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59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河姆渡文化与稻作文明的摇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余姚施岙遗址考古队队长王永磊作引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莫多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井头山考古队队长孙国平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为“发现文明：考古学的视野”系列活动之一。

河姆渡文化

及其稻作农业考古的基本情况

论坛伊始，方向明老师介绍了河姆渡文化及其稻作农业考古的基本情况。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1976年4月，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如今，河姆渡文化考古已近五十年，在聚落和环境、生业经济和观念信仰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以浙东滨海的姚江河谷地带为核心分布区，东达舟山群岛，沿东南海岸在台州、温州也有发现。余姚施岙遗址揭露了较完整的河姆渡文化早晚期和后河姆渡文化时期（约当于良渚文化时期）大型水田，结合这一时期骨耜、木耜和相关收割、加工工具的出土，说明这一地区稻作农业起步很早。这类利用淡水资源以稻作为主的复合式经济模式拉开了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帷幕，并形成了以神鸟和太阳崇拜为主题的独特的观念信仰。芽叶或禾苗的植物图像，与圆、重圈、螺旋的天体图像组合，出现在鸟、猪、鹿、象、犀牛等动物图像上。牟永抗先生曾提出，陶器、木器等芽叶或禾苗植物图像的有序排列并使之图案化，也是人工种植栽培植物这一农业行为的直接反映。稻作农业的发展，同时培育了人们勤劳奋斗、顽强进取的精神和积累财富的观念，也大大地加强了人们对土地及自然界的“风调雨顺”的依赖。诸如太阳神崇拜、地母崇拜、生殖神崇拜等巫术活动就很快发展起来，对后续高度发达的良渚文明原始宗教有着深刻的影响。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所体现的大田块、大水利和种稻的精耕细作，培养了这一地区精益求精的精神，从河姆渡耜到良渚犁的工具革命反映了这一地区巨大的创造力，如此独特的经济模式促发了这一地区在观念信仰体系上的不断完善。

河姆渡文化刻划五叶纹陶块

浙江省博物馆藏

除此之外，作为定居农业社会，河姆渡文化以榫卯技术为核心的干栏木构建筑工艺，集中代表了传统木构建筑文化起源时期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古代中国营造法式的传统技法和特点。余姚田螺山遗址清理了高规格的干栏大房子，说明当时的聚落群已开始一定程度的分化。

1984年，牟永抗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一文就曾关注到东海大陆架曾是一片广阔的陆地，并提出不能排除大陆架和沼泽是另一种农业起源的可能性。新近，在现地表8米以下的余姚井头山遗址发现了早于河姆渡文化的贝丘遗存，出土的支座有丰富稻壳掺合料。这一发现反映了该地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复杂关系，也为稻作农业发生提供了极大的启示。

以绳纹釜系统为特征的河姆渡文化，在钱塘江以南地区长时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河姆渡文化及其后续，更是浙东沿海岛屿和海洋文化的源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参与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项目。作为东南沿海地区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绳纹釜体系最为完整的区域，以及有段石锛最早出现的地区，再甚至包括玦饰复苏、有角玦的起源和传播——这一区域一定是南岛语族的重要原始起源地。近些年河姆渡文化考古的系列重要发现，为以上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材料和广阔视野。

有段石锛

方向明老师提供

新世纪以来

河姆渡文化考古的新进展

接着，王永磊老师详尽介绍了新世纪以来河姆渡文化考古的新进展。2000年后，新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大多是配合经济建设进行的发掘，包括宁波余姚田螺山、施岙、江北傅家山、东门村、胡坑基、镇海鱼山、乌龟山、应家、奉化下王渡、何家、上王、双马、竺家、象山塔山、台州路桥灵山、仙居下汤、三门上蔡等遗址。慈溪童家岙、定海王家园等遗址也进行过试掘。新世纪以来也出版了大量考古报告、论文集、图录，如《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傅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象山塔山》等。一般而言，把河姆渡遗址一到四层为代表的遗存统称河姆渡文化，可以分为早期（含一期5000—4500BC、二期4500—4300BC）与晚期（含三期4300—3700BC、四期3700—3300BC），当然也有“三期六段、四期八段”的说法，但还需要新的材料进一步充实研究。

