、又用鲁诗破读的，又有贾逵这种用公羊传义弥补左传说义不足的，还有郑玄这种试图在一经注释中贯通诸经的。所以问题就不止是汉魏西晋何休、郑玄、杜预这种“新风尚”的注释的兴起，还有“底本校”和师法家法章句学的衰落。曹魏统治的核心地区学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如何导致“新风尚”的胜出，无论是内在的学理还是外在的形势，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所谓汉魏古注的“新风尚”的很多特点，甚至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早在元帝、成帝时期，就有张禹兼采《鲁论》、《齐论》而成的《张侯论》，时代更早的定州汉墓竹简就有以《鲁论》为主体，补足《古论》所有、《鲁论》所无章节的现象，杂糅今古、择善而从的“定本校”早已存在。综合众经探讨特定的学术问题，一般被视为郑玄、王肃经学的突出特色，但事实上，夏侯胜就批评夏侯建“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说明章句本身是带有以他经论证、论说本经的倾向的。通常我们认为东汉的经学是章句、守文和博学、好文章、不守章句的对立，但其实章句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的成果。《白虎通》这种就某个主题逐次展开，广引各经论说，绝非无源之水；而贾逵引《公羊》说《左传》，郑玄以三家诗破读《毛诗》，也绝不是临时起意，也一定有其学术基础。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考察。
熹平石经拓片
李霖老师首先回应前面发言人的观点，指出章句之学的“左右采获”与后来郑玄的“杂糅今古、择善而从”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也许两者可同称为“博”，但前者之“博”与后者之“博”并不相同。另外，“博”、“精”之分，不应只看字数，尚需更细致的辨析。作为经注，征引各家经说，自然可称为“博”，但征引的若是《神异经》、《山海经》这样溢出经书范围的文献，则反而是“杂”而非“博”了。与《文选注》引书不同，经书古注引书是有一定范围的，一般以经书为主。经书之外的引书，如《史记》之类，往往不过备参考，不对经义构成制约。
接下来，李霖老师以《毛诗》传笺为例，讨论经典古注。众所周知，两汉间，《毛诗》大部分时间未能列于学官，难与齐、鲁、韩三家《诗》抗衡。然而经郑玄笺注，一跃成为主流，曾经辉煌的三家《诗》却在短短百余年间亡佚殆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郑笺为何会被“选择”？李霖老师认为，不是或不仅是因郑笺兼采三家《诗》与《毛诗》之长，还应有更根本的原因。
李霖老师从笺注内容入手，以《毛诗·风》《雅》《颂》首篇传笺差异为例，尝试解答上述问题。《风》、《雅》、《颂》的部类之分，是《诗经》文体上的重要结构。有趣的是，对于《风》的首篇《关雎》、《雅》的首篇《鹿鸣》、《颂》的首篇《清庙》，毛传和郑笺的解读实则非常不同。郑笺虽以宗毛为主，但在具体的注释中不乏差异。李霖老师认为，这些差异并非因郑笺别采三家《诗》说造成的，而是源自郑笺的结构化倾向。
如《关雎》，毛、郑分章便不同，而分章所造成的结构差异，与音律无关，完全指向内容和经义。细思经注，在毛传看来，《关雎》的主角是“淑女”，而郑笺则反对毛传以“淑女”架空“后妃”的做法，转而凸显“后妃”在诗中的角色，以合《关雎》诗序所谓“后妃之德”的主题。再看《鹿鸣》，在毛传中，全诗的焦点是“嘉宾”而非“文王”，郑笺则改易毛传，全面突出“文王”的主体地位，以符《鹿鸣》为文王诗的结构。最后是《清庙》，毛传有以“文王”盖过“周公”的倾向，郑玄则扭转毛传，突出“周公”形象，以应《周颂》乃周公诗的结构。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年郑玄注《三礼》、《论语》等经时用三家《诗》义，涉及《关雎》、《鹿鸣》、《清庙》的部分与后来的《毛诗笺》并不相同，反而更近于毛传，由此可知郑玄在笺注《毛诗》时，并非简单地以三家《诗》破读《毛诗》。那么，郑笺与众不同之处何在呢？李霖老师认为，从内容上分析，经郑玄注释后的《毛诗》，更为体系化、结构化，由此胜过三家《诗》。郑玄的笺注，本身构成一个宏大的体系，既与三家《诗》存在结构性的差异，也深化了诗序和毛传的结构倾向。李霖老师提示我们，通过对细部内容的深思，亦可得窥学术史之流变。
