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63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江村大墓与汉文帝霸陵”。文研院邀访学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嬴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国河、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霍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高大伦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为“发现文明：考古学的视野”系列活动之一。
马永嬴研究员首先从项目概况、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南陵考古、科技保护、价值意义六个方面介绍了汉文帝霸陵考古工作的收获。
历史文献中关于汉文帝霸陵位置的记载：汉代文献简述汉文帝葬霸陵，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汉文帝葬白鹿原，而元代文献则指出汉文帝葬白鹿原凤凰嘴下。这些记载指导、影响了田野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考古学家先后对霸陵、南陵陵区展开考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学理与吴镇烽先生先后于1966年、1975年对霸陵、南陵的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19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对霸陵、南陵的考古调查与测量，为此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21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霸陵、南陵进行了考古调查。2006年至2009年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程林泉等勘探发现了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江村大墓。2011-2014年和2017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两次对汉文帝霸陵、薄太后南陵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继续探索霸陵、南陵两座陵区文物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
江村大墓地理位置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街道办江村东，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墓葬所处位置地势高敞，地表无封土。经过三个阶段的探索，目前已经发现了江村大墓及周围的外藏坑、铺石遗迹和门阙遗址，并通过试掘验证了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夯土园墙。外陵园墙东西残长1200多米，南北宽860米。
江村大墓墓穴平面呈“亚”字形，墓室四面各有一条平面呈梯形的斜坡墓道，墓葬东西全长251米，南北宽136米。墓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74.5米，东西宽71.5米，墓底距地表深27-30米。墓室周围共发现外藏坑123座，其中115座排列整齐有序，分布在大墓四周；8座分布在大墓南侧较远处。勘探、发掘证实环绕江村大墓及附近外藏坑有“石围界”遗存一周，平面近方形，南北387米，东西392米。江村大墓外陵园内部除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还有“甲”字形墓葬1座，建筑遗址4处，外藏坑两处23座。陵园外部发现有小型外藏坑67座，陶窑遗址50多座，道路遗迹1处以及陪葬墓20余座等。由此可见，江村大墓及其周边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高祖长陵、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地理位置
霸陵陵园文物遗迹分布图
江村大墓的外藏坑分为大型坑和小型坑两类，大型坑共有79座，开口在垫土层之上，长6-70米，宽4-5米；均为带坡道的长条形竖穴土圹形制，两壁有“之”字形台阶，底部有木椁。小型外藏坑共有35座，开口位于大墓西南的垫土层之下，长2-3米，宽1-2米，形成时间较早；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底部有木椁遗迹。
目前的发掘工作集中于大墓东北的3座外藏坑和西南的5座外藏坑，大型坑内遗存主要有着衣陶俑、漆木器遗迹、陶器、铁器、铜器等，其中，刑徒俑还是首次发现。小型坑内的遗存为马骨、塑衣陶俑、陶罐、陶盆、铁斧等。
陶窑发掘区位于江村大墓西北1600米处，共发掘17座，2-5座共用同一操作间，由火门、火膛、窑室、烟囱构成，通长5米左右，宽0.8-3.0米，窑室内出土有砖瓦等文物。这批陶窑应当是为霸陵营建烧制建筑材料的作坊遗址。
出土陶俑
2018-2019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江村大墓西南3900米处的23座汉墓，其中规模最大的M1全长54米，墓室东西长20米，宽18米，深16米，出土了基本完整的伎乐俑和玉衣片，应为较高级别的陪葬墓。由此可见，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
