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 第164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考试与中国社会”。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陆一主持，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文研院邀访学者、华中科技大学语言文化系副教授陈文龙，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与谈。

引言

作为引言，陆一研究员介绍了举办论坛的动因和主旨。考试制度在中国传续千年，奠定着某种根基性的社会心理秩序。而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带来了学业竞争的大众化，全国高考更承载着国家政治的巨大重量。但是，这项制度也使得本属于成人社会的各项竞争过早地要在青少年的学校教育中分出绝然高下。被考试竞争裹挟的教育和学习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厌倦心理，以至于考试制度成为了一种情绪化的批判对象。但是关于考试与中国社会的重要讨论与研究还远远不够。当下适逢高考政策改革、调整的关键期，我们探讨考试问题，不仅需要纵向的专业化深耕，更需要多领域、跨学科的横向融贯。本次论坛的与谈学者或为教育学界的杰出代表，或为文、史、哲、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深教授，或为直接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一线教师。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更能在此基础上展开理论化、学术化的反思，对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教育议题做出全面、开阔而富有新意的思考。

从“科举社会”到“考试社会”

首位发言人刘海峰教授认为，从传统走向当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由“科举社会”向“考试社会”的变革。所谓“科举社会”，即一种以科举为取向的社会——自隋唐至明清，科举渐成官员选拔、人才教育、文化活动乃至社会文化心理的核心。唐代于门阀恩荫之外开进士科，可视作“前期科举社会”；而有宋以来，日臻成熟的考试机制使“白衣出公卿”成为可能，“后期科举社会”真正促成了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和迁跃。1905年，晚清政府停废科举，考试却仍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社会。尤其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的覆盖面、影响面日益增著。相应地，几十年来，社会各行业的人才选拔也愈加依赖各种资格考试，中国社会实际上变成了“考试社会”。刘海峰认为，高考之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可归纳为四点：其一，高考是提高教育水平的助推器，试题难度提升指示着民族文教水平的恢复；再者，高考是防止人情泛滥的筛选器，有效防止人情社会下的“人事因缘”或“属托之冀”；其三，高考是改善社会风气的净化器，反映着社会大众维护教育公平的愿景，也将“程序正义”纳入青少年的成年礼；最后，高考担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文章可立身”“知识改变命运”深刻影响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刘海峰总结道，高考是利弊并存的选拔性考试。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虽也经历中断和反复，但总体而言，高考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利大于弊，是我们离不开的重大存在。

▴

古代科举考试图

从贤良到优绩——“聪明人”如何被治理

紧随着刘海峰教授的历史追溯，刘云杉教授提供了一则未来预言：1961年，英国学者麦克·杨曾预言，从1870至2033年，“优绩”（Meritocracy）将彻底取代古典意义上的贵族政治，“成功原则”将战胜“世袭原则”，要求平等的愿望也会被残酷的竞争所取代；而至2034年，平民造反将推翻精英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刘云杉认为，如今，麦克·杨的反讽乌托邦已经部分成为现实。在“优绩”社会中，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智商和努力，最擅长把握并利用竞争规则的“聪明人”迅速取得优势。刘云杉不无忧虑地指出，当今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样选拔着优绩的“聪明人”。目前由“核心素养”主导的教育改革中，侧重点从“学会”转向“会学”，背后则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也即知识和能力的对立。2001年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摒除了学科中心、教师中心与讲授中心的观念，以学生行为的输出替换教师教学的输入，学案、任务清单取代教科书。这将一种激进的儿童中心理念与严格的“目标控制”离奇地结合了起来。近20年来，教育改革从知识减负走到了“双减”。一方面，“知识”被化约为“认知”，再提升至“核心素养”；另一方面，在评价中又采取了非常细密的标准。最后，“减负”使学校将知识外包给教培机构，便宜的公立教育和昂贵的校外教育彼此嵌套，校外购买应试教育，校内探索素质教育。刘云杉认为，“双轨制”的出现可视作当下改革的病症之一。今年，义务教育新课标提出了“大单元学习”理念，在“核心素养”基础上强调“能力主导”。该理念实际来自西方的职业教育，经济学介入教育观念和资格证书体系监管学习市场。如此，学科间的界限不断弱化，领域性知识、一般化的通用能力等所谓“高阶思维”被强调。但“高阶思维”和知识学习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刘云杉担忧，倘若过分弱化知识内容，“学习”可能滑向一种空洞的程序训练。进而，刘云杉谈及考试和教育选拔的问题。课程改革中，基于知识评价的考试不断被弱化，代之以过程性、成长性的评价，且往往是肯定性的评价。但与此同时，选拔的标准愈加宽泛含混，试题走向偏、难、怪，等级赋分制又将考核落实为学生的相对位次，简化为一个可比较的组合算法中某个体的显示度。这些自小就开始选择的“优绩者”们到了大学，首先需确定自己的“赛道”，再以相应的学分要求规划自己的课程组合。知识可以被置换成项目、科研、挑战杯等等，量化为某种可表现的指标。那么，过去40年中，从培养“又红又专”的贤能人才到“优绩者”的胜利，很可能正走向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青年们为了不断刷新自己的指标，于亢奋和疲软之间盲目地空转。在我们试图选拔“聪明人”作为治理者的同时，“聪明人”或许更多是被这样一套制度治理着。

