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晚，“北大文研论坛”第16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但丁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军主讲，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文铮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李婧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吴功青、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成沫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王军老师简要地概述了国内外学者对但丁及其《神曲》的大致认识：意大利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同行认为但丁是中世纪晚期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喜欢称其代表作《神曲》为“中世纪天鹅的最后一声长鸣”；我国的前辈学者则视但丁为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先驱者。王军老师认为，中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了更准确地定位但丁和《神曲》，他援引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前言《告意大利读者书》中的概括性说法：“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接下来，王军老师分别从三个方面谈论了自己的见解：其一，神曲是一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其二，我们应该怎样解读《神曲》；其三，但丁主要以何种手法创作了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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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和神曲》，多米尼克·米切尼诺

布面油画，1465年，现藏于佛罗伦萨大教堂

王军老师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神曲》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他首先追溯了《神曲》一书的书名由来：《神曲》（Divina Commedia），原名《喜剧》（Commedia），是伟大诗人但丁的代表作。但丁称自己的代表作为《喜剧》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与作品的体裁有关。中世纪晚期，人们用“喜剧”指称由介于高雅体裁与低俗体裁之间的中等体裁创制而成的作品。但丁希望《神曲》的读者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普通人，因此他选择了中等体裁，并采用明快朴实的佛罗伦萨俗语为创作语言；其二，与作品的内容有关。《神曲》的场景经历了由地狱到天国的转换，由此促成了由悲到喜的内容转变。

第一次为这部作品冠以“神”字的是比但丁晚数十年的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首先，薄伽丘认为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非凡之作，似出自神人之笔；其次，他认为作品的内容不是尘世生活，而是人死后所要进入的三个世界，以“神的喜剧”相称也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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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丘》，拉斐尔·摩根

雕版画，约1822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内容上，《神曲》是一部叙事长诗、训世诗、隐喻诗、“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神曲》分为《地狱篇》《炼狱篇》《天国篇》三部，每部33章，加上序曲共100章，由14233行诗句组成。作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神学、哲学、政治、宗教、社会道德、古典神话、人类历史、天文、地理、物理等多种人文与自然学科的丰富知识。它不仅总结了中世纪文化，而且概括了整个西方古典文化，为后人研究中世纪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形式上，《神曲》用11音节、3行诗体写成，采用了连锁韵。其中，11音节诗体指每行诗句由11个音节组成，并使诗句的最后一个重音落在第10个音节上；3行诗体指每3行或3行倍数的诗句为一个完整的示意组；连锁韵通过尾音押韵的方式使诗句之间相互勾连，得到一种反复不断、变化无穷的韵律形式。

就影响而言，《神曲》尚未全部完成时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当时即有人提议在文化之城博洛尼亚加冕但丁为桂冠诗人。但丁逝世后，《神曲》的影响越来越大。仅比但丁晚几十年的薄伽丘就是最早解读《神曲》的重要学者之一，他不仅在佛罗伦萨的教堂里设坛宣讲《神曲》，还专门写作了一些与但丁相关的重要论著。随着《神曲》的传播，数百年来，各国学者对《神曲》的研究经久不衰，各种文字的译本、介绍、评论层出不穷。

但丁已经成为意大利文化的象征，被尊崇为代表意大利民族的诗人。在民族处于各种苦难之时，尤其是在19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但丁被爱国主义者视为意大利文明之父，成为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外族压迫、摆脱苦难、争取自由的一面旗帜。2020年1月17日，意大利政府宣布每年的3月25日为“但丁日”，足见他在意大利人心中的重要地位。而在中国，读者对《神曲》的接受虽仅经历一百年的时间，但有关它的研究却已然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其中仅译本就有散文体和诗体多种，介绍性文字和评论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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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一脔》书影

[意] 但丁 著，钱稻孙 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王军老师随后转向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读《神曲》。他认为，要理解但丁及其《神曲》，就必须深入了解中世纪晚期的时代背景和但丁的个人经历，认真解读《神曲》的文本，探索作品字里行间的真实含义。

一方面，读者要把握《神曲》的创作目的、中心思想和整体构思。但丁生活在中世纪晚期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意大利。在他身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影响整个社会，从而动摇建立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王军老师特别指出，但丁并不是幸运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而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政敌流放。不得志的但丁认为正是资产阶级之间的党派斗争撕裂了社会，造成了他的不幸，他憎恨将其流放的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佛罗伦萨执政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罗马教宗。面对堕落的社会，但丁在人间找不到引导人类回归正义的道路，只好求助于天命，求助于地狱、炼狱和天国的震撼力。而《神曲》的主要内容是对地狱、炼狱和天国的展示，目的在于启发人们不要为追求尘世的快乐而忘记来世的祸福，驱使他们在恐惧与希望中回归正义，因此《神曲》的创作目的、中心思想和整体构思是保守的，是为了恢复与维护旧的社会秩序及传统观念。

