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一十四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主题为“历史与文学：走近‘百世士’苏东坡”。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溪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参与对谈。
历史与文学：走近“百世士”苏东坡
苏东坡之名，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历史中的一个偶像人物。李溪老师首先提到，相比其他古代的“偶像”，东坡对我们来说别具一种亲切感，仿佛就是身边一位令人如沐春风的朋友。因此，今人对东坡的认识，不止是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更像是了解一个在自我世界中的人。
张鸣老师指出，今天我们对苏轼的认知和研究，的确隐含着自我的某种认同。“苏轼的世界，是一片汪洋大海，浩瀚无边；又是横亘的山脉，横看成岭，转念成峰。”其中称谓问题可以成为观看苏轼一个切入的角度。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称谓问题非常重要。如何称呼彼此，反映出不同的人物关系、对象的身份地位，以及相互的情感态度。同样从称谓名号上也能看出不同人、不同群体的人对苏轼的不同认知。
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卷》
遍查文献，用在苏轼身上的称谓，常见有三：其一，“文忠”，此为苏轼谥号，乃朝廷在政治上对苏轼的盖棺定论。这是作为士大夫官员的苏轼所获得的定位。该谥号背后承载的，是苏轼一生的从政活动与政治智慧，万万不可忽略；其二，“子瞻”，此为苏轼之字，乃师友亲朋、门生故旧的敬称。苏轼交游广泛，故“子瞻”在北宋诗文中屡屡现身。该称谓的使用，与苏轼的身份地位、人际交往、社会影响密切相关；其三，“东坡”，此为苏轼自号，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东坡”诞生于被贬黄州期间，别具象征意义。该称谓与文学关系最深，在诗文中，苏轼常以之自称（次数仅次于“我”和“吾”）。正因此号自己所起，非他人赋予，其中蕴含的村野、平民、远离官场、超越个别人群和阶层的形象，拥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恐怕也是后人喜用“东坡”称呼苏轼的缘由。三个称谓分别体现了苏轼的三个侧面，是从不同角度认知其人的入口。张鸣老师强调，无论人生还是文学，我们看待苏轼，要首先明确几个原则：首先，要全面地看。既看他的最终成就，也看他的成长过程；既看他在顺境中的意气风发，也看他在逆境中的坚守豁达，且不仅看他怎么说，还看他怎么做；其次，要关注“大节”。了解东坡在生命历程中如何坚守大节，如何面对荣辱祸福，如何面对人生困境。最后，要将文学和人生联系在一起。离开苏轼的人生，将无法真正懂得他的文学。
说到苏轼，离不开北宋这个时代，而这个孕育苏轼的时代，曾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小南老师接着为我们介绍了苏轼生活时代的特点。首先，赵宋是五代十国的继承者，一直与北方政权对立，可谓国史中的第二个“南北朝”。外部环境的强劲压力，令宋代成为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时代。在此处境下，一方面，朝廷施政往往小心谨慎；另一方面，宋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中执着的“生”，持续久远的“长”，从而带来突出的经济文化成就。学界普遍认为，在历代王朝中，宋代朝政相对开明。其中最开明的阶段，当属宋仁宗时期（1022—1063年）。苏轼便成长于此时。包括他在内的北宋士人，有不少家境清寒，通过科举崭露头角，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高度认同，对国家、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一代风气。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这是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中的一句，也是本次论坛题目的出处。为何东坡被黄庭坚形容为“百世士”呢？张鸣老师引用黄庭坚《東坡先生真贊》中所言“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认为黄庭坚所称许的是东坡的“大节”。历史世界中的苏轼，不止是文人，更是士大夫。“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这是苏轼对欧阳修的褒扬，更是其毕生努力践行的方向。既博学通识，又兼济天下，且不畏人主之怒——在苏轼心中，这些都是士大夫所当具备的品质。可以说，苏轼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张老师指出，苏轼做官，自然有谋生的一面，但也有自幼树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要归功于母亲的教育。苏轼十岁时，母亲教他读书，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感于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由此立志。求学阶段，苏轼开始接触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庆历时期杰出士大夫，尤其仰慕范仲淹。苏轼秉持孟子的“仁政”的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苏轼所守“大节”的核心内容。
黄庭坚《君宜帖记》
邓小南老师进一步解释了有宋一代“士大夫”的含义。所指内涵为“兼文人、官僚于一身”的士大夫，虽很早就登上历史舞台，但真正的“士大夫政治”，即士大夫作为一个集体拥有左右朝政的力量，却是北宋中期才出现的政治形态。余英时先生曾说，“政”与“学”兼收并蓄，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时代风格。一方面长于治学，另一方面也长于治事，两者的融通是北宋士人为人瞩目的特点。政治生活之外，宋代士人也拥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他们的能力结构较为全面，在政务、文章、经术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宏大的知识、才干格局。