▴

1902年，顺天府贡院

应避免高等教育的初等化

作为高校一线教师，赵晓力副教授首先回应了刘云杉的观察。赵晓力表示，相比基础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的从业者们似乎并未感到一种颠覆性的变化，仍然依照自己的大学体验传递着前辈教师们的教学经验。在赵晓力看来，基础教育要求把既有的这些知识传授给受教育者，这与旨在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高等教育之间存在本质差异。眼下，许多高校教师的教学心态仍在于挖掘自己未来的同行，对大多数专业相对弱势的学生关注不够。赵晓力将考试区分为“淘汰性” 和“选拔性”两种：淘汰性考试存在标准答案，如高考或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英语部分，没有标准答案的研究生专业面试则是典型的选拔性考试。正如刘云杉所言，基础教育筛选出了精于淘汰性考试的“聪明人”，他们往往能快速、精确地猜出答案，却为高校教学中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带来了困难。赵晓力认为，如今的高校教师更需坚持高等教育传统，避免高等教育的初等化、选拔性考试为淘汰性考试代替。否则，即便在博士阶段，也并未脱离基于既成标准的基础教育，不可能带来知识的新创造。

考核、竞争与高校教育现状

李猛教授自2018年至今任元培学院院长，亲身参与了北大本科生培养的全过程。基于自身的教学体验，李猛提出，考核与评分机制已成为现下高校学术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与老一辈学者们的大学记忆截然不同。而围绕等级赋分、评分“通胀”等话题的争议和讨论，已然成为一个全球高校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李猛分享道，如今的学生普遍以绩点为中心，这抵消了高等教育对基础应试教育在学习习惯与学习意涵上的对冲效果。保研等结构性制度使学习成为一种“经营”，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学考试缺乏有效的效果，学生的不确定感加剧了，进而倾向以越来越多的经营手段来维持其绩点水平。考试日益从一种原本与教学关系不大的管理细节问题，变成了大学学习的核心驱动力。与此同时，考试系统作为大学的教学环节之一，常常面临缺乏区分度的问题。至少在文科教育中，普遍的教学质量提升了，从教学大纲到各环节的管理水平、再到个人的能力培养却失去了焦点，学生们普遍趋于标准化、平庸化。并且，部分教师也会出于各种考虑，因同情学生或争夺注册课程的学生人数，或为了提高教学评估指标，对成绩进行“放水”。“刷课”等行为的出现，也意味着大家的学习心态变成了工作需要，不再是基于乐趣的求知。围绕考试、绩点、学分制度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教学生态。李猛又补充道，上述观察可能更适用于位于前列的研究型大学，中等高校的学业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就业型高校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然而，这种“北大模式”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其他大学波及，高校系统整体采取竞争性的选拔方式：当下的大学考试制度设计，似是通过同辈竞争将学生分配进教授、就业、公务员等不同的未来取向之中，但其目标与效果之间可能存在偏移。高校意在遴选未来从事学术生产的优秀人才，然而，考试的成功者擅长知识复制，却未必具有创造力，更未必具有长期从事一件事的专注力。此外，竞争失败意味着未表现出足以超越他人的优秀和卓越，为更多数学生带来了极大的挫败感，对其人格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李猛认为，我们需重新考量考试制度对大学的作用。倘若不能彻底改革课程考试结构，或许可以鼓励学生采用本科生科研、课题等形式完成考核，降低书面考试在整体评价中的分量。另一方面，还需重审大学考试制度的目标，不应为学术遴选牺牲大学教育的激励功能，使学生能够凭借考试评估自己的成长。                