河姆渡文化分期与器物图示

王永磊老师提供

河姆渡文化考古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稻田考古，目前在施岙和田螺山遗址附近已发现总面积近90万平方米的古稻田。田螺山古稻田在2008年、2012年进行过两次发掘，揭露了600平方米，发现了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期和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层。另外，稻田中发现了铺设树枝的田埂。施岙古稻田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为配合基本建设，同时探索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农耕方式的演变。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与田螺山稻田同时的三期大规模稻田。其中，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4800—4500 BC）整体比较平整，西部略高，东部略低，发现一段宽逾2米的田埂。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3700—3300 BC），揭露出东西向田埂9条，南北向田埂3条，古河道2条和灌排水口5处，稻田边缘和古河道堆积中出土少量陶釜、豆、鼎足等残片。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3300—2600 BC），由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成“井”字形结构，河道、沟渠和田埂中间的灌排水口组成灌溉排水系统。稻田中发掘揭露了田埂（局部区域铺垫树枝）22条，田埂大多较为宽大，宽1—4米；还发现古河道1条，灌排水口10处，以及沟渠和木构排水设施等。稻田边缘和古河道堆积中出土少量陶鼎、罐、豆的残片和石刀、斧、锛等。12号田埂东端出土一条用作田埂中垫木的废弃独木舟，残长5.6米。

河姆渡文化稻田考古发掘具有重要意义，施岙遗址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系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迹，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河姆渡文化大规模稻田的确认，是河姆渡文化考古与稻作农业考古的新突破。古稻田的发现表明，大规模稻田起始年代可追溯到距今6700年以前，发掘揭示了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结构变化，反映出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脉络，与以往环太湖流域发现的古稻田从小型稻田演变为大块稻田的结构变化不同，刷新了学术界原有的认识。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为全面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进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经济和生产技术，催生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并对这一地区独特的观念意识形态和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施岙遗址古稻田

王永磊老师提供

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聚落考古的新进展。在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发现数量非常少，仅河姆渡、鲻山、田螺山、童家岙、傅家山遗址有最早期遗存，第二期遗存在鱼山、鲞架山遗址也有发现，聚落面积普遍较大。目前，考古队对余姚东部地区130平方公里的姚江谷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古调查，这一区域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数目较多，有29处。聚落选址分为依托山麓坡脚和孤丘、低地型两种，其中低地型遗址为河姆渡文化三期新出现的类型。另外可见聚落小群的形成，田螺山遗址附近有5处，河姆渡遗址附近则有7处。微观聚落结构方面，王老师主要以田螺山遗址为例进行了较详细介绍。在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址周围分布了大量稻田，稻田之间有大面积的水域。田螺山遗址一期一段（5000—4800BC），村落与外围有一圈寨墙相隔，寨墙之外是一条小河，河上有一独木桥与外围水稻田相连，村落内部以干栏式长屋为主要建筑，这一时期的建筑是载桩式建筑。一期二段（4840—4700BC）的建筑是挖坑立柱式建筑，一期三段（4720—4560BC）发现了一座中心大房子，可能是某种礼仪建筑，房子的大木柱最大边长达53厘米。据复原研究，大房子应是一座双层建筑，是同时代体量最大的建筑，周边则是日常生活长屋。二期多为挖坑垫板立柱式建筑（约4500—4300BC），柱坑的体量也很大。另外，田螺山遗址早期村落内还发现了大量橡子储藏坑和少量墓葬以及玉器加工场所等。挖掘发现的独木舟模型器、独木舟毛坯和木桨反映了当时的最主要交通方式就是乘船出行。一些数量较多的奇特器物，如双鸟木雕器、犀牛纹刻板、象纹刻板等，均集中在中心大房子周边区域，可能与其礼仪功能有关。第三期，田螺山遗址周围又出现了数个小聚落，面积在1000-3000平方米不等。这一时期的遗迹，总体保存情况不佳，只有一些挖坑立柱填烧土块式建筑、少量灰坑和一口底部铺木板的水井。何家遗址揭露了一处属于河姆渡文化三期面积较大的大房子，建筑南侧有木构路。这座大房子以挖长条形基槽铺设地梁和铺设木板的柱坑为基础营建。何家遗址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三期陶器有釜、灶、豆、罐、盆等，缺乏河姆渡文化早期特殊的器物。这一时期，塔山遗址发现有一片氏族公共墓地，根据随葬品和墓葬方向可以分为不同的组别，墓葬随葬品都很少——这体现出当时社会分化尚不明显。河姆渡文化四期，何家遗址发现一片总面积达700-800平方米的干栏式建筑，当由数座建筑组成，中间是一片空白地带，体现了一种向心式的结构，建筑周边有储藏坑和水井，水井中出土了一些崧泽风格的陶罐，另外发现有绳纹釜、凿形足鼎、鱼鳍形足鼎、鸟首形支脚、杯、罐等器物。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双鸟木雕器

