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
2021年5月6日晚，“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系列论坛第一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3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侃、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胡英泽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
论坛伊始，王奇生老师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主要来自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科，历史学者较少参与。
最近十多年间，大批历史学者投身于中共革命研究，以致形成“新革命史”研究热。本次论坛之所以提出“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这一主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与经验。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并非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是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只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强调“高度集权”和“铁的纪律”，强调无产阶级不分国界，不分民族、文化、语言、性别与职业的区别，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在很长时间里，不顾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成员党主动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将俄国经验与模式强行套用于各成员党的革命实践中，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存在过教条主义问题。然而世界革命的最终落实无法脱离各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故而从世界革命的视角看，各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特征。中共革命的胜利，在于最终处理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同样，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相继建立了众多互不相连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内部，是否也存在地域差异，是否也存在革命的理论与各地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强调“全国一盘棋”，强调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那么，各地在具体贯彻实施过程中又有多大的自主性和地方性空间。大而言之，世界革命理论与各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在“落地”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地域性以及革命的共性与个性等问题，今天的革命史研究仍有关切的必要。组织本次论坛，希望能推进上述问题的讨论。
论坛正式开始后，张侃老师从地域视野的意涵、具体研究例证以及地域研究的未来三方面展开精彩讲述。张侃老师回望个人求学经历，谈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自己的革命史研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与中共革命研究面临的问题相似，日本学者也感受到阶级分析等理论框架不足以解释明清社会的多元结构及其转型。1981年，日本学者森正夫提出“地域社会论”，认为研究者需要观察面临着共同现实课题的、处于共同社会秩序下的人们，并讨论如下问题：如何在指导者的指导下被统合起来，关注地域内的能动者、指导者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思考国家意识形态如何被指导者内化为行动原则，不同人群的互动如何影响社会秩序，秩序的构造中如何实现身份的转换等等。这一侧重文化面相的“地域”概念，包含强调空间的“区域”和侧重社会网络节点的“地方”等要素。这与厦大傅衣凌先生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提出“乡族地主”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后者重视由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乡”与“族”的社会共同体，将空间、身份，以及作为阶级名词的“地主”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多元构造包含在内。
张侃老师认为，上述中日学者的对话及成果，促使自己不知不觉地将“地域社会论”带入中共革命的研究中去，在不同层级的空间、网络中，关注形成社会行动人群及其指导者的思想、价值观及其结构性的行动。近年来，在受到历史人类学的进一步启发下，张侃老师通过田野调查，依据地方性材料开展了初步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一，全球范围革命的政治策略与话语体系，如何渗透传统社会结构得以展现；二，革命的控制技术及其限度；三，地域社会中的革命情感与历史意识。
地域研究要求学者进入地域社会考察内部长期延续的结构性因素。张侃老师注意到《红色中华》曾细致报道红军处决童子兵、揭穿其迷信行为的事件。这与明清以来的地域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明清以来，闽西赣南地区人口流动较大、商品经济活动发达，民间教门活跃，内含一种反抗国家权力的基因。而红军进入后引发地方紧张，触动了这种社会潜在结构，童子军与红军的冲突即由此而起，地域社会可以为理解政治行动提供新的视角。此外，苏区时期留存了大量讨论“阶级异己分子”的文献。“异己分子”不仅是苏区革命的政治话语，而且内含着地域社会的权力互动。“谁“是”异己分子”常常与宗族关系、社区矛盾纠缠在一起。因此如何立体分析革命概念内涵及其实践，必须回到地域社会的历史情境下展开论述。
《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又改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
张侃老师说，在革命展开之初，制度的设计者往往不考虑或者忽略地域社会的具体条件的限制，但当政策落实到乡里或村庄时，技术设计的理想与技术展开的现实不免发生矛盾。他曾利用连城县新泉革命纪念馆所藏的一份1929—1930年的“芷溪苏维埃政府公文底稿”。分析包括布告、报告、信函、判词等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留存的文献，结果发现，显示出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的执行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而经济动员和经济管理关乎财政汲取问题，也是统治技术的表征。通过分析地方博物馆中的账册或会计报表，可发现苏维埃政权获取财政资源的技术受到特定地域传统、民国通则与苏维埃模式三方面的影响，实际上，部分中共领导人也是善于运用多种来源组成的技术提高国家政权的汲取能力。由此可见，讨论革命的控制技术及其限度等问题必须进入具体的、小尺度的区域中才能完成。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各种民间文献和口述访谈，革命不仅仅表现为行动实践，同时也展现了极为复杂的社会观念，而这与地域社会的情感结构关系密切。张侃老师在温州进行田野调查时，曾从当地白姓道士手中获得一批道教科仪文书。其中一份写于1949年的文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文书与1948年采用中华民国纪年、1950年采用公元纪年的文书不同，运用了道教纪年的书写方式，文末注明为“天运三十八年”，生动地反映出一位道士面对政权更替时微妙的心理变化。张侃老师认为，百姓们往往将革命看作“命”“运”，直到今天仍是乡村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有怎样的关系，需要研究者深入田野，在历史的共鸣中寻求答案。
