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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论坛149】“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第四次会议

发布时间:2021-10-09

2021年8-9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1921-2021)”学术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21)分论坛。会议共分为四天。9月18日,来自多个学科的中外学者在线上举办了第四次会议。以下为本次会议纪要。



9月18日,“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四次会议在线上举行。会议共安排了4场报告和讨论。


上午两场的报告人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关凯、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放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贺桂梅。与谈人分别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


下午两场的报告人分别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侃、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疗史系教授张藜、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石川祯浩、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孙江。与谈人分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放春、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孙江、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里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兴涛。



第一场

主持人

王笛(澳门大学)


许纪霖带来题为“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的报告。既有研究多将五四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统称,以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命名之,而忽视了其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经分裂的事实。由此出发,许纪霖提出区分“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柔性化主义”与“刚性化主义”两组前后递进的“理想类型”。他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的其实是一种可以与其他主义兼容的柔性化“复调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到了1920年底以后,才逐步认同“刚性化主义”,即“一元的列宁主义”。


列宁同志

1918年10月1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与谈人欧阳哲生认为,许纪霖对中共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演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讨论意见,如“列宁主义”作为一个正式词汇在中共党内提出的时点、维经斯基与马林是否列宁主义者、陈独秀是否注重意识形态等。


周雪光带来了题为“‘组织起来’:关于1949年以来中国国家建构路径的思考”的报告。既有研究大多强调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延续性,周雪光则从“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三个角度出发,指出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模式演变的分水岭:从帝国、民国到共和国,从疏放式集权到社会各层次领域高度整合的组织形态。这一转折的核心是组织形态的转变,即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延伸至国家治理形式,史无前例地将整个社会高度组织起来,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与谈人赵鼎新表示,中国有“强国家”的传统,而“文革”事实上挑战了“强国家”传统与官僚体制,为社会带来大量动态能量。此外,目标型国家属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证伪性、规章与制度的张力,都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


赵鼎新做了题为“社会学视野下的党史”的报告,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点背后蕴含的组织学原理,并以此对列宁主义原则何以在中共党内更易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何破裂、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如何发展壮大以及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何以成功以弱制强等问题,给出了组织学解释。


与谈人王奇生指出,中共革命是一种非常态,革命过程中有些成功经验,可能与立足于常态社会与常态组织的既有社会学、组织学理论相悖。除了关注既有组织学理论解释得通的部分,那些与组织学理论相悖的部分,更值得史家讨论,那些方面正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的独特创造。例如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中强调官兵平等、军民平等、优待俘虏、尊重人格等,从战争文化的角度看非常具有独特性。这些经验事实可以反过来挑战和充实既有理论。



第二场

主持人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关凯带来题为“民族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的报告。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进程中,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张力造成了国家建构内外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对三种解决方案的梳理,关凯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与北伐成功后国民党主导的“国族建构”均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步,方解决了民族主义因政治与文化一致性问题产生的内部结构难题、完成国家建构。


与谈人许纪霖表示,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故其现代国家建构势必要重新生产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而不仅靠政治制度。新中国建立初期以阶级认同替代民族认同,一度取得成功;但“文革”结束后,由文化传统、宗教、自然、血统所维系的民族认同再度反弹。


僜巴人,1972年

分布于察隅县西部和中国藏南地区东部,是西藏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族群


李放春带来题为“‘团结人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实践为例”的报告,梳理出中共“团结人民”政治实践中的三条经验:一是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是合理调节纠纷,设立团结公约;三是在经济生产中注重民族团结,在多民族杂居山区建立合作社时注意听取各族农民意见。


与谈人吴启讷指出,中共少数民族政策有从多元多体到多元一体的转化过程。在西南地区,中共更强调民族一体而非阶级一体,较为有效地解决了汉人与非汉人的矛盾。此外,西南地区同时具有逃避国家与寻求统治两种倾向,引入这一架构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贺桂梅带来题为“当代文学(1940-1970)的民族形式建构与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局势”的报告,勾勒了前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形式建构的阶段性变化与跳跃,及其与不同时段全球体系的关联。发展阶段分为四:1940年代的“民族化”时期,1950年代的“苏联化”时期,1950-60年代之交的“中国化”时期,1960-70年代的“世界化”时期。以上阶段变化折射出“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与“民族主义”文化实践二元一体的结构特点。


与谈人吴重庆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文艺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有力工具,但新中国文学所提倡的民族形式与展现的民族意识,并不导向民族主义,而是国际主义。



第三场

主持人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


李金铮带来题为“洋学者与中国的相遇:卜凯调研农村的西学意识与比较意识”的报告。李金铮认为卜凯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有几个特点: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方法来调研中国的情况;注重中西农业经济的比较研究;注重对中国农业经济的改良提出具体意见。李金铮指出,卜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其思想资源和经验方法来自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他结合西学所习和在华调查,对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了有益建议,这和“中国农学本土化”并不矛盾。


与谈人周飞舟指出,卜凯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调查有许多优点,如调查内容细致周密。分配学派对卜凯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卜凯研究农业经济时只关心农业技术,不关心生产关系。这样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里也予以了回应。另外,对卜凯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他的抽样方法和数据真实度未必可靠,因为他派出调查的学生大多家境优越,可能更容易调查到一些条件好的农户,而且农户在应对调查时可能因为担心被政府摸底而会谎报数据。