这一点体现在诸多方面：但丁十分留恋昔日的佛罗伦萨，赞美佛城过去的安宁和幸福，认为它的堕落和混乱起源于“村夫们”从封地来到城市；他把自己变成了诗歌里的“救世主”，把至高无上的教宗和君王打入地狱，在地狱、炼狱、天国的虚拟世界里展现自己拯救人类的伟大抱负和无所不能的力量；他谴责伤风败俗的佛罗伦萨妇女，尤其痛恨爱钱如命的神职人员——他毫不留情地把当时仍然活在尘世的贪婪的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o VIII）打入地狱的深层；以极其尖刻的语言鞭挞他利用所掌握的教廷大权牟取经济利益。他把教会比作教宗的妻子，挖苦卜尼法斯八世为了赚钱竟然叫自己的妻子卖淫。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反对因争权夺利而迫害他人的资产阶级“新人”和他们的出现所引起的社会堕落、拯救人类是但丁写作《神曲》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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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桑德罗·波提切利

素描, 1465年，现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馆

另一方面，王军老师也提示读者关注《神曲》中反复流露出的后来人文主义者所具有的思想和情感。对此，他从四个层面展开说明：第一，对追求男女性爱者的同情。受逐步世俗化的文化影响，但丁把所谓的淫乱行为看作是比较轻的罪恶。进入中世纪晚期，人们虽然还不敢公开宣扬性爱的合理性，但已经在默默地、愉快地接受这种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快乐。但丁也处在这种矛盾状态之中，理智要求他把通奸者打入地狱，然而，面对保罗与弗兰切卡的乱伦之爱，他的昏迷却明确地表示他同情犯有淫乱罪过和情欲强烈的人。第二，赞颂人的探索精神。中世纪，基督教会控制了欧洲文化，并使其彻底地基督教化，“信则明”成为当时哲学思想的基础。在这种神秘主义文化的统治下，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探索热情被降至最低点。然而，随着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变革，人的理性逐步复苏，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也在不断增长。对于仰仗智慧抗拒天命的奥德修斯，按照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但丁必须把他打入地狱第八层专门惩罚智慧欺骗者的第八囊，但是，在与其对话时诗人却表现出同情之意，甚至借助奥德修斯之口赞扬大无畏的探索精神。

第三，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基督教神学始终承认人具有自由意志，但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更加强调天命的意义，因此自由意志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弱。然而，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中世纪晚期，像但丁这样的敏感文人又开始重新审视起自由意志的价值，强调它的作用。《神曲》中，但丁不止一次指出，人具有自由意志，可以判断善与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因而应对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第四，对古代哲人的赞美。当时，一些有前瞻性的文人已经不满足于只沿着基督教文化的轨迹行走，试图用其他文化的精髓补充和改善统治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在从其他文化中寻觅滋补精神的养分时，他们对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及拉丁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丁也十分重视古典文化。按照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但丁只能把不信仰基督教的古代英雄、杰出的哲学家和著名的诗人置于地狱的第一层——灵泊。然而，诗人却为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座壮观的城堡，并十分欣赏他们的丰功伟绩。在《神曲》中，我们随处可见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的真实人物或神话人物，尤其是《地狱篇》更是如此，这也说明但丁对古典文化十分热爱。

王军老师接着分析的第三个问题是《神曲》中但丁所采用的主要艺术手法。首先是隐喻。“训世”即训导世人，它道出的是作品的写作目的，而“隐喻”讲的则是作者为达到训世目的所采用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萨佩尼奥（Natalino Sapegno）教授曾经写道：“隐喻叙事诗的中世纪传统为但丁提供了最符合创作目的的模式”。《神曲》中充斥着大量的隐喻，例如：地狱、炼狱、天国的设计隐喻了人们在短暂尘世生活中的不同表现将造成他们在永恒世界中的不同后果，即地狱中的永世痛苦、炼狱中的艰辛改造和天国中的永恒幸福；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的维吉尔代表的是古典哲学的理性和帝国的职责，通过他，人们可以实现尘世的安宁和幸福；引导但丁游历天国的贝特利奇则代表基督教的信仰和天启真理，通过她，人们可以实现至高的天国永福；阻挡但丁前行的三只猛兽代表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禁欲、谦卑、安贫三大美德的对立面淫乱、傲慢和贪婪，而但丁所期盼的将贪婪饿狼重新赶回地狱深渊的猎犬则是一位新的救世主。