关于河姆渡文化的源流问题，最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线索。来源方面，位于姚江谷地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200—前5650年的井头山遗址出土陶器主要有釜、罐、盆、碗、杯、支脚等，与河姆渡文化的陶器组合既有相同点又有一定差异。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绳纹、盆、蚶齿纹、鸡冠耳装饰，木器中的有銎斧柄、钩形锛柄、矛，骨器中的锯齿形器、凿等等，均可以在井头山遗址中找到来源。随时间推移，河姆渡文化也往外扩散并逐渐发生转变。2021年试掘的舟山定海王家园遗址中出土的陶釜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台州三门上蔡、仙居下汤遗址也都有河姆渡文化阶段的遗存，与河姆渡文化核心区相近的是折敛口陶釜、敞口束颈釜、鸟首形陶支脚等，但又有自身特点，器物的纹饰也有一定的差异，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种类型。在后河姆渡文化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奉化何家遗址、下王渡遗址出土的器物既有良渚文化因素也有河姆渡文化传统的釜、支脚等，墓葬也与典型良渚文化有一定差异。北仑沙溪、大榭遗址的良渚遗存可以分为三种风格：河姆渡文化传统、良渚文化遗物，以及本地风格的因素（其中本地风格占比最大）。舟山群岛最北端的嵊泗黄家台遗址器物有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崧泽文化三种风格的因素。总体来看，良渚时期宁波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文化有一定差异，应该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

河姆渡文化主要遗址分布

王永磊老师提供

河姆渡文化核心区先民的生产生活受古环境的变化影响很大。环境考古工作者对田螺山遗址进行了高分辨率元素扫描、粒度、植硅体、硅藻、孢粉、植物种子、碳十四测年等的综合分析研究。根据研究结果，考古工作者认为田螺山、井头山、施岙等遗址所在的区域，在公元前6200—前5650年之间，海平面较低，局部陆地暴露出来。井头山先民在此生产生活，因为离海很近，利用了较多海洋资源，同时也狩猎、采集，利用水稻；之后海侵，山前地带普遍被淹。到公元前5000年前后，海水退去，出露大片陆地，河姆渡文化先民在此生产生活，渔猎采集，种植水稻。而在公元前4300—前3700年之间，海侵淹没地势较低区域，水稻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先民加强了渔猎采集经济；到河姆渡文化四期时，海水退去，稻作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人口增长，聚落增多，中间曾短暂受到过海侵的影响，一直到良渚文化末期。公元前2200—前1700年左右，当地再次受到海侵影响，人口减少、聚落变少，直到马桥文化时期，人口和聚落才再次增多。

