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季学期，文研院组织推出“发现文明：考古学的视野”主题系列论坛。论坛将涵盖良渚、三星堆、河姆渡、周原、霸陵等极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或文化类型，展现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2022年3月16日下午，系列论坛的第一讲、“北大文研论坛”第15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张海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炜林、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戴向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张海老师表示，仰韶文化的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从学术史上看， 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工作，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开端。2021年既是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又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角度上讲，仰韶文化因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和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近，有关仰韶文化又涌现有许多新的发现和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次论坛的举行恰逢其时。接下来，两位引言人围绕“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讨论。

韩建业：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

韩建业老师首先围绕仰韶文化的基本情况、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理解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首先要厘清“仰韶文化”与“中华文明”这两个基本概念。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开始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开端，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对仰韶文化开始了长时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在地域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空间广，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涉及10多个省、市、自治区，面积约130万平方公里。从时间上讲，仰韶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5000到前2500年，典型器物有瓶、钵、盆、罐、瓮等。“中华文明起源”涉及标准和概念问题。同是“文明”一词，不同语境下定义不尽相同。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则认为，“一个文明既不是某种特定的经济，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而是持续存在于一系列经济或社会之中不易发生渐变的某种东西”。考古学家冯时认为，文明指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韩老师认为，“中华文明”是以华人或华夏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也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文化实体或者文化圈。“文明”虽与国家密切相关，却并非单单指“国家”，还包括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

仰韶文化大致范围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前人亦有多重研究和看法，至今未有定论。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即是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者开始从社会复杂化与早期国家起源的角度去理解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进程。夏鼐先生认为，文明起源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先生表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自然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而在苏秉琦先生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距今6000年之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

接下来，韩建业老师沿着仰韶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的关系展开论述。基于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理论，韩建业老师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可以推前到8000多年前。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时代，中华文明进入了文明起源第一阶段；距今6000年前左右的庙底沟时代，中华文明起源进入第二阶段，社会逐渐走向复杂化。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社会开始出现系统的知识和祭祀活动，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基础。比如在河南舞阳贾湖墓地出土的龟卜等器物，象征着“天文历法”等系统知识的形成。此时，社会已经出现了初步分化，墓葬有一定的大小之别。

河南舞阳贾湖墓地 裴李岗文化

公元前7000到5000年

关键转折出现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关中和汉中地区的白家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初期的零口类型，并迅即东向“大出崤山”，扩展至晋西南豫西地区，形成与零口类型大同小异的仰韶文化枣园类型。其影响至少见于华北平原、内蒙古中南部和豫中等地区。这是黄河中游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整合，继裴李岗文化之后再次确立了黄河中游文化的中心地位，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约公元前4500到前4200年，仰韶文化半坡期可能延续了前期文化的宇宙观和知识系统，比如濮阳西水坡“龙虎墓”可能与先民所掌握的天文知识相关；作为酒器的小口尖底瓶，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最近在甘肃天水的张家川疙瘩川，发现了距今6000年左右、约8万平方米大的环壕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粮仓与权杖头，或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

濮阳西水坡“龙虎墓”

河南灵宝西坡大房子

距测量有200平方米以上

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陶鹰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即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正式形成了一个三层次的文化的共同体，也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社会开始复杂化。同时出现大型聚落、大型宫殿建筑以及近20平方米的大型墓葬。韩老师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时间应该与埃及和西亚一样，在距今约5100年的仰韶文化的后期。在这个阶段，从西辽河到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等地区出现了地方性的中心，呈现出古国林立的态势。其中黄河上中游地区至少有3个“古国”，也就是陇山古国、崤山古国和河洛古国。

仰韶后期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公元前3300至前2500年

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是陇山古国的中心之一。遗址中出发现有大型宫殿式建筑,可能与特殊的祭祀礼仪活动有关。其中最大的一座宫殿式建筑（F901）占地约400多平方米，有着前堂、后室、东西厢的结构，三门主次分明，地面采用特殊的三合土，与现代100号水泥的强度相同，并出土有大量仪式性器物。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F901

韩建业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最新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成果，这个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文化面貌和大地湾四期接近。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的宫殿式建筑，其布局有中央“宫殿区”，中央“主殿”约630平方米。在“宫殿区” 东部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这些器物大多比较特殊，推测为祭器或者礼器性质。约公元前2700到前2500年的庙底沟二期，处于仰韶文化末期或龙山文化早期，黄河流域文化格局发生大变化，黄土高原地区强势崛起，陇东、陕北等地聚落数量很多，石城突然涌现，河北、郑洛等地相对衰落。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卫星图