其次，《神曲》中的明喻也丝毫不逊色，它们像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十分贴切和精彩，能够使读者脑中立刻产生联想，从而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诗句的含义。例如：序曲中，当那只象征贪婪的、饿得骨瘦如柴的母狼逼迫但丁又退回他先前迷失方向的幽暗森林时，但丁当时的心情被形容为“就好像一赌徒希望获利，却赶上运不佳，被迫输钱，悲哭泣，全身心忍受熬煎”；在地狱第七层第三圈中，鸡奸者的灵魂头顶着飘落的火片，脚踏着炙热的火沙，但丁这样写道：“此时有一队魂入我眼帘，他们均沿堤坝奔走向前；似夜晚新月下瞧望他人，对我们诸魂也如此观看；他们都一个个皱眉，眯眼，就好像老裁缝纫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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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插图，古斯塔夫·多雷

《神曲》中的神话传说和真实的人物与故事都极具画面感，就像一幅幅生动的壁画。这既体现出但丁具有很强的俗语表达与描写能力，也说明基督教教堂中的精彩壁画对他语言艺术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地狱第七层的第三环中，放高利贷者坐在炙热的沙滩上，头上飘落着火片。但丁这样写道：“他们苦从眼中喷发出来，扑打这（儿），扑打那（儿），挥手不断，遮火雨，扬炙沙，上下忙乱：就好似夏日里狗儿逐虫，被跳蚤、蝇、虻咬，忍受实难，于是便用嘴、足不断驱赶”。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手法的视角看，《神曲》都是一部十分罕见的、极其优秀的文学作品。

王军老师总结道，《神曲》具有浓重的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特点，在西方人的眼中，它仍然属于中世纪，它的作者仍然被视为中世纪的诗人。但是，由于受到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这部叙事长诗与中世纪的所有其他作品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它渗透出来的新思想和新情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产生与发展。文艺复兴是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的桥梁。作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通过《神曲》使我们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真实境况，看到了人类社会转型的艰难，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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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老师

最后，王军老师结合自身的史诗翻译实践提出了两方面思考：第一，关于用诗歌体还是用散文体翻译史诗的问题。史诗的翻译有译成散文体、自由体诗歌、格律体诗歌三种方式。王军老师不赞同把诗歌作品翻译成散文体，那样会使译文彻底失去了原文的形式之美，使翻译语言显得过于干瘪和枯燥。他主张用与原文相近的文学形式翻译诗歌，例如，《神曲》是一部意大利格律体史诗，因此也就相应地译成格律体诗歌；第二，关于用何种韵律翻译《神曲》的问题。王军老师主张采用中国人读起来朗朗上口的韵律文翻译它，既要讲究脚韵，也要讲究节奏，同时也要考虑与原文韵律的相近性。在这里，中国的说唱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说唱文学也是一种叙事韵律文，与西方的叙事诗相似，韵律要求比较严格，且经常句子较长。其中有一种十字句，读起来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它一般采用“3+3+4”的节奏，这种节奏与意大利的11音节诗句的节奏比较近似，而且同样将最后一个重音落在第10个音节上，因此使用十字句翻译能够使译文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节奏，从而“尽量少地背叛原文”。

对谈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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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会议现场

对谈环节，文铮老师回顾道，2021年是但丁逝世700周年。100年前，以北大为起点，但丁广泛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00年来，继钱稻孙先生首次翻译《神曲》后，国内先后涌现出大量的译本，可谓各有千秋。直到今天，国内对但丁的认识也还在继续加深，对但丁及其《神曲》研究越是逐渐深入，其面貌就越发显得复杂多面。例如，有些研究者发现《神曲》并不像从前想象的那样“曲高和寡”——这是一部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声朗读以征求听众意见的作品，它的古典气息与流行程度并不相悖。王军老师的译本完成于但丁进入中国人视野后的100年，为此采取了与以往译本不太一样的翻译形式。从事意大利语言文化研究的学者能够直接接触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一手资料，有机会看到一个相对不同的但丁。与王军老师的译本类似，李婧敬老师翻译的《但丁传》也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但丁传》原作者马可·桑塔伽塔（Marco Santagata）教授是意大利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他的作品揭示出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作为人的但丁形象。文铮老师提到，中国文论中有“笔墨当随时代”之说，其实翻译也当“随时代”而变化，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审美取向，翻译也应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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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铮老师

李婧敬老师认为，面对诸多《神曲》译本，一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重译经典的价值何在？对此，她以译者的身份阐述了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讲，翻译是一种“有始而无终”的工作。我们可以追溯一位译者是从何时开始着手翻译，却很难界定一部译作到哪天才真正结束。译作的出版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阶段性的标记，并不代表译作本身在绝对意义上达到了完美。翻译是一项创作性的实践，这意味着译本背后永远存在着提升的空间。改良译本的任务有时由同一个译者以修订的方式完成，有时则由其他感兴趣的译者完成。因此，新译本的不断推出并不等同于旧译本的淘汰，却暗示着新视角、新理解的产生。与此同时，新译本也势必推动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入。

