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9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1921-2021)”学术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21）分论坛。会议共分为四天。9月11日，来自多个学科的中外学者在线上举办了第三次会议。以下为本次会议纪要。

第一场

主持人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的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首先报告了关于陕甘宁边区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阅读档案文献并前往陕北田野调查，周锡瑞认识到陕甘宁边区的成长，与该区域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历史因素可追溯至晚清的回民起义。1935年，刘志丹成为陕北革命的领导人，整合了重视军事的陕甘力量与党组织基础较好的陕北力量，短时间内夺取了26个县城。这一成功促使原本计划打通国际战线的毛泽东调整长征目的地，延安也因之成为“意外的革命圣地”。周锡瑞指出，地方史研究关注历史发展的具体、微观条件，但必须结合更广泛的全国性背景和国际背景，如此地方的发展才有源可循。

与谈人黄道炫教授指出，关注内生性因素以及思考历史事件中意外和必然的关系，是周锡瑞教授一直以来的学术关怀，指出陕甘宁成为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意外因素，给人以很大启发。由于中共革命具有外来性和流动性两种关键特征，历史研究者除了探讨同一事件在不同地方的表现外，也应注意微观路径和宏大视野的结合。

红军翻越雪山

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历史学系叶维丽教授以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的“一二·九”笔记为切入点，同与会学者分享了自己对抗战爆发后进入中共的第一代城市青年的研究感悟。叶教授认为，长期以来中共革命被认为是一场农村革命，但1936年以后，成长于战争乌云之下的城市知识青年逐渐转向革命、加入中共，这些“一二·九”或“三八式”干部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这些青年的取舍进退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如何，以及进入中共后的遭遇和晚年处境，或可实现将人带回革命史叙事中的目标。

与谈人王奇生教授认为，北伐前后也出现了大批北方知识青年前往南方的现象，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密不可分。抗战初期城市学生前往延安，则明显受到战前左翼思潮与左翼文学的驱动。这批知识分子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齐慕实（Timothy Cheek）教授围绕党内知识分子与执政党的关系展开报告。齐慕实教授认为，执政党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是因为它们都需要教化型的官员来推动其党国体制下的意识形态治理。这一治理模式之下，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值得思考：知识分子为和选择参与其中？知识分子的能动性有何体现？不同的知识分子有怎样的不同？

与谈人叶维丽教授认为，中共成功执政的经验一直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齐慕实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提出“意识形态治理”这一关键概念，颇具穿透力。叶维丽教授还指出，运用访谈材料时，要注意访谈完成的年代以及采访者的身份对访谈对象的叙述的影响。

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周杰荣（Jeremy Brown）教授的报告主要分析了万晓塘之死引发的政治争论。周杰荣教授认为，目前没有关键材料可供参考，西方学者往往先入为主，做出没有证据支持的判断，有必要采取新的视角，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立场的叙述者如何解释万晓塘之死，又为何这样做。周杰荣教授指出，学者需要反思过于简单的历史结论，思考政治人物的死亡具有的多重意涵。

与谈人徐庆全研究员认为，周杰荣教授将中央、地方和个人因素引入死因之争的分析，颇具启发性。徐庆全研究员还结合新材料指出，周杰荣教授的部分解读可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第二场

主持人

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王东杰教授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例，分析了晚清中国理想社会构想的变化。报告从探讨传统中国人构思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出发，指出具有人人享有“天伦之乐”“无王赋税催科”“虽有父子无君臣”等特征的“桃花源”是传统中国理想社会的模样，这与政治性鲜明、强调规划和管理并且与城市密不可分的西方乌托邦理想很不相同。而成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同书》全盘设计了政治和社会的理想形态，表现出鲜明的数学和几何思维，且强调个人独立，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格，反映出中国思想基本取向的变化。

与谈人尚小明教授指出，关注中国人理想社会的构思方式而非具体内容的研究思路，颇有启发性。此外，太平天国受儒学传统和基督教思想的双重影响塑造了新的理想社会，有些计划还付诸实施，也值得重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角度出发，反思了革命和建设年代的决策逻辑、行为模式的延续与变化。马戎教授认为，“个体”与“群体”是人类社会进行认知与互动的两种视角，二者缺一不可。而近代以来，“敌人”与“自己人”的观念伴随着战争与社会运动涌入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它以群体看群体，忽视了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进一步表现为革命者内部不能包容不同意见，出现了革命者和反动派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敌人”概念逐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今日中国仍需继续坚持跳出敌我关系、尊重个人特性、推动依法治国的思路。

与谈人渠敬东教授分享了自己对报告缘起与内涵的理解，指出马戎教授长期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不仅深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对待不同族群的文化与政治模式，也曾围绕共产主义与民族政治的关系、中华民族如何形成等问题展开反思，一直探索着群体思维可能产生的影响。渠敬东教授还强调，随着现代国际秩序发生变化，不同文明的冲突接连不断，每个人都应当思考如何找到敌我关系思维模式之外的应对思路。