王天然老师认为，讨论汉魏古注兴起，及与之对应的汉代章句旧学衰落这两个话题，在重视内容的同时，还可以从书籍形式的角度出发，观察古注如何影响到经典文本形式的变化，而形式的变化又与书籍的阅读、流传和保存密切相关。王天然老师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在书籍形式上对《春秋》经、传的影响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汉代《春秋》经、传文本别行。刘歆之前，《左传》多为训故之学，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使传文与经文的关系密切起来，这是《左传》学史上的重要改变。东汉服虔仍然仅注传文，经传尚为分行，西晋杜预始有“集解”的形式。与何晏《论语集解》汇集注文不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乃集合《春秋》、《左传》作解。纵观经学史，“以传附经”并非杜预首创。但就《左传》而言，这无疑是创造性的改变：一方面令经、传关系更加紧固，杜预以此方式回答了《左传》是否传《春秋》的质疑；另一方面，后世熟悉的经、传文本合编形式也开始稳固下来。
而且，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在形式方面的影响可能还旁及了《穀梁传》。一般认为《穀梁传》的经、传合编始于范宁，但此说缺乏确证。敦煌遗书中残存的《春秋穀梁经传解释》为经、传合编本，其中注文具有杂取《左传》、《公羊》及杜预注、何休注以解《穀梁》的特点，又有与《穀梁》文意不尽相合的解释。这些特征可与范宁《集解序》中所言“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对观。敦煌残卷《春秋穀梁经传解释》注文中呈现的，似乎正是范宁所批评的现象。这部佚名的《穀梁》注大概产生于杜预之后、范宁之前，《穀梁》经、传的合编似乎也应早于范宁。且此书题作“春秋穀梁经传解释”，或许即来自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影响。
最后，苏芃老师做总结性发言，提出考察2—3世纪古注的三个切入点。首先，经典与旧注之间有着依存、共生关系。以郑玄注《仪礼》为例，《仪礼·士冠礼》：“宾对曰：‘某敢不夙兴。’”郑玄注：“今文无‘对’。”《仪礼·士昏礼》：“赞尔黍。”郑玄注：“古文‘黍’作‘稷’。”对于上述这两条经注，试想，无论拿掉经文还是注文，都会使我们难以全面掌握文本和经义。可以说，郑玄《仪礼》注是一种全新的文本，其中经、注共存，缺一不可，必须合观。
其次，旧注差异有时可能反映不同的底本差异。如《公羊传·昭公十三年》：“比之义，宜乎效死不立。”“效死”一词，何休未注。覈诸开成石经，此处残缺。查《汉语大词典》，“效死”指舍命报效。若进一步检索，会发现“效死”一词在汉魏隋唐时期十分常见。《汉书》、《三国志》均有用例，《晋书》更是出现六次之多。由此可知，何休之所以没有出注，很可能是因为“效死”是常用词，不言自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此处的“效”字其实存在异文。《玉篇》残卷卷十八放部“放”字下引《公羊传》“放死不立。”刘兆注曰：“放，至也。”，另外，《列子·杨朱》有“以放饿死”，唐殷敬顺《释文》也引了与《玉篇》残卷相同的内容。“效”、“放”之间，也许并非错讹问题，而是何休、刘兆作注时，各自使用的经文文本不同。何、刘二注，实则提示我们《公羊传》文本的差异。
第三，“述作相因”，辞书与旧注之间存在互动。辞书释义与古书旧注是同源的，是一体两面。辞书的流传演变，与经典诠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典诠释中的旧注是辞书编纂的基础，辞书释义又是诠释经典的依据，二者相互影响，循环转化。前人旧注进入辞书，又供后人新注采择，从而形成“旧注1→辞书1→旧注2→辞书2……→旧注n→辞书n……”的链条，辞书与旧注之间形成一种“述作相因”的互动。如《玉篇》残卷糸部“级”字旁征博引，收录《礼记》、《史记》、《左传》注文，而后来又被玄应抄入《一切经音义》卷第一“或级”条，但玄应是在没有读懂《玉篇》原文排列逻辑的情况下，利用《玉篇》注释佛经，反而保存了袭用《玉篇》的明显痕迹。除了上述三点外，苏芃老师最后提示，公元2—3世纪古注的大量遗存与魏晋以降纸张的普遍使用或许也有关联。总之，这一时期的古注，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值得我们展开更多思考，以期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