对此，王奇生老师表示，厦门大学有着明清史研究和地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悠久传统，其革命研究即接续这一传统发展而来。张侃老师延续厦门大学的历史学统，展现出不论是世界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需要面临革命落地的问题。
李里峰老师从“反地域视野”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地域视野的含义及其内在逻辑，并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指出，中共革命的共性事实上超越了地域性的差异。李里峰老师认为，山西大学和厦门大学一向有从地域角度研究中共革命的传统，其原因在于视野上溯至明清，并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加之关注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往往会注意到差异性。地域视野的研究，从层级来看将重心放在地方，必然会关注异质性，侧重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自主性的面相。而自己在研究中更偏重中共革命的后果和影响，偏重从政治学角度观察历史问题，因而也更着意于中共革命的共性特征。
李里峰老师回顾个人研究经历，谈到博士阶段以来，自己曾广泛利用河北和山东档案馆档案、满铁调查资料与《翻身》《十里店》等材料，先后讨论过华北地区抗战时期中共的组织结构与土地改革等问题，逐渐发现华北虽然常常被视作一个地域，实际上却可能没有那么特殊。关于土地占有问题，中国各个区域的情况均明显偏离中共中央的估计。1946年，《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农村中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92%，地主、富农约占8%；1947年《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认定8%的地主占据了70%到80%的土地。然而，《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等资料显示，全国各个主要区域，土地集中程度均不高。此外，李里峰老师还注意到70%左右的华北农户均拥有自己的土地，说明农村社会结构中中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大多数。而在地主占有土地较多的村庄，地主也往往属于不在地主，因此在村庄内部租佃关系更加微弱。基于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的实际情况，可以认为至少在抗战之前，农村社会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非阶级矛盾。因此，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动员农民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将各个地区的特殊表现综合考察，可以看到革命前乡村社会的共性和中共革命的共性。
李里峰老师指出，“中共革命为何会发生，又为何能取得成功”是中共革命研究的元问题之一，很多学者都曾就此发表见解。詹隼(Chalmers Johnson)首倡“农民民族主义”模式，认为中共利用抗战时期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以塞尔登（Mark Selden）为代表的“群众路线”模式，强调中共通过灵活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民主参与实践，唤醒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释放了乡村社会中的巨大革命潜力；片冈铁哉和詹隼正好相反，认为革命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组织化控制能力。斯考切波和陈永发的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斯考切波比较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强调革命是发生而不是制造的，具体而言，旧制度中地主与农民之关系、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关系、国家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结构性因素”，才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陈永发在描述抗战时期华中和华东共产主义运动时，特别强调中共动员策略的重要性，他著作的标题“making revolution”既可以理解为中共通过动员农民而“制造革命”，也可以理解为农民经由中共动员而去“干革命”。
这些解释模式表面看来迥然不同，却都揭示出中共民众动员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中共面对各地复杂情况，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策略，表现出极强的调适能力，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中共革命是一场“地方性革命”。李里峰老师同意“地方性革命”的说法，但强调地方性之上的共通性特征同样不容忽视。
从大革命到内战，中共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不同的动员策略，大革命时期“只打土豪、不分田地”，惟有调动民众的参与情感吸引农民参与运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中共通过动员，将阶级斗争的理论发挥到了极致；抗战时期主要是以抗日救亡激发农民的民族情感、弱化阶级色彩；内战时期动员话语的阶级色彩重新变得明显起来。
尽管四个时期的阶段性非常显著，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的目标和手段又呈现出超越不同阶段的延续性特征。无论抗战还是内战，中共乡村动员都以获取农民的参与性支持、认同性支持和物质性支持为基本目标。中共希望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与革命、加入党组织或农民组织，争取民众对中共及其政权的服从（行为上的）、认同（心理上的）和感激（情感上的），并从实际行动上为革命提供物力支持（主要体现为田赋和公粮）和人力支持（主要体现为参军和支前）。
为实现上述动员目标，中共采用利益满足、身份建构、情感唤起作为基本的动员手段。中共通过资源再分配的手段给农民以物质利益，农民则以提供种种支持作为回报。与此同时，从大革命直到解放战争，虽然中共处理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政策时常变动，但是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标签始终没有变。此外，与国民党诉诸道德伦理的动员手段不同，不管各个革命时期的斗争对象是谁，调动民众情绪（无论是民族情感还是阶级情感）以激发其对敌人之仇恨和对中共之爱戴，一直是中共重要的动员工具。上述共性超越了地区的差异，有助于中共在因地制宜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一个个小的成就，最终凝结为大的成功。
王奇生老师认为，上述报告从地域视野和超越地域视野两个角度对中共革命展开了精彩分析。的确，相对于中国近百年来其他事件或运动而言，中共革命总体上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共性。前述中共革命在民众动员之目标和手段上的共同点，也有可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学者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
胡英泽老师由反思区域概念展开讨论。胡英泽老师指出，区域是客观的存在，区域也是一种假设、一种方法。疫情期间，胡英泽老师阅读《资治通鉴》，深刻感受到只有在理解整体史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区域史。恩格斯曾说：“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讲的这段话，揭示出研究者永远需要面临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间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也反映了总体和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区域的划分。如以王朝天下结构为基础的“九州”、食盐的产销区域、施坚雅反思行政层级而提出的“市场体系”及区域划分、各级行政区划等等。而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区域发展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熟悉的时局图、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图等均与此有关。中共领导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点到面的发展，恰恰就是以某个区域为基础而展开的。此外，沿海和内地之分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空间形式。