张侃带来题为“1943-1949年龙岩扶植自耕农运动及其经验在台湾的传播”的报告。“扶植自耕农”作为一种渐进式土地改革的方式,源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受到民国时期地政学派的推动。毕业于地政学院的林诗旦就任福建龙岩县县长后,在全县实行大规模的土地征购与再分配,使得当地农户普遍自耕农化。林诗旦在龙岩的地政经验扩展为《闽西土地改革方案》,并影响了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在台湾开展的土地改革。


与谈人李放春指出,张侃的研究不仅关乎龙岩地方史,而且连通了龙岩经验与台湾土改,这是以往学界少有重视的。一般以为,土地改革是国民党政权退至台湾后才真正开始重视和实施的事情,主要是受中共夺取政权这个外部因素的刺激。张侃的研究则提示,大陆时期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一条土地改革的思想与实践脉络,主要是以萧铮为代表的地政学派,我们对此应予以关注。


土地改革

1947年


张藜带来题为“科技援助与革命输出:以古巴土壤研究所援建为例(1960-1969)”的报告。张藜利用中国科学院档案,如毛泽东、周恩来与古巴方面的会谈记录,中国驻古巴大使、中方科学家等在援建事宜方面留存的文献,复现了1960年代中国援助古巴土壤研究所的过程。张藜指出,援建古巴土壤所虽然使中方在土壤学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的科学认知,但援建更主要是出于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需要而进行的“应急性外交”,中方对此的投入和最后所获回馈是不相称的。


与谈人徐庆全指出,古巴希望加强对本国土壤的研究,一个重要背景是古巴以产糖为主的单一化农业经济,古巴非常希望改变这一状况,增加粮食种植的比例,这就需要先研究当地的土壤。胡耀邦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里就提到过,中国科学家去古巴帮助当地种水稻,但发现土壤不适宜种植。他建议张藜老师的文章可以围绕古巴农业经济这个背景再做一些讨论。



第四场

主持人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


石川祯浩带来题为“‘四大文明’说的形成与传播——跨世纪的对话”的报告。“四大古代文明”是中日两国长期存在的传统说法。中国研究者陈明远提出该说法出自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石川祯浩进一步考察梁启超的文本,发现其来自日本东京专门学校历史学教师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和《西洋上古史》。再进一步考察浮田和民的文本,又发现其引述自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由此勾勒出中日两国流行的“四大文明”说的生成和流转路径。由于梁启超本人巨大的影响力,后人产生了梁启超首倡“四大文明”的误会。


与谈人孙江指出,我们更应该关心知识转移过程中转移者基于何种想法对这一知识进行了转译或者再生产。就石川祯浩先生的研究而言,如果我们只是梳理出李特尔、浮田和民、梁启超这样一种线性、平面的关系,就轻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历史行动者的性质。实际上,梁启超自己并不关心一个作为信息的知识,我们主观地假设是梁启超的说法影响了后世的知识流传,这是没有确切证据的。此类研究有目的论的色彩,研究者自身预设了一个线性的梳理,认为历史事实就是沿着这条线性发生的,因此陷入了本质主义的陷阱。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历史的行动者基于什么想法去转述和再生产知识,而非知识本身。


吴重庆带来题为“从‘生民’到‘人民’”的报告。“生民”是王朝时期流行而在近代式微的概念,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出生之民,二是生民之道,三是天地所生之民。生民之道不同于现在所讲的经济学,前者讲求追逐和累积财富,强调占有,后者讲求货物钱财的均衡流通,不是为了占有。近代以来,随着民约论、新民说、兴民权等权利意识的注入和公共精神的塑造,生民概念逐渐式微。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钥匙就能打开不同的历史库藏,这是讨论生民概念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与谈人李里峰指出,吴重庆的报告充满了哲学思辨,“民”这一概念的确是政治学研究里特别受人关注的议题。生民的含义里,有天地所生之民之意,使得生民和臣民区别开来。这种强调天地自然产物的论说,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里的自然法概念有些类似。中国近代以来,生民概念向人民概念的转化过程是很复杂的,两者之间应该仍然有延续性,生民在传统君主制框架里展开,人民在宪政共和等政体里展开。


孙江带来题为“黑力攸关——非‘中间地带’的革命与黑人的政治表象”的报告。“中间地带”革命是毛泽东提出的一项革命话语,在此之外,毛泽东受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还提出了一种可谓之为“非中间地带”的革命言说,具体是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从种族歧视斗争转到阶级解放斗争。美国黑人罗伯特•威廉是重要的触媒,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声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并于1963年受邀来华访问。在华期间,罗伯特•威廉的关心点从种族问题、民族问题转移到阶级问题,认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将黑人民权斗争纳入到“非中间地带”革命的话语内。


与谈人黄兴涛指出,孙江的研究把美国黑人民权斗争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关联起来,这是冷战时期世界历史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面向,他利用中国的档案,详细研究了中方如何与罗伯特•威廉互动,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评判和声援有色人种争取权利的斗争,毛泽东时代常用的阶级斗争论、帝国主义论、世界革命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不再使用,而改用人人平等、种族平等这些价值话语。另外,论文题目里的“黑力”可以考虑改为“黑人力量”,俾读者从标题里准确领悟作者的意指。


王奇生教授闭幕致辞

线上会议截图


最后,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做了闭幕致辞。王奇生特别感谢北京论坛组委会对本次学术活动的鼎力支持,并表示期待将来的学术会议更加注重跨学科对话,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应当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后,连续四周、来自九个学科的80多位学者参与报告讨论的“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论坛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