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文研论坛152】敦煌“罗氏档案”的整理与使用

发布时间:2021-12-20

2021年11月30日晚,“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照片”系列论坛第一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52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敦煌‘罗氏档案’的整理与使用”。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崇仪(Dora C. Y. Ching),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休教授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志军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刘晨主持。本场论坛是“敦煌学”系列活动之一。



论坛伊始,“观象敦煌”丛书总编辑经崇仪老师介绍了“罗氏档案”的基本情况,以及如何将其运用于多样的学术研究中。“罗氏档案”(Lo Archive)即1943年至1944年间,罗寄梅及其作为摄影助理的夫人刘先等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拍摄的大量历史照片集。1943年,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自费前往敦煌拍摄石窟照片,申请了一年的休假。早在1941年,他的朋友、著名艺术家张大千先生就曾多次前往敦煌。在他的鼓动下,罗氏夫妇经过充足准备,前往莫高窟与榆林窟,并驻留18个月之久。所摄照片包含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雕塑和壁画的340个,以及榆林窟42个洞窟中的21个,总数逾3000张。《观象敦煌》共九卷(册),计3128页,近4000幅插图,印刷这套书共耗费38万张纸和238公斤墨水。全书尽收罗氏夫妇拍摄的3000余张照片。


Visualizing Dunhuang: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

九卷本


  


  

《观像敦煌》内页欣赏


在制作实体书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专注以顶级质量印制照片,尽量保持照片的原始样貌。以此表现黑白照片的纹理与质感,以及沙漠景观的特色样貌。印刷纸张也是精心选择的,以便尽量减少全书的重量与厚度。在出版时,书中附上了对洞窟内拍摄位置及照片内容的英文介绍,以尽可能完整地提供“罗氏档案”照片的信息,并使读者以沉浸式视角阅览照片,感知洞窟内部空间与“罗氏档案”的纪实性与艺术性,能够最大程度地方便学术研究。从4世纪至14世纪间敦煌石窟的规划者、建设者、绘工与雕塑家,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探险家、摄影师,以及21世纪的学者和艺术家,敦煌艺术始终备受瞩目。这离不开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书中也以清晰的地图,引导读者以丝绸之路的视野观察敦煌,及其作为连接中原地区与中亚地区门户的地位。


接着,经老师通过展示“罗氏档案”照片,论述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将“罗氏档案”照片与今天的情形进行对比,可见1940年代的洞窟外壁遍布着不匀的砾岩与碎石,甚至在外就能看到壁画。如今洞窟外壁已被加固,并建起了门和墙,也有了更易通行的廊道,这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显然,罗先生的摄影对观察大规模人为介入和修复工作前敦煌石窟的面貌具有较大价值。罗氏对壁画细节的拍摄对艺术史学家的研究也颇具意义,我们能够清晰观察到壁画线条的使用,以及壁画相对原始的面貌。如榆林窟第25窟的照片,由敦煌研究院1990年代拍摄的照片可见,右侧墙上的壁画都不见了。因此,“罗氏档案”能够体现洞穴在破坏程度较轻时的情状。



榆林窟第25窟今昔对比,可见后壁壁画遭到破坏


罗寄梅在拍摄过程中也颇具“匠心”。如北周时期的莫高窟第428窟是一个中心柱窟。罗先生对其拍摄的方式很有趣,他对洞窟的三维空间很感兴趣,因此从各个角度进行拍摄,甚至将自己悬于洞穴的顶部和壁龛里。视点越高,视野越广,也能获得更详细的信息。再如莫高窟第251窟,罗寄梅先生从业已坍塌的洞门和外墙的“锯齿状”边缘拍摄已经暴露在外的雕塑和绘画,由特殊视角观察洞窟全貌,并以多角度的拍摄清晰地表现角落的塑像,并形成“美丽的剪影”,颇具艺术气息。为了充分展现罗寄梅拍摄的“匠心”,《观象敦煌》书中特地制作了大量洞窟空间示意图,在二维的纸张平面上展现三维的洞窟空间,以及罗先生的拍摄视角与洞窟内部空间结构,传达罗先生的三维感及其对拍摄空间的考量。尤其是在大部分破坏性空洞已被密封后,这些照片更具参考价值。本书将洞穴空间布局与摄影作品并列,并精心地安排照片与三维示意图的位置关系,充分展示了一位浏览者仰首、低头所能看到的各种壁画与雕塑,以便使读者获得沉浸式阅读体验,仿佛身临其境,置身于洞窟中。