▴

七七年高考的考试现场

“才能与学问”——唐代科举

携带着现实的问题关怀，讨论的焦点再次回到历史。陆扬教授是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佛教文化史以及现代史学理论方面的知名专家，因此就唐代科举与文化风尚问题做主题发言。陆扬认为，科举进入中国社会制度核心的原因有二：一在与权力的获取有本质关联；二是同社会流动的观念相结合。唐时，科举不同于宋代以后纯粹工具化的官员选任机制，进士科虽以文辞能力为中心，却存在一整套的文化运作系统，使之成为一个“场域”。尤其到唐代中后期，几乎没有文人能脱离科举来安置自己的生活，哪怕排斥科举者，也不得不同它发生某种联系。而当文人结束了科举过程，离开特定的“场域”，他的身份也会随时发生变化。在陆扬看来，唐代并非典型的科举社会。唐代科举的兴起与其特殊的政治权威建构紧密相关。宋代以降，进士及第即意味着踏入仕途；而唐代进士科中试后，还需通过吏部等其它考试方可出任官职。但是，进士身份被唐人视作可伴随终生的社会声誉，这一价值认知甚至被放置于现实的政治权力之上。唐代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兴起，反而加速了乡学、县学等学校的衰落。这是为什么？唐代科举强调的是某种特殊禀赋——文学才能，而非学校系统内积累性知识的传授，选录人数极少，却在高阶官僚之中占比越来越高。唐代为个人的天赋才能赋予崇高的身份认定，这与儒家中国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不小的冲突。同时，唐代科举也出现了公平性问题，选拔机制偏向公卿子弟，乃至成为该群体内部的小范围竞争。因此，陆扬认为，唐代的“科举神话”实际建立在一个社会想象的基础之上，社会的价值体系多元、复杂，精英群体相对较小，提供了科举制施行的基础。宋代以后，社会价值观经过了普遍整合，科举体系从而得以兼顾公平性——制度设计差异的背后，潜藏着社会价值体系的变迁。

“音调未定的新传统”——宋代科举

紧承着唐代科举的话题，陈文龙副教授将论题顺延到了宋代。宋代科举确立了一个不同于唐时的新传统，虽多为明清时期所沿袭，却与后世的科举也有很大差异。陈文龙指出，不同观念、政策的争鸣与交锋，可视为宋代科举的最主要基调。根据张希清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陈文龙认为宋代科举的制度创新可概括为五点：第一，三级考试制度出现，自宋代开始，殿试成为常态化的考试制度；第二，注重考试的公平性，如废止行卷，采用糊名、誊录等制度防止舞弊；第三，考试的内容从重诗赋转向重经义、策论；第四，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科举复兴带来了学校、尤其是官方学校建设的高潮；最后，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增加，科举出身在中高层的官僚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接下来，陈文龙就三、四、五三点略作阐发。宋代科举“音调未定”，政策多有反复，“诗赋与经义之争”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之一。宋神宗以前，虽也考策论，但诗赋仍是科举选录的最主要标准。而至熙宁四年（1071），罢除明经诸科，仅余进士一科，废诗赋、墨义、帖经，仅考经义、论、策，试图将文人的关怀引向现实。其时，已有苏轼等诗文大家以之为败坏学风，科举新政亦随着变法进程反复沉浮。南宋后期则规定诗赋、经义分科，录取名额中诗赋占三分之二，经义占三分之一；同时，县、乡等基础级别的考试出于判卷便利尤重诗赋，殿试则以策论为主，产生了考试内容的层级分别。元代进士科中，经义占绝对主导，“古赋”也被列为必考科目之一。到明代，考试往往固定为经义、论、时务策三场，诗赋才从科举中彻底被剔除。另外，王安石变法中，虽曾短暂地将《三经新义》作为统一的科举教科书，该做法却并未延续，迅速回归“取百家之说”的文化状态。宋代新传统下的多元性，同明清时期独尊程朱理学的做法有本质差异。在科举与学校的关系方面，二者的结合同样几经反复。早期科举考生的来源非常多元，至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认为知识性考核无法衡量个人的道德品行，规定考生必须先入学校，由老师先行考核其日常举止。这一政策很快被废除了。但熙宁变法时，王安石的“三舍法”却从实际上将科举与学校结合起来，太学“上舍”毋需科举即可授官。最后，陈文龙提醒我们，科举入仕之外，宋代依旧存在极为庞大的恩荫群体。科举士人在中高层官僚中占据主流，可以越级升迁，但数量更为庞大的中低级官职往往由荫官担任，其它入仕途径还有胥吏、军功等等。宋人多元立体的考核、选拔体系，对今天的我们或许也有借鉴意义。

▴

中国科举博物馆收藏的清朝考生“小抄”

清末考试形式的“除旧”与“布新”

