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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论坛105】秦汉研究中的文献学新视野

发布时间:2020-10-20




2020年9月17日晚,“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第一场、“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零五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秦汉研究中的文献学新视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程苏东、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出席并参与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评议。本次活动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平台共同主办。


童岭老师以“匈奴的名物制度与单于庭的位置——内田吟风学说的若干探究”为题,为在场同学与线上同仁们带来第一场报告。童岭老师首先介绍了日本东洋学关于北亚民族论述的早期推演,与之相关的三位东京学派的学者有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与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明确指出东洋史应该包括塞外民族史,并将秦汉部分归为《支那通史》卷之二的“中世上”第一篇(秦)到第七篇(后汉下)。市村瓒次郎是白鸟库吉的同事,他的著作《东洋史统》也将秦汉理解为“中世”,其中秦汉匈奴问题用了大篇幅的两章来讨论。白鸟库吉是内田吟风最大的论争对象,其代表作是《西域史研究》(上、下)。这一些学者都对内田吟风产生了影响。


《骑马民族史》系列书影


内田吟风的研究包括对于匈奴的研究,也包括了对魏晋时期贵族社会的研究。他在京都学风与乾嘉实学的基础上,对欧美学者的学说多有中肯的批评。童岭老师指出,内田吟风对于亨廷顿首倡汤因比强化的古代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圈是由于食物的不足和草原的周期性灾害的观点表示怀疑,并对拉铁摩尔过于简化存在不满。他根据《史记》《汉书》等史料中匈奴侵入的次数、规模、掠夺物的种类等等,得出了“获得失去的放牧地”“树立傀儡政权”等侵入原因,并认为限于文献记载,匈奴因为食量不足而侵寇的例子一个都不存在,反而在所分析匈奴的九次大饥馑中,匈奴的侵寇全部停止了,进而向中国求和。费雷德里克J.梯加特(F·J·Teggaart)和萧启庆提及游牧民族的君权神授思想成为游牧民族征服世界的指南,这也是匈奴入侵农耕区的原因,而这也为内田吟风所反驳。


内田指出,游牧民族的马食牧草而中原民族的马食粟,这使得战马的粮食供给就对国力构成了巨大挑战。童岭老师特别指出这一点,认为这对于理解汉唐中原王朝不能进行彻底北征提供了一个原因。内田还批评了福兰阁(Otto Franke)认为匈奴是夏王朝的遗民的想象性说法,纠正了苏联的吉谢列夫对南西伯利亚的匈奴宫殿遗址中发现的瓦当上汉字的误读。


童岭老师在讲座的最后探讨了单于号与单于庭的位置。童岭老师认为单于庭是以一定的规律不断移动的,后代学者需要在定位了时间之后再确定单于庭的位置,并再以此为依据确定匈奴的其他位置。内田吟风考证认为单于庭虽然从长时段看是处于移动的状态,但可以考证的位置一共有三处,跨越内蒙与外蒙。与近期蒙古国的一些考古发现也有吻合之处。


单于庭是以一定的规律不断移动的,后代学者需要在定位了时间之后再确定单于庭的位置,并再以此为依据确定匈奴的其他位置。


苏芃老师以“日藏汉籍旧抄本研究中的三点思考——以先秦两汉文献研究为例”为题带来第二场报告。苏老师指出,日本所藏我国古代典籍的旧抄本历时漫长,自飞鸟时代(592-710)至江户时代(1603-1868)皆有传承。就目前日本各类公私机构的藏品而言,数量丰富、形态多样,有的甚至可以上溯我国南北朝时期。


首先最直观思考是,这些抄本保留了早期的文本面貌,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苏老师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一,项羽的《垓下歌》在日本龙谷大学藏14世纪《英房史记抄》中与今本不同,是五句话,“时不利兮骓不逝”作“时不利兮威势废,威势废兮骓不逝”,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还校录过其他几种五句的版本,时代较《英房史记抄》更晚,但这或许意味着五句版的《垓下歌》才是较早的面貌。第二,《高祖本纪》中的“见其上有龙怪之”,日本宫内厅藏旧抄本较传世本“醉卧”前有“饮”,“龙怪之”后有“属”。这两处异文在《汉书》《论衡》《汉纪》《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文献中可以获得旁证,苏老师认为该写卷所承底本是唐贞观以前,甚至是六朝时期的,值得重视。第三,蒋文曾利用阜阳简《诗经》异文“谇”,并结合“讯”“谇”字形历时演变的特点考证《墓门》“谇”讹为“讯”发生的时间应该在王逸之后、陆德明之前,而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玉篇》残卷“谇”字书证作“歌以谇之”,而《玉篇》残卷根据避梁讳可以推定其底本来自南朝梁代,可见直至南朝《墓门》可能都尚未发生讹误。第四,《诗经·大雅·崧高》“往近王舅”,毛居正、朱熹等人认为“近”是“䢋”,蒋文曾以出土文献加以新证,而原本《玉篇》书证引《毛诗》正作“䢋”。


