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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论坛149】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

发布时间:2021-09-11

2021年8月28日,“跨学科对话:百年中国与世界(1921-2021)”学术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21)分论坛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1号楼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近三十名在京学者参加会议,另有数十名无法到会的京外、境外学者在线上聆听会议,并发表意见。来自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济济一堂,从不同角度、层次,发表了各自对这一百年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心得。这一天的学术研讨会由三场报告与一场圆桌讨论组成,接下来三周还将继续召开三次线上的学术研讨会。



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致开幕辞,王奇生介绍了此次会议的背景与缘起,并谈到布罗代尔曾说过,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间的对话,通常是“聋子之间的对话”,而此次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来自近十个学科的学者。尽管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对话会有些困难,但是不同学者间的对话仍然非常有必要。他相信这次会议,各位与会学者的发言一定会十分“洪亮”,进而深入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第一场报告由王奇生主持,章百家、朱苏力、景跃进报告,牛军、景跃进、王续添与谈。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章百家发表的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从事党史研究三十年所闻所见所想》。章百家结合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从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史书写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梳理了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并为大家指出了党史研究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与谈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谈了自己听完章百家报告的感想,指出党史写作的三个标准,第一,要联系整个中国历史;第二,同时要紧密联系现实;第三,离不开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潮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发表的是《从宪制视角看“党管干部”》。朱苏力结合历史与理论,从中国传统出发,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党管干部的流变与优点,指出党管干部作为持续存在的、先验神圣的政治权力渊源,保证了政治的连续性与社会的稳定性,是当代中国应对现代民主政治难题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与谈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从政治学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党管干部的理解,认为朱苏力从法学角度看待党管干部这个问题,同以往从政治学角度理解这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不大一样,十分新颖。王奇生则从历史学的角度谈了自己对党管干部的认识,如国民党即与中共不同,党政军三者之间是疏离的。


景跃进发表的是《中国政治的双重性及其解析》。景跃进论述了“双重性现象”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间关系的体现,即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并指出双重性不是二元性,内部有主次之分,并且存在内部张力,这一现象为透视和分析中国政治提供了有价值的窗口。与谈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续添指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到今天,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政治的基本解释,而景跃进提炼了“双重性”来解释中国政治,为以往学界所未见,是非常重要的探索。同时,景跃进的报告,主要基于中西比较的结构性理论分析,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启发很大。王奇生则指出,“双重性”来自苏联的党政双轨制,这个制度很值得研究,与帝制时代的中国大相径庭。


第二场报告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陈平原、刘守英、周飞舟报告,杨念群、王元周、刘守英与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平原发表的是《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陈平原此前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演说,偏重文学家,关注文化传播,此次则侧重政治家,关注社会动员,论述了政治家演说的氛围、乡音、变奏、陷阱与诗性,并指出了有关演说,过往未被研究者注意到的问题,如为政治家起草演讲稿的幕僚班底。与谈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认为,有人说现在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经世济民”转向了“声色犬马”,陈平原的这个报告即是当中的“声”,是最前沿的问题之一,因为研究演说与之前研究文本不同,材料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杨念群并谈到了这篇文章对自己的启发,如思考演说传递的信息,与文本传递的存在哪些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发表《中国的迁移革命与城乡历史转型》。刘守英指出,回望百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当注意到人口迁移的革命可能才是具有根本性的,即农民与土地、村庄之间粘度的变化。中国已经告别乡土中国,正处于城乡中国阶段,还在进一步转型中。与谈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元周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了自己对刘守英报告的看法。王元周认为,“农二代”的离乡不可避免,“农二代”的定义问题则比较复杂,有待讨论。同时,“农二代”在今天社会的定位、际遇仍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王元周认为考察百年来的中国城乡关系,应该关照整个历史进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发表《农村土地产权变革中的“集体”观念——以宅基地改革为例》。周飞舟以浙江一个村庄旧村改造项目中的宅基地重新分配为例,论述了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农村“关系社会”的伦理准则,如家本位原则、差等原则,肯定了“资格”权提出的意义。与谈人刘守英谈了自己听完周飞舟报告后的思考,比如何为“集体”,“集体”的来源,以及中国的地权安排,可能也不只是私有与否的问题。邓小南指出,周飞舟的报告揭示了现在的中国乡村,还是在差序格局之中。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以林主持,牛大勇、汪朝光、杨念群报告,岳秀坤、王立新、田凯与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大勇发表的是《尚需探讨的若干中共建党史问题》。牛大勇探讨了当下可以从哪些方面尽可能还原中共一大的历史细节,去除后来观念对历史真实的扭曲。与谈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岳秀坤结合自己的既有研究,对牛大勇报告进行了细致的评价,并认为可以通过延长时间段、考察国内其他重要的政治思潮、地方知识分子与国际共运史来深化建党史的研究。线上参与会议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石川祯浩,对牛大勇报告的思路与结论高度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发表的是《世界历史论述的时代要求与学术话语——从三部世界通史著作观世界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汪朝光通过论析三部世界通史反映出的编写缘由、优劣、叙述的重点内容(如以政治史为中心),以及与苏联世界史著作的关系,展望未来世界史学科发展应当把握的诸多议题。与谈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对汪朝光的分析非常认同,并且表示汪朝光对世界史学科的展望很有意义,希望更多世界史研究者听到这些展望。此外,王立新也分析了世界史教材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世界史与中国史的关系处理有些欠妥、主要是纵向视角而非横向视角、更新较慢等。