作为士大夫，在苏轼的一生里，政治生活远比文学创作重要。虽然未能像王安石、司马光一样步上权力巅峰，但北宋政治的重大问题，时刻萦绕在他心中。苏、王、司马政治见解不同，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其实相当接近，而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持有明显异见。相形之下，苏轼“一道德”的取向没有那么强烈。苏轼秉性本真、旷达，才赋纵横、博通，乃性情中人，政治主张鲜明，且名声在外，因而在成为一群人拥护对象的同时，又成为另一群人的抨击对象。北宋政坛一向推崇“镇重”之人，宰辅须谨言慎行。由此，不难理解为何被欧阳修等前辈看好、甚至得到仁宗青睐的苏轼，最终难以在仕途上得偿所愿。然而，哪怕政途一波三折，他也并不沮丧。北宋后期政坛波澜起伏，给苏轼带来无尽的苦难，但也锤炼出他不凡的品格和特别的风格。时代之于个人，既是造就，又是限制。
苏轼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坎坷的政治命运。李溪老师又指出，很多人认为这是苏轼的不幸，但在被贬期间写下诸多不朽名篇，又何尝不是后人的一种幸运，这从苏轼晚年的自我评价“问吾一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就可看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仕途失意造就的文学成就呢？张鸣老师坦言，这是一个大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先明确两个前提：首先，苏轼是一个文学天才，他过人的观察、感受、审美及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天赋，也因此他能够将思想感情、生活感受外化为超一流的文字作品。其次，苏轼拥有一种独特的观物态度，即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者，必有可乐”，此可谓东坡诗文之所以博大丰富、无所不容的根源所在。书写人生是文学的功能之一。在苏轼的作品中，“人生”主题占有重要地位，不断反思、书写“人生”，是苏轼诗文与众不同之处。张鸣老师认为，贬谪黄州，对苏轼而言，最大的打击不在于政治失意或生活困顿，而在于对自己从小选择的人生道路、建立的政治理想产生怀疑。这个痛苦是很重的。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成为苏轼必须追问的大问题。苏轼在黄州的诗文，切实、沉重、深刻地反思了自己过往的经历，与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此时，他思考人生的参照系不再局限于个人、政治，乃至现时规范，而是千古的历史。譬如众所周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明显可以看出苏轼思考问题的眼界，在空间、时间视野上的极大拓展。这个变化非常关键。度过黄州岁月的苏轼，看问题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以当下看远方，再以远方观自身；另一方面，他以现在看历史，再以历史看现在。苏轼的诗文，由此具备了更宏大的时空场景和更深刻的自我反思。
雍正书《念奴娇·赤壁怀古》
当然，苏轼在黄州的诗文成就，还有其他原因。譬如，他此时开始认真研读释氏、老庄之书，结合本来的儒学修养，打通三教，思想于是乎“浩然不见其涯”。此外，诗歌往往“遇境而生”，黄州的江山风月，为苏轼带来无限的素材和灵感。苏轼贬谪期间的作品，有一种很特别的表达模式，可称为“隐含着风骨和幽默的豁达潇洒”，即使在贬所，他也执着于发现、创造生活中的美与趣味，这要拜他热爱生活的天性所赐。政治上的失意，反而为他打开体验生活和自然的大门，使他热爱自然、生活的天性获得发挥的空间，也为他提供创造趣味的条件。优秀作品，自然应运而生。
讨论又回到令苏轼被贬谪黄州的“乌台诗案”来。此案不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是深入了解他的生命和思想历程绕不开的事件，更对北宋政坛影响深远。邓小南老师指出我们要将“乌台诗案”放到北宋文章和政治的关联问题中考察。北宋实行文治，重视言论和文章，自宋太祖开始，朝廷不杀言事者，言论空间相对开放；另一方面，文章和言论又无时不在监管之下。重视与监管，相反相成，一体两面。元人回过头来看前代，会认为宋朝“成于议论，毁于议论”。宋代士大夫可能因文章显达，也可能因文章被贬。苏轼便“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
宋代“诗案”不止“乌台”一例。宋神宗追求大有为，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后，更是急于树立个人权威。熙宁十年到元丰三年之间，几兴文字之狱。对于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我们所用的基本材料，一为南宋朋九万所编《东坡乌台诗案》，这是御史台的审讯记录；一为明人收在《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材料，其中有一份北宋中书门下（即宰相办事机构）所发文件，包含审刑院有关该诗案的奏状。宋代司法制度“鞫谳分司”，审案和判案人员不同，此外还有复核人员，构成相互制约的三个部门：御史台（即“乌台”）负责审案，大理寺负责判案，而审刑院或刑部则负责覆核。审核结果形成文档，送至中书门下。若是“诏狱”，则最后还要上呈皇帝，由皇帝本人下最终判决。这也是“乌台诗案”审理的流程。
被关御史台期间，苏轼倍受精神上的凌辱。御史台认为苏轼讥讽"明主"，“罪不容诛”。然而，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则主张“从轻发落”，苏轼之罪"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最终，宋神宗决定，“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该如何理解神宗的批复呢？这是加重对苏轼的惩罚，还是某种回护？历来众说纷纭。在邓小南老师看来，神宗的决定，实为一种折衷。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书门下文书，其套叠的叙述方式，容易令人误以为神宗的批复乃针对刑部和审刑院的“从轻发落”而发，其实不然。根据史料，当审刑院的决定出来后，御史台曾有激烈的抗辩，坚持重责苏轼。神宗给予苏轼的处罚，可以说是在轻重之间。（宋代所谓“特责授”“特授”一类文字，不一定表示着意增重；非常规程序而出自君主决定的，都可以称“特”。）