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南陵属于另一陵区，北距江村大墓2000米。从形制来看，南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封土周围有20余座外藏坑，东、北两侧有2处建筑遗址，陵园西北有380多座小型外藏坑，封土四面有石围界，距离封土约250米，边长600米，宽2米左右。勘探中发现，虽然南陵的封土处于陵园正中间，但和墓穴错位较大。从发掘结果来看，K1出土了塑衣彩绘陶俑160多件，出土“长信厩印”“长信厩丞”等铜印、封泥多枚。K2发掘东半部分20米，清理出土原大木车遗迹两处，原大铜制车马器上百件。南陵封土西侧的外藏坑出土了草原风格的金银器，展现出西汉早期地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而西北区域的小型外藏坑则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骸骨（包括金丝猴、丹顶鹤、陆龟等）、陶俑、陶器等，折射出通过外藏坑模拟皇家园林的意图。
陵园西北小型外藏坑
通过与西北大学地质系、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开展科技考古工作，研究团队尝试复原西汉的古地貌，初步判断外藏坑K32的殉马产自远方，鉴定外藏坑的木椁为松、柏类木材。
马永嬴研究员指出，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为西汉帝陵制度的深入研究，探讨以西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国家陵墓制度、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发展变化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南陵外藏坑出土的大量带有异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过程。
焦南峰老师在论坛现场
马永嬴研究员报告结束后，焦南峰研究员提出了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长时间以来，考古学界关于西汉帝陵形制的基本认识是：西汉帝陵绝大多数为带有封土的大型竖穴土圹墓，只有汉文帝霸陵是因山为陵的崖墓（洞室墓）。如今，考古工作否定了元代的文献记载，修正了传统结论。那么，从“芷阳乡”到“凤凰嘴”，史籍对霸陵的记载是如何演变、如何传播的？将霸陵当作西汉帝陵中的特殊存在，这一认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文献在抄录、引用、理解、注释、流传过程中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在学术研究上应予以关注？
陵墓制度是秦汉帝陵考古工作研究的重点问题。汉文帝霸陵上承长陵、安陵的基本形制要素，下启阳陵、茂陵、平陵等的陵园布局规制，这对重新认识西汉帝陵的发展变化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透过霸陵的考古成果来认识西汉王朝大一统国家体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与谈环节
线下会议现场
与会学者就上述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意见。霍巍教授重点分析了历史文献中霸陵记载的演变过程。确如焦南峰先生指出，学界长期认为霸陵是一座崖墓，直到江村大墓的发现，才修正了这种认识。关于霸陵的营建，文献史料首见于汉代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直到应劭将其解读为“因山为藏”，并影响了此后综合历代文献的记载。从后代文献来看，霸陵与西汉诸帝陵最大的差别可以概括为“因山为藏，不复起坟”，江村大墓的发现提示了理解文献的新方向。所谓“因其故，毋有所改”，应当理解为文帝不希望看到霸陵的山川景象因为治坟营陵的举动而有所改动和破坏。其影响因素除薄葬理念外，风水、堪舆因素或许也对霸陵的建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汉文帝延续休养生息的国策，要求薄葬，对后世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国曹氏的丧葬观念和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当中均可窥见汉文帝霸陵营葬观念的深刻影响。此外，如同河北满城汉墓那样真正开凿在山体之内的崖墓在汉代的大量出现，也是一个值得深入加以探究的问题。如果其并非源于汉文帝霸陵，那么，对于汉代崖墓起源的真正原因及其源流演变的过程，还需要结合汉代墓葬制度和丧葬礼俗的发展变化，以及地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重新加以探讨，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小型外藏坑
韩国河教授指出，理解汉文帝霸陵需要引入更为明确的时间变化线索。从地层证据看，确定陵园西南的小型坑出现在陵园营建早期，有助于更为准确地判断小型外藏坑的功能。从文献证据看，自文帝即位到窦皇后去世，陵园的营建持续了四十余年，经历了文帝到武帝初年的重大变化，因此应当将更为细致的时间线索引入到墓葬形制及各要素的分析中。例如，薄太后比汉文帝晚入葬两年，其陵墓建设思路有可能在文帝去世后发生变化，最初不设封土，最后又选择封土，导致南陵封土与墓葬错位。史籍对南陵陵邑的记载及外藏坑、陪葬墓的分配，进一步显示汉文帝霸陵与薄太后南陵属于两种性质的墓葬。此外，文帝曾有“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若与同时代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漆器的现象结合起来考察，可能说明诏令规定的薄葬风俗具有广泛的影响。系列考古研究结论证明，西汉帝陵都采取了帝、后陵墓共用一座大陵园的建制，霸陵也不例外。在西汉帝陵的布局当中，汉长安城是特别重要的参照系，不论是其北侧还是南侧的帝陵，均都比后陵更靠近长安城。韩国河教授还注意到，对两汉帝陵（霸陵和原陵）地理位置的错误认识可能都出现在北宋，其原因值得进一步分析。