施岙遗址古稻田剖面分析

王永磊老师提供

对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在动物考古研究方面，上世纪70、80年代，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遗存经过了较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一书，是浙江动物考古乃至中国动物考古的奠基之作。近年来，田螺山、傅家山遗址的动物遗存也经过较系统研究，乌龟山遗址的鱼类研究成果也已发表。田螺山遗址己鉴定的哺乳动物有20多种，鱼10多种，鸟10多种。其中，哺乳类动物以陆地野生动物为主，尤以偶蹄类动物数量最多，另外还有少量鲸肋骨。鱼类以乌鳢、鲤鱼、鲫鱼、鲶鱼和花鲈为主，乌鳢始终占据主要地位，鲻鱼和石首鱼科数量较少，以淡水鱼为主。鸟类有10多科，有鸭科、秧鸡科、鹳鸟科、雉科、鹈科、鹈鹕科、鹭鸶科、海鸥科等，其中鸭科和秧鸡科占到90%以上。另外，挖掘发现有目前世界上最早驯化的家禽：鹅。爬行类动物有草龟、鳖、中华鳄相似种等，遗址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成堆龟甲、鳖甲等。属于河姆渡文化晚期的乌龟山遗址中出土的鱼类，乌鳢数量最多，其次是花鲈、鲻和棘鲷属，也有少量的鲤、鲶属、鲨形总目和鲼亚目。在可鉴定的标本中，淡水鱼不超过50%，因为离海岸线更近，利用的近岸海鱼比例稍高。这一区域更晚阶段属于良渚到钱山漾时期的北仑大榭遗址，因为位于海岛之上，除有猪、狗，梅花鹿、麋鹿等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外，所利用的鱼类有鲻、硬头海鲶、棘鲷属、鲼属、鲤科等，且主要是利用海鱼。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

海洋出版社，1990年

关于植物考古研究，考古人员在田螺山、鱼山遗址进行了较系统的取样、水洗、浮选工作。田螺山遗址中，橡子、菱角、稻和芡实数量最多，其他植物种类较少，作为食物的还有猕猴桃属、柿属、南酸枣、悬钩子属、桃、梅、葫芦、葡萄属、甜瓜、莲等植物果实。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堆积可能以古稻田堆积和聚落边缘堆积为主，出土的水稻遗存较多，而橡子、菱角、芡实等数量非常少。此外，河姆渡文化先民已经开始栽培葫芦，部分葫芦可能已经被驯化。菱角己表现出明显的人工管理或干扰环境中生长的栽培性状。桃树也已被人工管理和选择。综合来看，河姆渡文化早期，农业除栽培水稻外，还有桃树、菱角、葫芦的栽培、管理，家畜仅饲养狗和猪。采集和渔猎均具有广泛性，在生业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这一阶段的生业经济虽延续了跨湖桥时期的模式，但已表现出先民管理生境和操纵物种的多重尝试。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址中的动、植物遗存普遍较少，水稻发现较多，反映这个阶段处于对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减少转向更多依赖农业的时期。

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

王永磊老师提供

此外，考古人员同样使用同位素分析方法，对河姆渡、田螺山、塔山三个遗址的人骨碳氮进行了科学考察。结果显示，这三个遗址有一定的差别：河姆渡个体相比长江下游地区其他遗址先民摄取了更多的海产品；田螺山先民食物中植物类资源居多，主要应来自湿地环境中的各种植物，如水稻、芡实、菱角、香蒲等；而塔山先民主要在开阔环境下获取陆生资源，对淡水资源的利用相对较少。不过，由于田螺山遗址分析的样本较多，而河姆渡、塔山分析的个体数量有限，同位素分析的结果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而在陶器的功能研究方面。田螺山陶釜可以分为折敛口、球腹、大敞口、双腹4种类型，从早到晚，以敛口、球腹、大敞口为主向球腹、大敞口和双腹演化。因底部有很厚的锅巴痕迹，敛口釜很可能用来熬粥；球腹釜有从侧面加热的痕迹，应与煮饭有关；大敞口釜虽然完整器较少，但很可能与做菜有关；双腹釜有吃水线状的锅巴痕迹，应该与汤类的烹饪有关。结合残留脂肪酸、锅巴里稻壳的存在，以及锅巴痕迹的复原实验，可以比较明确判断敛口釜最可能用于烹饪水分较多的粥类。

在结束对新世纪以来河姆渡文化考古研究新进展的详尽介绍后，王永磊老师提出了八点研究展望。1，对田螺山、井头山、施岙等遗址发掘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公布；2，对河姆渡文化的定义及分布范围的界定，以及年代与分期的细化；3，对河姆渡文化的来源与去向深入研究，及其衰落或迁徙问题的讨论；4，聚落形态的研究需要深化，把握微观与宏观两个尺度；5，需要加强对晚期遗址的发掘，以便对生业模式的变化进行综合研究；6，对包含有多层次干栏式建筑的饱水环境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7，对人地关系与古环境变迁的研究，如姚江出现的年代、姚江平原的形成年代等；8，对出土遗物的综合研究。