杨念群发表的是《政治史研究与中国传统核心观念的当代价值》。杨念群分析了“统治”、“治理”、“纪纲”等传统观念,反省中国近代史学革命带来的“思想”与“事实”分离所造成的后果,进而昭示了传统概念在现代历史转折中发挥的延续性作用。与谈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田凯主要从政治学角度谈杨念群的报告对自己的启发,如政治学研究中,政治理论与政治史之间的断裂,“统治”与“治理”的辨析以及传统价值在当下的继承与转化等。田凯同时指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需要阅读更多中国政治史的材料。


圆桌讨论由渠敬东主持,钱乘旦、王缉思、俞可平、萧冬连、刘世定、周黎安与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指出,中国走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道路,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走到了时代的关键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面临着节点,因此讨论过去的一百年对于未来十分重要。因此,此次讨论既然跨学科,也就可以对这一百年的各个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就“百年大变局”进行了阐释,第一条线是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第二条线是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演变;第三条线是国际体系的演变;第四条线是中国的发展,这四条线共同构成了“百年大变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举了阿富汗、拉丁美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例子,说明世界各国千差万别,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世界应该理解中国,但中国也应理解世界的千差万别,但中国对世界的理解也比较不足。如我们常说东西方关系,但对于世界许多地方来说,他们至少未必有东方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大历史观的认识与对世界的总体看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指出,新的中华文化需要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有机融合,如果割裂开来,或片面坚持其中某一种,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作为学者,我们首先应当对不同的文化保持包容的心态。


国防大学萧冬连教授从当代史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建国后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具体而言,大致是对苏联模式对中国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东西方冷战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前期制约与后期提供机遇,战后新技术革命、全球化为改革开放提供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指出,百年中国最大的制度变迁,可能就是产权的变迁,社会学家关注产权,与经济学家不同,主要是关注产权结构如何被社会界定,如何在社会中与其他力量的互动中变迁,亦即对产权变迁机制的考察。社会学家把产权理解为对经济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状态。因此,在社会调查中可以发现,当下产权的认可十分复杂、暧昧,产权结构远远没有达到社会普遍高度认可的稳定状态,故而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将百年中国分为革命战争、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时期,论述了中国如何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但这一过程中又不断发生抗拒、纠缠,最终走出了中国独特的道路。总体上,这三个时期都经历了创造性的融合,是多样性的结构,没有既定的模板,同时又继承与发扬传统,并结合了中国每个阶段的特性。


大会现场


圆桌讨论的最后,渠敬东总结道,与谈老师或从百年来历史发展与国际秩序的大脉络中讨论中国的走势与位置,或从具体运行机制出发讨论问题,这对分析大问题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着手点。过去的一百年也意味着未来的一百年,因此这一场圆桌讨论十分有收获。


这一天的与会学者虽然来自诸多学科,但并非“聋子之间的对话”,会议全程讨论热烈,既有由不同学科出发取得的共识,又有坦诚且中肯的建议。同时,讨论的问题上,既有宏观的整体考察,又有中观的论述,还有对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这一天的学术研讨会虽然结束,但之后还有三次线上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的报告与讨论一定也能像这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一样,涌现许多新知与思想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