陆胤老师将我们的目光引至清末民初。他认为，如果撰写一部中国考试史，晚清将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是时，科举制度有改有废，西方的学校体制也开始引进。陆胤指出，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说法并不确切，因科举是选官制度、学堂是教育制度，二者实际并不对立。晚清考试制度除旧布新，“除旧”在于废除科举，“布新”则是考试形式的巨大改变。废科举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极为复杂。近代学者批评科举，其实并非批评考试本身，也不是批判科举所维护的社会体系，而往往从形式着眼：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1896）一文，主张上溯“古之科举”以解决宋以来的考试流弊，针对当世科考败坏学校教学、录取过严、所考非所用等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清廷设置学堂奖励出身、设立经济特科、改试论策三项改革。在此，维新思想家们并未否认科举的社会作用，仅对其具体形式提出了可能的改制之方。民国初年，孙中山倡“五权分立”，向西方“三权”框架内添入了“考试权”“弹劾权”，也是源出中国的文化传统。“考试权”来自科举，继承了科举社会的平等理念、竞争机制，尤其强调维系国家统一的社会动员功能。此外，晚清始将升学考试与入官考试分割开来，尝试实现“政”与“学”的分离，使政治成为职业化的选择之一。然而，陆胤提醒我们，“学成”仍然是“为官”的基础，晚清学堂的考试规章，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科举遗风。总体而言，晚清的考试形式完成了从考察“作文家”到选拔“做题家”的转变，“格致”逐渐代替经义、策论。新学堂初入中国时，清人仍以作文的形式考察科学问题，这正印证着中国人接触西学的特殊现象——未从科学事实或实验方法入手，而首先接受了科学主义、科学观念。学堂考核改用答题计分的现代模式，也曾在师生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可见，这些我们如今看来习以为常的教学考核方式，其实都是清末人们需要理解、消化的新事物。

“超级社会问题”的革命史视角

紧随着三位学者的历史考察，应星教授为教育问题引入了革命史、社会史视角。在应星看来，今天的“教育-考试”问题已然成为一个“超级社会问题”，成为超学科、超单位、吞没所有其他兴趣的兴趣，成为牵动整个社会的共同焦点。应星以革命时代的教育和考试为切入口，讲到洪秀全、孙中山与近代革命开端：洪秀全三次应试失败，却在应试途中与传教士发生联系，直接催生其革命的思想基础；孙中山生活在科举时代，却自小接受纯西式的教育。而萌发于北大校园的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应星观察到，早期党组织的领袖中坚多为师范生。免费师范生能够吸纳众多来自中下阶层的有志青年，借新式教育来实现知识跃升，最终又往往回到农村家乡去。事实上，师范教育对当时的社会流动作用有限，却成为革命思想激发的重要背景。五卅运动后，乡村教师更成为了共产党动员广大农民的重要力量之一。建国后，教育领域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希望党科层化、正规化，完成相对精英化、系统化的教育建设；另一方则强调党的人民性、群众路线，要求教育向工农开放。二者虽未必截然对立，却切实呈现出“普及”与“提高”间的张力。另外，应星补充道，以1977年为界，我们对“教育公平”的理解也发生了转折。1977年前，“公平”曾在于放弃考试形式、不为工农大众设置门槛；1978年至今，“公平”却被认为需依靠考试实现，这一变化非常值得思考。

▴

七七年高考的考点现场

从大学传统看考试的神圣意涵

论坛最后，渠敬东教授高屋建瓴，从“神圣性”与社会责任角度完成了对考试问题的宏观收束。渠敬东认为，考试尽管残酷，却牵涉着国家发展与个人未来的命脉。考试的随意化、虚无化，必将导向教育史的低谷、学术研究的低谷，乃至整体人才的低谷。考试的意义是什么？国家考试的意义又是什么？渠敬东提醒我们，在“改变命运”、左右个人前途温饱的作用之外，考试更具备“神圣”的超越意义。从科举到高考，考试部分打破了凝固的社会上升渠道，成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即为改革开放等重大国策建立了全面的合法性。第二，考试是知识神圣化的象征。如今，知识可以功利化、工具化，应用技能却并非科学知识，遑论“神圣知识”。唯有经典方能充任“神圣知识”的基础，考试因而与毕业制度、学位制度一样，可视作延续现代文明的根本机制之一。现在的我们为什么失去了考试的活力？渠敬东指出，如今，考试被视作仅与个体的利害得失有关，大学失掉了知识神圣性的基础。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大学和考试的意义——被给予的知识承载着人类历代的积累与传承，牵动着自然的“神圣感受”。如此，考试形式尽可不拘一格，如对经典以诵读讲解为主，对学问以论辩为主，甚至可以用戏剧表演的方式进行考核。否则，倘若大学考试只是一种学科划分下的形式化环节，大学精神也将流于“小我”的实现和资源置换，我们又将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和学者？

讨论环节

▴

“考试与中国社会”线下会场

2022年6月12日

主题报告环节后，与会专家围绕上述议题及报告的诸多细节展开了讨论。无论是紧贴现实的经验分享，还是具有批判性又中肯的意见和跨时空的历史观照，都为我们重新理解、建设、完善当下的考试制度提供了珍贵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