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9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1921-2021)”学术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21）分论坛。会议共分为四天。9月4日，来自多个学科的中外学者在线上举办了第二次会议。以下为本次会议纪要。

第一场

主持人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首先，由澳门大学历史学系茅海建教授带来题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荫桓访问欧洲及其对国际形势的预断：戊戌时期清朝的外交失败与边疆危机”的报告。早先认识多对张荫桓评价比较高，甚至认为其是外交能手。茅海建由此入手，以一份张荫桓未呈递的奏折为切入点，将张氏的外交实践与思考置于宏观时局之中，聚焦重要细节，详加考辨，对前述结论提出质疑。其指出，张荫桓并非好的外交家，外交能力亦颇不济。不过，相对于张氏的肤浅，其政坛对手徐桐一派更属无知。清廷之失败与危机，在所难免。

与谈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研究员，他认为此次报告承袭了茅海建观察问题的一个视角，即清朝领导层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指出有必要通过对比李鸿章与张荫桓两人，进一步厘清相关问题，并对张荫桓部分行程是否属于私自出访提出了商榷意见。

巴黎和会

1919年1月18日

澳门大学王笛教授做了题为“巴黎和会上的美国对华立场：山东问题解决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报告。此次报告是其正在撰写的一部书稿的一部分。在简要回顾已有研究后，开门见山地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直接收回山东半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美国仍然给予日本非常大的压力，让其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山东半岛归还给中国。

与谈人王建朗表示外交史研究不能采取一种固化的两分法。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太大的差距，不能以没有达到最佳的理想来评价外交，并提出陆征祥在访美后对山东问题态度转为积极，是否与美国鼓动有关。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唐启华教授做了题为“陆征祥与巴黎和会”的报告，指出百年前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和会就是巴黎和会。陆征祥是中方在和会中的核心掌舵人物，具备相当的不可替代性。《觉醒时代》对陆氏形象的处理，吸取了学界近几年的成果，并指出全球外交史都在走下坡路，传统外交史的路子有越走越窄之势。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则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外交史在中国大陆算是比较热的领域。如何评价巴黎和会的外交，是挑战中国大陆学界的一个问题。如何为陆定位，也挑战中国学界的智慧，对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前是否亲日，提出了商榷意见。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天宏与博士研究生何玉带来题为“‘尊重主权’与维持‘必要之恶’：论美国外交在法权会议中的两面性”的报告。报告通过考察反映美国法律界主流舆论的英文期刊，对法权会议期间美国受其国内法界舆论影响，在坚持华会强调的尊重中国“主权完整”的同时，于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上维持“必要之恶”的对华政策两面性，进行了分析探讨。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指出，美国的司法调查，从根本上属于总统的职权，与法院没有关系，不太适合作为反思司法独立的切入点。关于所谓西方标准，大量西方法史研究已指出其模糊性，乃至欺骗性。揆诸史实，中国最终废除领事裁判权，也并非司法上的改进。法律上的很多考量仅能作为参考。对美国尊重“主权完整”的表述，也应结合具体历史语境理解。

自由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又就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二场

主持人

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

首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教授带来题为“晚清电报之争的政治意蕴”的报告。报告指出，电报引入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以中西文明的碰撞为背景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其过程大体经历了1860-1870的峻拒阻遏、1870-1879的欲拒还迎以及1880-1900的实利至上等三个阶段。由于思维束缚，清人无力判断电报经济价值与全球化的潮流。此外，应关注边疆安全之于基础决策的重要性，注意阐释历史复杂性中的合理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表示，电报引入中国展现出晚清四十年技术革新带来的新气象。同时，也对既有信息控制带来冲击。自己在阅读文献时，注意到杭州一个普通官员的后代 ，在1883年已经用上电报。

晚清电报工作人员

随后，清华大学法学院赵晓力教授做了题为“从单系偏重到双系承替：清末变法以来我国家庭法的变迁”的报告。报告系统回顾了相关法条中关于继承问题的规定，指出近些年民间出现的两头婚是对中国古代宗法制的返本开新。

与谈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吴飞教授首先引用章太炎相关论述，表示家庭结构问题极为重要。两头婚是计划生育的产物，表现的是一种男女平等，但不一定是为了实现平等观念，而是为了各自的一种延续，由此联想到清代流行的兼祧制度。以后，可能会回归到比较传统的家庭传承方式。

泸沽湖边的摩梭族

最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带来题为“聚焦千年：晚清士人对‘世运’之认知”的报告，指出“变”构成近代中国的基调，有必要关注晚清时人如何认识与感知“世变”。在西力影响之下，时人思考的时间尺度从千年转向百年。同时，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也被纳入“普遍历史”的架构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教授指出报告切合这次大会的主题——“百年锐于千载”。随后，对报告重点讨论的“运会”概念进行了补充说明，提出古代中国是否惯常以千年为观察尺度，并指出“运会”这种传统观念不只是一种消极的约束，与近代的进化论不是完全对立。梁启超便将进化论融入“运会”，提出文明的运会观，进而构思中国的未来。“运会”原来是天命，现在则为历史必然。