日本龙谷大学藏14世纪《英房史记抄》所录《垓下歌》


其次是文本层次的思考。日藏汉籍旧抄本中那些抄写年代较晚,但底本来源较早的文献,值得讨论其“文本年代”,尤其是留存异文的年代,进而抉发文献价值。另外,四部文献的文本定型时间不同,正经正史与非官方文献(子、集)存在参差,不能用写本的流动性特点来解构经典化的官方文本。


第三点思考是关于日藏汉籍旧抄本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是比较研究,通过版本校勘的文献学的路径,找寻对应的刻本文献以及敦煌文献、石刻文献,甚至出土简帛等进行比对,分析差异,辨别异同;另一方面是关联研究,旁及同类或同时的相关文献,尤其可以借助古籍数据库在海量的传世文献中找寻证据,对旧抄本的文本特征进行界定。


最后,苏芃老师指出古典文献学不仅仅是为文史相关学科提供材料与工具,更是有关古典文献本身“元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古籍整理。


程苏东老师以“《汉书·五行志》的编纂意图与书写策略”为题进行第三场报告。他首先介绍了《汉书·五行志》的体例结构,指出其包括《洪范》经文,《洪范五行传》传文,对《传》文的理解解说,三代秦汉灾异事例,以及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对灾异咎由的阐释。根据班固自述,他在撰写《汉书·五行志》时利用了刘向、刘歆的《洪范五行传论》,而后者则是依据不同版本的《洪范五行传》而撰。


程苏东老师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了《汉书·五行志》的文本构成,特别讨论了《五行志》与《洪范五行传》在文本结构上的诸多异同,例如,根据保留在中古文献中的郑玄《洪范五行传》注佚文,可知《洪范五行传》已将《洪范》经文所言五行次序调整为相生之序,这一点为《汉书·五行志》所继承;而根据郑玄《洪范五行传》注佚文,可知《五行传》原本先言“六沴作见”而后言“五行失次”,至《汉书·五行志》乃将“六沴作见”与“五行失性”的次序进行对调,而根据中古文献所见刘向、刘歆《传论》佚文,可知这一调整正始于班固。


由此,程苏东老师指出,通过对《洪范五行传》结构的调整,班固重塑了《洪范五行传》与《洪范》经文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确定了《洪范》在《五行志》中的核心地位。由此,《洪范》五行学这一具有浓厚数术色彩的新兴知识就此完全被纳入“六艺”经传的体系之内。最后,程苏东老师提出了一种基于“衍生型文本”生成方式的文学研究方法,并指出,关于文本生成方式的研究势必大量依赖传统文献学的研究手段,但在方法、观念上又存在一定差异。


刘玉才老师对上述报告进行评议。刘老师首先回顾了文献学目前的发展状况,认为作为传统人文学科基石的古典文献学,面临日益边缘化的困境。他指出,文献学不应该仅仅是服务于历史研究、图书文献管理和古籍整理的工具之学,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其形而上的色彩,即作为方法的文献学。文献学的终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地解读文本。我们需要借助文献学回归文本、回归传统,通过文本细读、语言诠释、文本校勘、史实考据,还原历史语境和文本面貌,揭示文本的原本意义。而后,刘玉才老师对于三位主讲人的报告逐个进行评议。他认为童岭老师梳理了日本东洋史学的谱系,特别分析了内田吟风的学脉与学术贡献。内田吟风作为现代学术转型的代表性人物,其研究已经超越传统考据方法,融入了现代史学潮流。苏芃老师提出对于日本旧钞本文本面貌、文本层次、研究方法的思考,其中于日本旧钞本的异文价值,文本年代,都有很好的实例揭示。日本还存在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旧抄本,但是刘玉才老师特别指出,研究者也不能过于迷信日藏旧抄本,因为日本的抄本形式上存在节抄、摘引,文字上存在俗写、臆改,文本上存在血统混杂、改窜、伪造等问题。我们在利用这些日本旧抄本的时候,需要高度重视其复杂性。程苏东老师的报告不仅具有文本发覆之功,而且对于还原汉代经学诠释体系的建构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试图借鉴西方文本批评理论,归纳中国古典文本生成的普适性问题,对于古典文本研究具有示范作用。。但是刘玉才老师也提醒道,所有的范式理论都具有主观先验性,这一套分析方法对于《汉书·五行志》有效,但可能在面对其他文本的时候就不具有效果,研究者们需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