与谈环节

与谈现场

围绕以上主题发言，出席本次论坛的诸位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孙国平老师指出，河姆渡文化经过半世纪以来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但对田螺山、施岙、井头山遗址所见丰富材料的消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且目前我们得出的认识和成果也还是较为粗浅的。接着，孙老师分别简述了对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来源、影响与整体作用问题的看法。最初，学术界据河姆渡遗址丰富的稻作遗存，将其定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但随着以两湖地区为代表的新石器早中期稻作农业遗存不断被发现，这一认识发生改变——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应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新发现的井头山遗址与施岙遗址便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来源存在两种看法，一是来自内地的跨湖桥或上山文化，二是出自沿海地区。根据目前的微量稻作遗存发现及对沿海地区古环境的探察中稻作遗存因素的推断，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文明来自沿海地区的可能性更大，特别是宁绍地区东部、台州沿海地带。当然，该说是基于目前考古及研究资料的判断，仍需通过扎实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提升其可靠性和科学性。

在解决来源问题后，我们需要观察河姆渡稻作农业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对此，张光直先生认为，稻作农业辅助于东南沿海地区的采集经济。也有学者提出，稻作农业在经济结构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对文明起源发挥了主要作用。对此，我们需要对井头山等遗址出土遗物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定量研究，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做出真正的定性的学术成果。至于河姆渡稻作文明的整体作用，需要以浙江沿海本地为中心，以宁绍台舟地区的近岸大陆架考古，即“前大陆架文化区”概念为指导进行讨论。同时考察其与跨湖桥文化、马家浜文化的联系。孙老师认为，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直系来源的可能性不大，更多仅是就近的关系。马家浜文化则是河姆渡文化的“堂兄弟”，尚无更多材料证明二者间存在较多联系。不过河姆渡晚期有很多马家浜的因素，应是环境转变所致结果。根据早年研究或可简单地认为河姆渡文化在晚期沿海上迁徙和扩散，也有部分南迁至浙南山区。但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可见，河姆渡文化后续并未在本地发生中断，古宁波湾区域尚有很多河姆渡文化晚期及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海水侵袭的影响下，河姆渡文化仍在本地被传承下来。总体而言，环境的演化基本决定了河姆渡文化在浙江沿海地区出现、转型、消亡的过程及其基本面貌。河姆渡文化作为东南沿海地区著名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对西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有深远影响，对其出现、转型、消亡机理的进一步研究，需要从更宏大的学术层面继续深入进行。

田螺山遗址景观（2004年冬天）

莫多闻老师着眼于河姆渡文化遗址极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对稻作文明的孕育作用，认为宁绍平原地区当时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气候条件及动植物资源比现在更为优良。河姆渡文化之所以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既与其所在地区的优越环境有关，也与该区域几千年来文化发展的历程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有关。当地的土地和水资源条件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家畜的饲养。附近丘陵山地及平原地区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促进了狩猎采集经济的发达。河湖水域及海湾海岸带提供充足的淡水和咸水类渔猎资源。因此，河姆渡文化呈现出非常富足和多样化的生业经济特点。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为河姆渡文化的手工业技术与艺术、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繁荣，提供了丰富和多样的骨器、木器、编织物用材和建筑用木料。全新世以来，虽然宁绍平原地区也有复杂的气候波动，但整体而言始终保持着温暖湿润的气候。可见，气候条件并没有对人类文化发展形成明显制约。但由于当地平原海拔低，且靠近杭州湾，多次的海面波动上升而导致的海水海潮的侵袭制约了区域人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河姆渡文化之前、之中和之后阶段，该地都有因海平面上升而发生海水或海潮侵袭的时期，形成了遗址或区域上的文化间断。在后河姆渡文化时期，宁绍平原的发展看起来不如环太湖地区那样强盛，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作用也不如环太湖地区。这是因为环太湖地区的平原更为宽阔，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更便利于同长江中游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联系，故环太湖地区在文明早期起源进程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河姆渡遗址发掘现场