因此，区域仍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概念。区域是否存在？特定的区域形式是否重要？区域研究的假设和立足点是什么？这些问题仍有待学人作进一步思考。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中提出，历史研究中有两种假设。其一为“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这不是事实，却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或思想的工具，只要这种划分仍旧能够说明问题便为正当，而它的正当性是建立在解释之上的”；第二“把历史划分为地理区域，也不是事实，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在一些场合，提出欧洲史这一说法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有益的假设，但在另一些场合却会起误导作用、有害作用。”
y学派所强调的“总体史”的意义包括三方面，不一定是各方面内容的综合，也可以是空间上的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可以是时间上短期与长期的研究。历史综合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横向叠加，而更应当是点和面的结合，如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结合。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进程的宏观研究，如此才能真正推进整体的中国历史研究。
胡英泽老师认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三个重要问题。首先，中共党史不仅是中国史，还是亚洲史，虽然有时能力不足（指本人），但要有这个关怀。其次，中共党史是国际共运史的一部分，国际性非常强。最后，中共党史不仅要研究共产党本身，还需要研究对手方，看对手方如何看待中共。
胡英泽老师回应了李里峰老师的主张，就“共同性与特性”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布洛赫（Ernst Bloch）在《法国农村史》中指出：“甚至有时候，把视野放在整整一个民族的范围中还嫌不够，如果不在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全法国，我们怎么能抓住各不同地区发展中的独特之处呢？推而广之，法国的发展运动只有放到全欧洲范围内来考察才能显出其真正意义。这种研究，既不是强迫同化，更不明确区分，也不是像玩拼照片游戏那样构建一个虚假的、传统的、模糊的总体形象，而是通过对比，在指出它们的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其独特性。”因此，我们更需要在共同性的基础上认识独特性。多年山西地域社会的研究经历，使胡英泽老师意识到“多村庄的比较视野”的重要性。有关中国近代的乡村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个案。如韩丁在《翻身》中谈到，在整个的农村地区，对抗着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基本问题、目标和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同时，形成山西张庄的某些客观条件，某些内部特点及其一些具体事件的发展情况，有着其特殊性。例如，张庄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天主教集团，张庄居民中有很多外来户，因此，张庄的宗族组织不发达，而宗族在中国历史中起着很大作用。还有，张庄被日军占领和据守过。张庄的天主教堂即是西方殖民者的一个隐喻。韩丁在《深翻》中同样强调了村庄研究中的独特性与普遍性问题。
结合个人研究，胡英泽老师强调要注意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人的流动性、村庄及其内部差异性和经济结构多样性。明清以来，山西的人口跨区域流动性较强，而外来户依靠传统手段很难实现向上流动，革命的到来则给予他们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许多著名的劳模和积极分子原本是村庄的外来户，这一点绝非偶然。此外，村庄内部也不是同质性的整体，不同的社区和生产队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人民公社在实际运行中也没有执行“平均分配”的政策。最后，地域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多样性，往往是农林牧副渔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产业的结合。因此，单纯认为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改变了村庄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分析。如土地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果树的分配，但没有触动原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山西部分依靠煤炭资源发展的村庄，其发展逻辑也不一定符合前述简单判断。由上述思考出发，胡英泽老师还提出“典型推广”是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不论是一地的正面榜样还是反面典型，可能会被推广到其他区域，由特殊性发展为一般性。
报告最后，胡英泽老师指出，区域史研究应该抱有整体史的关怀，重视区域社会内部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国家与地方的上下关系、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横向关系等，克服区域实体化、区域边界固化的倾向。关注人的流动性，则有助于我们打破区域边界，通过比较研究，借助长时段的视野，更好地认识乡村社会。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诗古老师与会，分享了自己的感悟。他认为，未来的研究需要注意国家性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层次中推进的差异。个案是历史研究的试验田，但若要展现个案力度，需要研究者努力呈现个案的放射性。论坛最后，各位学者还讨论了土地集中程度与革命烈度的关系、政治文件中数字比例的来源及信度等问题。
“中共革命研究的新视野”
系列论坛
第一场：地域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主持人：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主讲人：张侃（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第二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主持人：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主讲人：应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孟庆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蒋凌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第三场：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研究
主持人：黄江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主讲人：卢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孟永（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吕彦霖（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