最后，韩老师总结道，仰韶文化是中国发现最早、范围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前身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当中已经出现较为先进的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标志着中华文明起源进入第一阶段。距今6000年以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早先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了普遍复杂化的过程，仰韶文化率先迈入前早期国家状态，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距今5000多年已经正式进入文明社会，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南佐、双槐树等大型高等级聚落。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会有着稳定内敛、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特质，可称之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

李新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新解读

李新伟老师发言

李新伟老师随后发言。他从图像的角度对仰韶彩陶的纹样加以解读。自仰韶文化发现以来，其独具特征的彩陶图像即为研究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主要表现主题是鱼，但在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史家类型时期，彩陶构图元素趋于曲线化，图像内容更加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现象是鱼鸟组合图像的出现。武功游凤遗址发现的蒜头壶肩部绘有完整鱼纹，头部巨大，内有一粗颈短喙鸟首，而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彩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写实及抽象鸟纹的盛行。

临潼安寨 史家类型彩陶

鱼鸟主题图像出现

庙底沟彩陶的绘制元素中有较多月牙型、柳叶型、花瓣型的空白。至于如何解读这种纹样，前人观点颇多。苏秉琦先生将庙底沟类花的复杂纹样统称之为“庙底沟之花”，代表了以往对庙底沟彩陶的普遍看法；而严文明先生则将其称为回旋勾连纹；王仁湘先生另辟蹊径，以观察白地形成的图案的视角，释读为“双旋纹”；朱乃诚先生将此类图案解释为鸟纹。李新伟研究员认为，这种庙底沟的复杂图像可能是表现“鱼中有鸟”的结构形式。他以泉户村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案为例，解释了“鱼中有鸟”纹样的简化抽象形式。

在庙底沟时期，写实复杂和简化抽象的“鱼中有鸟”纹并存。这种图案应该是《庄子》里所讲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中的“鲲”。《尔雅·释鱼》中言：“鲲，鱼子。”郭璞《注》曰：“凡鱼之子名鲲。”由此来看，“鱼中有鸟”的思想，从庙底沟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鲲”的这种形象与先民转生的观念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在庙底沟时期的彩陶纹饰中，多有利用圆点和弧线三角式展现“对鸟”从鱼卵中发育的表现，从而形成对称图样，形成类“花”的形状。李新伟研究员表示，从“鱼”到“鱼中有鸟”的纹样转变可以看出仰韶文化从半坡到庙底沟的延续。

彩陶鱼鸟纹细颈瓶

陕西省宝鸡北首岭出土

从彩陶纹饰的角度切入，可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仰韶文化是黄土的“儿女”，是一个以黄土高原为核心孕育发展的文化；二、庙底沟文化应从半坡文化发展而来。将视角放到更大广大的区域来看，如果追溯鱼和鸟的主题，最早在蚌埠发现有7000多年的“鱼”，可能代表了先人对于“天”的理解；与半坡同一时期的河姆渡文化，也发现有“鱼卵”主题纹饰的器。“鱼”和“鸟”纹饰的起源尚不清晰，理清这一问题需要超出仰韶文化范围来理解。红山文化中也有“鸟”纹饰的器物出现；在大汶口遗址、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存在类似的对鸟纹；在三星堆地区也发现有类似的鱼鸟纹。

与谈环节

论坛现场

讨论阶段，魏兴涛老师表示，两位引言人的发言抓住了仰韶文化的核心。韩建业教授将早期中国的形成时间提前到庙底沟时期，将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分的时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初步知识积累的裴李岗时期，第二阶段是社会开始复杂化、出现古国的庙底沟时期。在研究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将古史传说与考古成果相互对应，印证自己的猜想。作为应当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地域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这表示着，研究人员应该分阶段去研究仰韶文化的相关问题。据仰韶早期西水坡遗址的材料表明，聚落间和聚落内社会成员已经有了分化。近年，豫西晋南新的考古现场发现有城防类设施和蚕丝技术——这表明，在文化稳步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已经朝复杂化、文明化迈进。这一发现将有助于推进对仰韶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李新伟研究员从彩陶角度对仰韶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彩陶是仰韶文化特征的重要代表，彩陶与文化发展态势一样从仰韶早期发轫，至中期达到鼎盛。早期，彩陶主要是具象的鱼类图案；到了中期，彩陶种类多，图案抽象，内涵极其丰富，具有表达艺术、观念、信仰等多方面的作用。李新伟研究员近年一直致力于阐释仰韶彩陶，这必将有助于学界对彩陶纹样的深入解读。