赵化成教授在评议中反思了考古工作与历史文献的复杂关系。《史记》中只讲“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东汉人应劭将其解读为“因山为藏，不复起坟”，是为误解的开端。白鹿原一端之凤凰嘴地形具有特殊性，从下往上远看很像山形，导致了误解的形成。焦南峰先生曾概括西汉帝陵的构成要素包括：陵园、封土、墓穴、门阙、寝园、陵庙、外藏坑、道路、陪葬墓、祔葬墓、陵邑等十余个部分。从马永嬴教授的报告来看，江村大墓的陵园、墓穴、陪葬坑诸要素均符合西汉帝陵的规制，可以判定为汉文帝霸陵无疑。若将江村大墓置于秦汉帝陵的发展序列之中，更可发现其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赵化成教授指出，秦汉时期,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君主集权的高度强化，以秦始皇帝陵为标志的“独立陵园制”最终确立，并深刻影响了西汉帝陵。西汉帝陵“汉承秦制”的特点十分明显，如西汉帝王陵墓使用“黄肠题凑”葬制就是继承战国秦王陵和秦始皇陵而来，而江村大墓的形制特点表明很可能也是一座“黄肠题凑”陵墓。此外，汉文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先河，这对于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见物见人，以物证史，江村大墓作为文帝霸陵的确认，其历史价值毋庸置疑。
高大伦教授认为，确定江村大墓确定为汉文帝霸陵是中国考古学界取得的重大成果，并充分肯定了考古队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高大伦教授结合个人在埃及等国家考察的经验，提出西亚文明与中原文明具有的种种共通性，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张骞出使西域后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峰。高大伦教授特别强调，未来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要注意同时推动研究与开发，及时向社会推广相关成果，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价值。
王子今教授重点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间的相互发明。王子今教授指出，秦汉考古的一大特点即考古工作与历史文献的紧密结合，这一点在江村大墓的勘探发掘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汉文帝执政风格的革命性意义，鲜明地表现在他独特的墓葬形制中。从考古发现来看，汉景帝的阳陵又复归高祖、惠帝的陵墓形制。汉景帝阳陵的营造，规模和形制已经远远超过了霸陵——陵园的面积、门阙的等级、外藏坑的容量、陪葬贵族墓的数量和规模，都使得阳陵显得更为豪奢。形制的变化与统治风格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索。汉代人对人类命运与山川地貌的关系有深入的反思。许多记载都表明，人们会在地貌破坏与政治命运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因此，墓葬形制、选址可能受到汉代风水文化的影响。此外，史料明确表现了窦太后、馆陶公主、董偃等人生前奢侈浮华的生活作风，这一特点如何反映在窦太后陵及其陪葬墓中，也可以成为后续探索的方向。
汉景帝阳陵陵园平面图
讲座结尾，焦南峰研究员回顾了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工作历程。从王学理、吴镇烽初步查探霸陵开始到现在，新中国学者对霸陵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五十余年。如今取得确定江村大墓为霸陵的成绩，来之不易。2000年，一位华侨发现美国索斯比拍卖行预备拍卖6件黑色陶俑。此前曾去汉阳陵博物馆参观的他，意识到两处陶俑的相似之处，并报告大使馆。经过双方沟通，索斯比拍卖行提出只要中方提供充分证据，便可归还文物。时任汉阳陵考古队队长的焦南峰为此专门撰写报告，文物得以顺利归还。为了追查这批陶俑的出处，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公安部门展开勘探调查，最终发现了江村大墓。在2006年的初步勘探后，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这一观点已得到考古学家的基本认同。但为了排除各种不确定性，解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差异，学界进行了十余年的深入工作，最终决定于2021年正式向社会公布成果——这体现了考古工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焦南峰教授还指出，霸陵帝陵外藏坑出土的印章中有少府、中尉、司空等所属职官的官印，这与阳陵帝陵外藏坑出土印章具有一致性。由此可见，至少在文帝、景帝两朝，帝陵外藏坑象征三公九卿。这一现象说明西汉帝陵的整体布局反映了西汉王朝的政治管理理念，显现了其官僚制度的基本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