1977年北京高考现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从精约教育与博放教育的矛盾出发，反思了教育改革中教育功能的分离与断裂。刘云杉教授指出，从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以来，作为批判对象的“应试教育”，内容清晰，目标明确；而“素质教育”则内涵模糊。社会核心竞争的场域被移植到学校之外，导致教育筛选功能与培育功能的分裂；而学校内一味强调学生主体、探究学习、多元价值的博放教育，则导致了教书与育人的断裂。如果只是简单移植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而不加以反思，宽松教育将不可避免地培育出平庸的一代。

与谈人贺照田教授充分肯定了报告的贡献。贺照田教授指出，未来如果有机会进一步解释中国现代观念与美国进步主义观念差别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并探讨中国接受西方教育思想时出现的种种问题，将会有重大意义。

第三场

主持人

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萧延中教授引入“话语”这一概念，深入分析了毛泽东演讲与论著的语言要素与语法规则。萧延中教授指出，毛泽东的语言特别贴近民众感情，且通过“翻身”“解放”“拯救”等概念订立了善与正义的标准，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论证了革命与建设的合理性，因此其话语具有情感性、伦理性、真理性三大特征。从“政治语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语言中内含着斗争法则，强调人精神重塑的伦理纯粹性，大量使用军事术语及如“干革命”一类的动名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与日常生活。

与谈人金光耀教授认为，萧延中教授的研究深入了毛泽东话语的内部，读来心有戚戚。如果未来能够对毛泽东话语影响力演变的过程加以分析，并探讨这套话语如何影响当代学术研究，将会给学界以更大的启发。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1945年4月至6月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教授从“为何组织”“如何组织”“组织如何”三个角度分析了毛泽东的组织思想。胡英泽教授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以家族和秘密会社为代表，具有落后性和脆弱性，为了提高社会各阶级的觉悟程度，承担起革命的组织责任，必须组织军队和民众等各种力量，才能实现战胜敌人和顺利建国的目标。要坚持组织有力量、政策不错误，必须避免脱离群众、组织过多等问题。

与谈人黄江军老师认为，胡英泽教授抓住了组织这一关键词，在具体的情境中理解组织的有效性，这一概念史的研究路径极具启发性。组织以及对组织的自觉其实是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概念。毛泽东的组织思想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毛泽东组织思想如何流变、其组织思想资源来自何处、实践情况如何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究。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应星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如何将经史互鉴的思路引入中共党史研究。“经”指的是奠定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理念、路线、政策和政治文化的核心文本，研究“经”时需要确立概念的中心性，深入分析概念形成的谱系。“史”则指的是“经”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的复杂变化，讨论“史”的问题则要抓住最独特和鲜明的内容。按照“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三种路径践行“以史解经”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重建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

与谈人尹钛教授认为，中共党史研究近年来确实受到地方史和微观史的冲击而日益碎片化，应星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颇具启发性。在未来的研究中，“经”之性质与“史”之本质的关系，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场

主持人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张济顺教授以长辈从影经历为切入点，结合私家档案生动细致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日常政治。张济顺教授指出，革命进入日常的过程非常值得关注，这一方面表现为上影厂内党组织如何处理专业与信仰的问题，如何扎根基层、发挥影响；又表现为演员个人如何调适个人追求与服从组织的冲突。经由党“自己人”的视角，回归电影拍摄、制作过程的领域，有助于学者探索电影史研究的另一种路径。

与谈人金光耀教授认为，上述报告兼具勾勒微观政治生态和书写个人心灵史两种视角，不仅呈现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故事，也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方法，提示学者关注“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如何影响城市，关注党员如何平衡职业身份和政治身份。

《年青的一代》片段

上海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曹树基教授结合一件由村民捏造的男女私情案件，探讨了统购统销时期村庄内的政治生态。曹树基教授认为，由于大户不满干部的高压征粮政策，故意捏造一桩干部与村妇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丑闻，藉此表示反抗。而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中的粮食控制，最终实现了对村庄的全面控制。

与谈人王海光教授认为，私情与粮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曹树基教授不仅根据干部档案发掘出了一则生动的故事，也将其置于统购统销政策中展开分析。事件如同水体上的浪花，历史学家除关注微观事件外，也应深入历史结构。

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在报告中描绘了1958-1962年八千上海人转入闽北山区的生活图景，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劳动教养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实况。金光耀教授指出，劳动教养制度与经济需求和改造社会的要求有关，8114名劳动教养人员被送往闽北山区砍伐毛竹，既是为解决上海毛竹的短缺，也暗含打造玻璃板一般纯净划一社会的希求。

与谈人刘一皋教授认为，也需要注意劳动教养制度背后的理想因素，即打造一个人人劳动、人人均是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社会。八千余名上海人被送至闽北的工作由基层组织完成，也反映出基层社会由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