第三场

主持人

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下午的会议分为上下两场，聚焦的议题集中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关键节点、历史经验和概念流变等多个维度。

第三场首先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道炫教授报告，题目为“瞿秋白的三重世界”。他首先谈了自己从关注进而着手研究瞿秋白的心路历程，其次指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流露出的复杂性，将爱情上的自我牺牲、政治上的自我放逐、精神上的自我否定熔于一身，将壮怀激烈的革命豪情与敏感细腻、悲观踌躇的精神气质这两种看似矛盾、实则具有高度内在关联性的精神特质相互交织，正是二十世纪投身中国革命浪潮中的知识分子心灵跃动的真实写照。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对报告作了简要的评议。他认为，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现有研究中，从情感、心灵的视角出发所作的成果仍然不多，对瞿秋白这一问题的讨论很有意义，能够反映出革命观念如何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扎根的过程。他同时认为，《多余的话》作为个人自述性质的材料，其形成过程无法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瞿秋白个人所处的历史情境。具体而言，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瞿秋白的个人际遇、面临的政治环境前后均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思想文本与具体行为实践之间难免存有一定的张力。

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李里峰教授作了题为“比较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报告。他认为，为了更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需要将其放到近代以来社会革命与国家建构的潮流中进行考察。他以布林顿、摩尔、斯考切波、戈德斯通等人对世界革命的比较研究为例，分析了西方学者关于革命起源与后果的不同解释框架。在思考二十世纪中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之异同后，他对三国革命的同与异，以及从比较视野出发深化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研究的具体路径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新的见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也扬对这一问题作了评议。他分别比较了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异同，并且就革命比较研究的可行性路径，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研究员作了题为“是‘拨乱反正’、‘拨正反乱’？还是‘病药相发’？——以‘拨乱’不‘反正’的新时期群众路线重构为例”的报告。他首先梳理了中国大陆“革命-后革命”历史经验过程的主流认识及其形成过程。他认为，对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做出根植历史内在的深度清理，离不开在“病药相发”历史意识的导引下，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这段历史时期进行认真审视和细腻检讨。同时，也离不开以之为线索，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进行重新把握。

与谈人黄道炫教授就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当代历史距今不远，我们每个人身在其中，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由自主的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当代人治当代史的难处。同时，他结合自己研究群众路线的体会，结合报告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四场

主持人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在稍事休息后，会议继续进行第四场的讨论。首先由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方德万教授作报告，报告主题为“‘王明的武汉时刻’：昙花一现的共产主义阵线”。他认为对武汉会战的传统叙述，大多将其置于抗日战争、国共关系的脉络中展开，较少忽视这场战役的世界背景。实际上，这场大规模战役并非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事，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列举印度尼西亚两位人物的私人通信以及尼赫鲁、季米特洛夫的相关言论，揭示出这场战役在全球多个地区如西班牙、法国之间引发的联动效应。从而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历史走向之间的关联细致地勾勒出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赵旭铎对方德万教授的报告作了评议。他认为方教授的报告视角新颖，拓宽了抗战史研究的思路，启发学术界将国际共运史、跨国革命史、比较革命史的视野纳入到抗战史研究中去，发掘欧亚双方在同一时空之下的互动关系。接着，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性质、苏联欧洲政策转向、中国内战与西班牙内战的比较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研究员作了题为“毛泽东、蒋介石如何应对共产国际的解散”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共产国际解散是斯大林为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对英美作出的政治妥协，这一行动加快了欧洲战事的进展。他细致梳理了毛泽东、蒋介石对共产国际的解散所作出的反应，以及这一事件引发的国共党内政治态势、国共关系乃至国内政治走向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他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毛、蒋的处置策略有所不同。对蒋介石而言，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对日作战问题同等重要。对毛而言，共产国际解散前后，处理国共问题成为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务。显然，毛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比蒋更胜一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研究员认为，共产国际解散对国共两党的冲击仍有许多历史细节需要挖掘。这一事件，对国共两党未来道路与政策的选择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她以《中国之命运》为例，谈了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的政策变动。

毛泽东访苏期间拜会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

1957年11月4日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桑兵教授的报告题目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世界革命纠结’”。桑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包括革命史的研究，因为历史太短，许多重大的、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他围绕“世界革命”这一问题，从世界革命的来源、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勃兴、世界革命造成的困局以及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

针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李丹慧在评议中，详细阐释了列宁、斯大林世界革命理论的具体内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会议最后进入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上述报告中的观点展开了讨论。报告人也一一做了回应。本场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