莫高窟266窟北壁通267窟禅修室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洞窟空间与拍摄角度示意图


此外,罗寄梅先生也创造了不少优雅而和谐的图像。如他以佛像的视野进行拍摄,使我们感知佛像眼中洞窟的形貌,能够唤起我们对佛教雕塑、肖像学及建筑等艺术领域的思考。还有一些分层摄影,将图像和摄影技术的复杂性与抒情美学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视觉体验。总之,“罗氏档案”作为无价的摄影成果,充分展示了敦煌石窟的绘画和雕塑在不同时段、复杂主题下的特征,也记录了洞窟内外无法挽回的变化,表达了罗寄梅特殊的摄影思想,能够为佛教艺术和中国艺术史研究所用。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些照片也提供了由一位对艺术摄影有着深刻了解的摄影师,所创造的不同寻常的艺术形象,具有深远的艺术史意义。


韦陀教授以“罗氏档案”照片为主,详细介绍了照片的价值、有趣之处及其反映的艺术史问题。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洞窟保护措施的极不健全,罗先生的拍摄活动十分艰难。他一定设法用梯子或支架搭在洞窟的外壁上,尽力从很多“危险”但却美妙的视角记录敦煌石窟的多样风貌。如对洞窟外残破的木构斗拱细节的拍摄,可窥见数百年来木材是如何变得干燥而坚硬的。而远处逶迤的三危山与斗拱共同构成了美妙的艺术画面。


残余木构斗拱与远处逶迤的三危山


“罗氏档案”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细节。由莫高窟第249-251窟的照片可见,其外壁被掘破,洞壁的厚度与砾岩的颗粒表面暴露在外;同时也有很多空白的洞壁,原因尚不知晓,许是尚未完成壁画绘制,或被沙石侵蚀,抑或遭到人为破坏。而现在通过加固、涂漆、建起混凝土墙柱,能够使洞窟拥有完整的前墙,不再有脱落的危险。此外,通过对主佛(药师佛等)及其侍从以及壁画层次的多角度拍摄,得以还原佛教经文所述的原始情状,令人对佛教(尤其是创始人释迦牟尼)产生敬畏之心与信念感。部分洞窟也有一些被划破的画面,所绘妇女或为“敦煌军事总督”(注:应为归义军节度使)的妻子。他们的图像为何被毁坏,也是耐人寻味的。以上种种均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莫高窟320窟,西壁龛内佛像,盛唐

罗氏档案照片,1943-44


孙志军老师从1984年至今一直在敦煌研究院从事石窟摄影工作,是“数字敦煌”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已经和团队共同完成了莫高窟258个洞窟的高分辨率数字图像采集。他以“罗寄梅对敦煌石窟的摄影表现”为题,由罗寄梅敦煌之行的性质、对敦煌石窟的摄影表现以及彩色照片影像去踪谜题三方面探讨“罗氏档案”的价值与意义。罗寄梅先生在抗战时期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他在工作之余为何会来到敦煌?这一问题引起了孙老师的关注。首先,中央社大事记表明,罗氏来敦煌拍摄是中央社派出的公务。而据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档案,罗氏以研究员身份出现在职员名册中,领月薪320元。此外,敦煌艺术研究所也称按“罗研究员”设计方法进行洞窟拍摄,并将购置摄影材料所需费用纳入上呈教育部的经费条目中。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书中亦有类似记述。因此,综合以上国家机构档案以及相关人士讲述,我们认为罗寄梅先生在敦煌拍摄,是公职人员的工作。