这不由得令人好奇，北宋帝王到底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持何种态度？苏轼于徽宗初年去世，一生主要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邓小南老师指出，仁宗的宽厚，为苏轼一代人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英宗时，虽然皇帝本人希望重用苏轼，但宰相韩琦认为应予以更多磨练，英宗只好作罢；神宗对苏轼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欣赏苏轼的才干。另一方面，如此有才华之人，却不能为己所用，令他着实恼火。神宗追求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变法。而苏轼始终鲜明地站在新法的对立面，不啻是与皇帝相争；到了哲宗时期，苏轼虽然曾经是小皇帝的老师，但并非成熟的哲宗与苏轼之间并未建立起特别的感情。张鸣老师补充道，哲宗不甚欣赏苏轼，原因可能在于周围人的左右，特别是新党势力的重新掌权。
宋代是一个能够“以俗为雅”的时代，东坡即个中翘楚。围绕宋代雅俗关系问题，两位老师继续各抒己见。邓小南老师强调，宋代士大夫虽身处精英阶层，但并非与民间隔绝，毕竟他们大多数人出自清寒，本就来自民间。很多士人虽有做官资格，但因职位有限，不得不"待阙"。从这一角度看，宋代的“朝”与“野”，不能截然两分。另外，说宋代“以俗为雅”，要清楚“俗”之所指。“大俗大雅”是宋代基本的文化风格，但“俗”是“民俗”，而非“庸俗”。其实，宋代士大夫十分忌讳庸俗，致力于化“俗”为“雅”，令“雅”自“俗”生。宋人诗文，往往用俚俗之语，言深刻之意。大俗大雅，看似矛盾，实则不悖。邓老师还提出，宋人特殊的雅俗观念，可能受中唐以来禅宗的影响，所谓“砍柴挑水，无非妙道”，此之谓也。
宋拓苏轼书丰乐亭记册
张鸣老师补充道，如果我们看苏轼的朋友圈，会发现他的交游对象绝非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是包括朝廷大臣、地方士绅、普通士人、道士和尚、市井小民乃至歌妓乐工，可谓跨越雅俗。宋人观念中，“雅”“俗”之别，不在表面文字，而在精神面貌与审美趣味；“以俗为雅”，是以雅的精神和趣味改造俗言俗气。以雅观之，俗亦为雅；以俗观之，雅亦为俗，全在乎“眼光”。而这“眼光”，则由作者与读者的内在精神决定。
最后一个话题围绕北宋士大夫的致仕与归田展开。李溪老师提到苏轼曾经感叹“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他又特别赞赏欧阳修致仕后的归隐态度，似乎致仕归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制度上的事情。邓小南老师认为，北宋有致仕制度，官员一般七十岁退休，之后仍享有一些待遇，包括俸禄、转官及子孙荫补等。但致仕毕竟意味着实际权力的丧失，因此很多身处高位的士大夫，其实无意于此，反而希望不断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邓老师认为，苏轼的归隐情怀，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他并不贪恋官位。一个人若拥有宽阔的精神世界，往往更向往归隐田园、自由生活。苏轼对于陶渊明的尊敬和赞赏，正是由此而来。其二，仕路坎坷，令他很早便产生另觅他途的想法。在黄州时，苏轼即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之言，更曾于多地打算置办田产，安排自己致仕后的生活。苏轼六十六岁去世，虽已名满天下，但死时阶秩不过七品朝奉郎。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提到：“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即苏轼晚年，不再主动寻求升迁。当然，据《宋史·职官志》，时人“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对官员而言，官阶高低并非至关重要之事。然而苏轼不求升迁之举，依然显示出其不汲汲于官途之志。
由此邓老师再谈到“大节”问题。她总结道，苏轼的“大节”，不仅在于他持守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更在于他的襟怀，以及他所承载的“斯文”。苏轼一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顺逆，均不改坦荡襟怀。他得罪过很多人，既有王安石及其追随者，也有程颐、朱光庭、刘安世等非新党人士。然而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回首故事，彼此之间又会多几分理解。苏轼与王安石的和解，令人动容。而刘安世后来更是不吝赞许苏轼，言“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内心追求称得上光明磊落。
苏轼曾经说到“天下士”，即胸怀天下之士。他在《赤壁赋》中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种境界，在他来说，是彻上彻下贯通终生的。他一方面嫉恶如仇，一方面“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泛爱”天下人。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之外，他一直关心“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的问题。欧阳修去世时，苏轼为“斯文”之延续担忧。而苏轼去世，苏辙也表示出同样的担忧。可以说，欧阳修之后，“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很大程度上被天下人寄托在苏轼身上。观东坡之“大节”，他是“百世士”，更是“天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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