魏兴涛研究院线上发言

王炜林老师认为，仰韶文化在其确立时就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但之所以长期未能被纳入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学界对“文明”标准有不同理解。中国学界早期受到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影响，后又接受考古学家柴尔德“城市革命”的理论，对“文明”的标准一直未有定论。事实上，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不同，“文明”确实也很难被划定一统一的标准。王炜林老师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探讨的问题。他认为韩建业老师有关“文化上的中国”的说法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回应。仰韶时代的庙底沟文化时期，曾对同期的大溪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乃至崧泽文化等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稍后，这种主要以单向影响四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中原与周边相互影响、碰撞的局面。庙底沟文化及其所及的各区域发展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些地区率先进入古国时代，如河南以双槐树为中心的“河洛古国”及甘肃南佐新发现的都邑性聚落等。由此看来，仰韶时代中晚期应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时期。最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先生参考良渚、陶寺、石峁遗址等重要考古成果归纳出有关中国文明的许多关键特征——这些关键特征在仰韶时期的考古遗存中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展现。仰韶时代遗址所呈现的农业进步、社会复杂化及都邑聚落大型化等倾向，符合李伯谦和赵辉等前辈学者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标准判断。可以说，仰韶时代中期已经出现了中国文明的曙光。

关于半坡和庙底沟文化之间的鱼鸟共体的彩陶图案，王炜林老师认为，它可能反映了华夏集团形成时期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过程。鱼和鸟两种纹样的融合，是炎黄集团融合的标志。他同意李新伟研究员对庙底沟文化“花”纹彩陶的解读，他认为，这种纹样的彩陶，实际上是一种古礼器。这种明显带有象征性标识的古礼器的扩散，促使当时的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种模式也被夏商周时期的一些礼器所继承，是中国“古礼”的一个重要源头。

戴向明老师认为，对仰韶彩陶的解读，前辈学者多有不同。仰韶文化中期彩陶纹样抽象化的表达形式，寄寓了时人的观念和想法，反映了社会发展到此阶段时人们产生的抽象的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这种表达方式又不同于同时期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的玉器。玉器与社会身份、社会等级直接相关，但仰韶中晚期，彩陶并未发现于西坡等大型墓葬中，而是被当作挖掘于遗址灰坑中的日常生活化的用具。至于仰韶中晚期抽象、图案化的彩陶所表达的含义，以及是否与转生、丰产等观念有关，今人难以确切知晓。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戴向明研究馆员认为，仰韶文化早期未见基于等级分化和特权所形成的复杂社会系统。上溯到复杂社会的形成阶段，可以说，中原文明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仰韶中期偏晚阶段。在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即陕晋豫相邻地区，有许多诸如北阳平、西坡、泉护村的大型遗址。庙底沟文化的影响范围空前广大，与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相比显示出了较为发达的形态。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仰韶晚期阶段，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呈现爆发式成长，长江中游最早出现“城邦林立”的局面，而下游的良渚更是一枝独秀，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从龙山时代到夏商王朝，传统上发达的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渐次衰落，牛羊、小麦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经黄土地区引入到中原。中原地区逐渐崛起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创造出了辉煌的青铜文明，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主导力量。追本溯源，地处中原和黄土地区的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之一。

张弛老师指出，仰韶文化的范围广大、时间跨度较长，不易将其概括性地进行研究。李新伟研究员所提出的由彩陶纹饰所做的解释，很难有实际的证据作为证明，而彩陶纹饰与社会等级也没有直接联系。现今对于仰韶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证据不足，且有部分夸张的成分。仰韶时期大遗址的发掘有限，仰韶、半坡、姜寨等遗址的发现对我们认识仰韶文化的聚落形态有着很大助益。但这并非文化的全貌，更多的遗址遗迹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理解仰韶文化的问题上，采取简单的对应和附会态度是不可取的，更多的考古工作应该成为做出合理解释的基础。

最后，张海老师对论坛进行了总结。他表示，应对仰韶文化的评价秉持客观的态度，尊重基本的事实和考古材料；若要理解仰韶文化，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我们既不能回到“疑古”时代，又不能进入过度“信古”的误区；认识仰韶文化和早期文明，任重而道远。

张海老师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