李婧敬老师继而结合自己同期开展的翻译实践分享了一些认识和心得。从前有关但丁的传记作品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文学性特别强，传记作者在写作之际往往带着非常充沛的个人感情色彩，使读者很容易受到感染，然而其笔下的内容也因此未必可以尽信，薄伽丘的《但丁颂》（Trattatello in laude di Dante）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类追求学术性，却又因此缺乏一种温度，将但丁刻画得遥不可及。相比之下，马可·桑塔伽塔教授的《但丁传》在两类风格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兼顾文学的抒情与学术的严谨，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参考价值。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作者的这一意图，李婧敬老师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注重通过细节处理凸显不同风格文段的基本特色。尽管如此，译者还是必须做出许多无奈的取舍，作为亲历者和选择者，很难不留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在经过了充分的、理性的思考之后做出的取舍至少是一种无愧于心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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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传》

[意] 马可·桑塔伽塔 著，李婧敬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

成沫老师分别从《神曲》原文的语言和版本这两个角度解释了《神曲》在今天的接受状况。首先，通过比较前100年和近20年的《神曲》中文全译本，成沫老师指出，进入21世纪后的译本都越来越重视还原《神曲》作为诗歌的形式。这一转变需要追溯至《神曲》原文的语文特色。例如，分析原文诗句内部灵活多变的语义分段和节奏顿挫就会发现，即使是在11音节诗体的规则之下，但丁的语言仍然可以在不同诗行之间流转，实现一种更复杂的流动性和自由性；又例如，在“跌在地就如同尸体一般”（“E caddi come corpo morto cade”）和“他的唇吻着我，全然颤抖着”（“la bocca mi basciò tutto tremante”）这样的诗句中，原文中某些头韵、音节的选择实际上与诗句所表达的内容有着紧密的关联。原文的种种精妙设计对诗歌的可翻译性构成了挑战，而翻译者要做的正是将它们努力地还原出来。在王军老师的译本中可以看到一种以句末韵脚为连接点的沟通中意诗歌语言的积极尝试。

面对“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这一说法，成沫老师转而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翻译背叛了什么？就《神曲》而言，它的原貌是未知的，但丁没有留下可供参照的亲笔手稿，后世始终不存在一个标准无误的版本。直到现在，《神曲》仍有近四百处重大异文留待校勘者讨论。成沫老师认为，《神曲》的文本仍然处在不断修改和定型的过程中，在原文校本本身在持续地推陈出新的情况下，翻译者自然也应该“多多译善”。新译本的推出有助于转变和加深中国读者对但丁及其《神曲》的理解，吸引更多学者和同学共同进入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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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地狱篇·炼狱篇·天国篇》

[意] 但丁 著，王军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

吴功青老师首先对如何看待《神曲》的翻译提出了一点看法。他把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的翻译看作是西方文明中国化的一个环节或一种表现。在此意义上，翻译的确是一种“背叛”——当翻译完成时，我们其实是把一种异质的文化变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在翻译《神曲》时，我们既是在阅读里面承载着的但丁的思想，也在以自身文化的方式来吸收它们。此时，两种文化已经融合在一起，我们也因此能够对西方文化思想获得更加贴近生命的感受，丰富对西方文化和自己文化的体验。

在但丁及其《神曲》的接受与研究传统中，吴功青老师追随的是偏思想史的一派。在他看来，但丁是一位兼具思想家底色的伟大诗人，其文字所沉淀的思想含量极高，如果读者没有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作为储备，阅读《神曲》将会非常困难。但丁是一位同时具有中世纪和现代面向的思想家，他所呈现的立场有纠结之处。例如在《地狱篇》第26章中，他一面通过刻画奥德修斯在大海中航行赞颂人们的探索精神，另一面又将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命运改写，让一味固执地向前航行的奥德修斯最终葬身于大海，这表明但丁实际上也希望给人们的探索精神加以限制；又例如在《炼狱篇》第16章中，他一面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另一面又希望把它纳入到上帝的最终轨道之中。这一点也体现于《地狱篇》第7章中出现的时运女神（Fortuna）形象——远远高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时运女神折射出方济各会唯意志论思想对但丁的影响。这些例子都表明，但丁一直游走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他在崭露现代精神的同时，也隐含了对现代精神的担忧。他留给今天的读者一个持续性的思考：在一个现代性高度发达的时代，应该继续拥抱现代性，还是反思自身处境，向传统复归？而这正是我们继续阅读但丁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