随后,孙老师结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拍摄要求与罗先生的拍摄实例,详细解说了“罗氏档案”照片的摄影表现。罗氏摄影对象的选取标准有石窟外景与石窟内容两项。前者包括石窟全景、本所概况、本所整理清沙工作概况,及其他有关的历史建筑物等;后者包括窟内各种结构之代表作举例(如对435窟的拍摄反映中心柱窟内部与须弥座式中心柱的结构,以连续的10个拍摄面的转折和递进表现420殿堂窟的内部空间关系)、各时代各洞窟绘画图案造像之代表作(全部或局部)、有关于历史考证之重要题记(如清晰拍摄了156窟前室各年代累积下来、接连不断的游人题记)、历年来石窟内藏人为的与自然的损坏遗迹及现状(如46窟的涅槃佛像,与1908年法国探险队所拍摄的照片相比,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主佛旁的众多小造像已经消失)、有关制作技术上之痕迹,以及相关石室秘藏经卷花幡及其他已被窃取重要物件之设置。显然,“罗氏档案”遵循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制定的上述摄影标准。


罗氏档案照片 拼接全景图


接着,孙老师以莫高窟第61窟为例观察罗寄梅先生的拍摄方法与构思。61窟壁画面积大、层次多,罗寄梅先生采用了拼接全景图的方式,对各壁分别拍照,并拼接合成。各壁都是作为独立的单幅画面来拍摄的,照片的四周都留有充足接口,以方便彼此之间的拼合。对于部分被遮挡的大五台山图,在空间极其狭小的环境下,罗先生用16张照片,将遮挡部分完全拼接起来,下足了功夫。而对61窟的顶部,罗先生也分别拍摄了藻井和三个角落的天王。由此,能够保证对壁画对象的全部摄取以及影像质量,充分展示细节。罗寄梅先生对61窟共拍摄了93幅照片,其中有73幅用于全景拼接。而在全部拍摄的340个洞窟中,摄有全景画面的洞窟数量达到了83个。所以将“罗氏档案”与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及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等个人或团体的拍摄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大量使用了全景式拍摄。


罗氏档案照片 细节的捕捉


从专业角度看,罗寄梅的敦煌石窟摄影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具有摄影方案,兼顾整体与局部,几乎每个洞窟的内部结构、壁面和佛龛都得以完整反映。特别之处以特写表现,对细节也毫不吝啬,如251窟斗拱中夹杂的小木块。其次,构图遵循中国绘画的对称原则,并注意画面中“势”的化解和内容的延展。并且用光精致,无论是塑形还是阴影的处理,用光都极为精准,充分利用光影表达有纵深感的画面与空间。此外,罗先生始终追求壁画、塑像的质感表现,体现壁画机理,并恰当运用摄影技巧,处理摄影背景,使菩萨雕塑有远离尘嚣之感。由此可见,罗寄梅先生在拍摄敦煌石窟时,凭借自身专业的摄影水准及一定的考古知识,既考虑了内容的完整性及照片的细节分辨率,同时注意了洞窟内外的空间关联。


通过对“罗氏档案”的分析可见,罗寄梅先生对莫高窟、榆林窟的原始景观和340个洞窟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拍摄,所获照片具有上乘的技术和美学品质,这使得“罗氏档案”具有纪录摄影(Document Photography)的性质。“罗氏档案”以三千余幅照片凝固了伟大敦煌石窟在漫长沧桑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年,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其全套出版,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敦煌石窟的原貌,以及近80年来莫高窟的一些变化,对于研究敦煌艺术和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此外,多方资料显示,罗氏摄影“内中并有色彩照片”、“彩色者亦有三百帧”,另有“罗寄梅所摄之敦煌风景电影片”、“敦煌千佛洞活动电影和幻灯片”。现在这些彩色照片和电影片都下落不明,孙老师期待大家能够留心这两宗敦煌石窟珍贵史料的去踪。


线上论坛情形


最后,刘晨老师向听众们简述了三位学者学术演讲的内容,并总结道,罗寄梅先生拍摄活动的目的是记录敦煌石窟这一历史遗迹,而照片本身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代学者通过这些影像能够了解到莫高窟与榆林窟相对原始的环境及其变迁。另一方面,他们拍摄的对象是敦煌的艺术品(雕塑与壁画),而这些照片在当下也成为了艺术品,摄影艺术在其中表现地淋漓尽致。罗氏夫妇以自己的“匠心”,为国际敦煌学界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