秦岭老师以讨论河姆渡文化的视角和尺度问题为中心展开评述。借由牟永抗先生早年的论述，秦老师再次强调，河姆渡的意义不仅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差别，更在于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地区的差异，不应将长江下游地区当成一个整体去理解。就长江下游史前社会发展进程而言，“上山—跨湖桥/井头山—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的线性发展序列把多元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时空上的错位、缺环和并行发展被“延续性发展”的叙事所掩盖。在后河姆渡文化时期，我们也不能以良渚文化作为宁绍地区在公元前5000年的“主题”。尽管本地区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中可以看到良渚文化因素，但目前整个宁绍平原都未见良渚玉器的使用，反观其他受良渚文化影响的外延区，这种差异值得重视。此外，施岙遗址发现的距今7000—4500年间三个阶段的大面积沼泽湿地稻田地貌，打乱了过去长期作为定论的从马家浜到良渚是“小田块—大田块；排水设施—灌溉系统”这样的环太湖地区水田发展节奏，也体现出两个区域间农业生产方式的区别。因此，我们需要将宁绍平原而非整个长江下游作为考察的主体，以宁绍平原为研究的地理单元进行叙事，将其作为一个平行发展的案例，关照和理解不同稻作区域，由此把握多样性的种种细节。同时，河姆渡文化本身或内部也不能完全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而是分区域、分层次的。如舟山群岛的一些遗址与田螺山及姚江两岸的遗址不同，而浙南山区的可能又是另一种形态。

与河姆渡文化相比，上山文化的稻作实践时代更早，有些遗址稻属驯化率也相当的高。而良渚社会又是单一稻作文明发展到极致的一个表现。相比之下，无论是稻作起源还是稻作文明，河姆渡文化在这两个尺度上均无法更好的定位和阐释其遗产价值。因此，秦老师建议，应从湿地考古学（wetland archeology）的角度对河姆渡文化进行整合式讨论。干栏式建筑作为一种特有的聚落建筑形态，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价值的。比如欧洲地区环阿尔卑斯山的干栏式建筑群（5000—500BC）就已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巴尔干半岛、芬兰和俄罗斯西部也有大量饱水型遗址保存了很多不同的干栏式建筑，是这些地区学术研究的重点。同时，饱水环境保存了大量的有机质遗存，是“大百科”式的遗址，为多学科研究史前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重要条件。因此，当前学界不应局限于“稻作文明的摇篮”这样的描述，而应从湿地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讨论湿地环境下的人类活动和适应——这样更能体现出河姆渡文化“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秦老师举例介绍了由北大和浙江所合作、张颖老师负责的河姆渡文化渔猎经济的研究成果。田螺山遗址的生业经济中渔猎重要性突出，乌鳢（黑鱼）比例最高，这与自然水体中作为食物链上端的食肉鱼类的正常比例并不相符。如果把这种特殊现象放置于稻作与渔猎相结合的湿地环境开发利用模式中，就易于解释和理解，因为乌鳢在浅水域缺氧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更强。此外，河姆渡极少发现渔猎工具（如网坠、鱼矛等捕鱼具），结合民族学证据，也可旁证渔猎活动是在浅水域，且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

秦老师最后指出，当前河姆渡文化研究还有很多有待加强的内容。其一，对干栏式建筑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尽管早年有牟永抗先生等的经典研究，但目前仍应多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相关研究方法与视角，考察不同类型的干栏式建筑的功能与适应性差别；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多学科应用，比如不局限于简单测年，而是对保存下来的大木桩做树轮考古学的研究，从而更清晰地讨论气候与环境变化。其二，对河姆渡文化中各类材质工具的研究仍然不足。除了关注骨耜这样可能与农业相关的工具之外，河姆渡文化中有大量骨角器、木器，数量上甚至远远超过石器，这些都是极具潜力且有待加强研究的内容。

河姆渡遗址部分考古队员合影

明年将迎来河姆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纪念，对河姆渡文化及其稻作文明的探索，仍无止境。期待通过更为多元、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我们对长江中下游稻作文明的整体与个案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