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至30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6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多视角看基层社会”。此次论坛历时两天，十余位学者从各自的学科与视角出发，分享了与基层社会有关的研究问题与研究心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

论坛伊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陈侃理作了主旨说明。陈侃理简要介绍了中国史研究中“基层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演变的过程，认为最近二三十年来，得益于“眼光向下”的新史学观念与各类新材料的发现，基层社会成为令人瞩目的研究热点，但受限于文献性质，目前秦汉基层社会研究仍集中在制度史方面，缺乏新的思路，因此，进行跨学科交流很有必要。

一

首场报告，陈侃理老师带来题为“聚落、政区与编户组织——再思秦汉国家中的乡里”的主题发言。陈老师指出，作为县以下的基层单位，秦汉国家的行政里首先以原有的城邑、聚落为基准而设置，遵循了地域性原则，其次才顾及户口规模。但邑、里的地域性有其局限，无法超出单个聚落。乡从单一聚落到广域政区的转变，弥补了里以聚落为单位的局限。评议环节，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吴靖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指出，秦汉帝国和地中海地区的基层整合方式具有相似性。从古风时期开始，包括雅典、罗马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区域城邦，都出现了拆散土著聚落、重新编排新部的做法，本质上也是为了打破血缘宗族，建立理想国家，并在此情形下产生了行政成本、社会风险和暴力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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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理老师发言

随后，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李文丹发言，主题为“格里高利九世在罗马城：13世纪教宗国的基层政治与社会”。李文丹老师从作为罗马城领主的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位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罗马城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引申开，梳理了中世纪教宗国和罗马城市公社的相关背景，并逐年还原了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罗马城的仪式活动与行政角色，重构了教宗、罗马贵族和城市平民在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由此，李老师进一步提出对历史中的小事件、小范围社会生活（如拆塔、清理河道、争夺烤面包权利等）的思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是国内研究韦伯的专家，他在评议时强调，教宗如何对罗马城的政治施加持续的影响是韦伯“城市”部分没有充分体现的内容，李老师报告集中讨论了教宗和罗马贵族集团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教宗与帝国皇帝的代理人战争），也充分体现了教宗对罗马公民结社的影响，因而该报告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城市社会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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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颁布教令》，拉斐尔

二

第二场报告中，田耕和丁冠兰围绕“‘不做和事佬’：18世纪中期蒙盐内输所见的‘内边疆’政治”展开论述。基于雍正末期至乾隆四十三年河东盐区由蒙盐内侵、买运蒙盐、更换运商等引起的条块互动与冲突，报告揭示了在中枢、河东盐政与山西地方的互动中，在组织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盐内输的诸多事宜和对地方官的管辖与监督等方面，晋抚逐渐从推诿走向了“一肩挑”的中心。这是自康熙以来条块关系变化的一个后果。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毛亦可主张条块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向“一肩挑”的方式，二者更多时候是协同合作的，并着重对条块之间交叉协调、互相沟通的情形做了补充。与会学者还就报告内容是否涉及“内边疆”、主题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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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老师发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昝涛发言，题为“中国近代边疆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以清末新疆基层宗教人士为例”。借助《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土耳其总理府档案等已经刊布的资料，昝老师讨论了18世纪中期被纳入清朝统治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期间，新疆宗教阶层的构成以及他们在穆斯林基层社会中扮演的司法角色，并分析了“因俗而治”和“中央集权化”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及“跨社会体系”中基层统治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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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契约文书

选自张世才《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译注》

他认为，由于文化认同的因素，该时期宗教势力的影响一直比较强大，中央政府往往无法深入基层。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反思了印度史中的基层法官形象，比较了莫卧儿帝国高层、基层不同语境中的“伊斯兰话语”，随后提出清朝治理基层社区和印度穆斯林皇帝治理基层社区存在一定共性——二者都面临帝国执法人员与地方教职人员立场、情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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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老师发言

接下来，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吴靖远发言，题目为“从阿马斯翠城看元首制时期帝国边陲的区域间社群整合”。相关文献反映出罗马帝国在短时段内对边陲区域间社群的整合存在三种状态：中央移风易俗、驯化地方；地方佯作驯服，以维持自治；中央地方建立默契，双方保持距离。本次报告，吴老师提出了第四种整合方式。报告利用田野考古发现的若干石刻史料讨论了阿马斯翠城的地理环境、聚落形态和人口流动等问题，指出位于内陆山地内的聚落早先只是名义上划归阿马斯翠之下，随后才逐步整合进阿马斯翠城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又通过比较石刻中纪年方式的差异以及标识“城籍”的现象，说明大型城镇化聚落间，存在需求驱动的人口流动和聚集所造成的、长时段下的整合效应。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助理教授杨坤提出，罗马帝国的边陲整合与西周王朝对黄河流域的行政控制具有不少相似之处，并就石刻的出土环境、帝国征服之后带来的族群聚居、融合等问题向主讲人提问。吴老师精美的PPT内容与本次报告恰到好处的配合，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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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靖远老师发言

三

第三场报告中，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新刚就“‘氏族’？‘贵族’？——重思古风时期雅典的genos”进行发言。张老师发现，既往学者将“genos”翻译成“氏族”是受到人类学概念和罗马“氏族”（gens）范式的双重影响。现有理解则主要有：认可彼此亲缘关系以及认可彼此出自同一祖先而未必真正具有血缘关系的群体，翻译为“家族”或“宗族”，并且强调genos在宗教崇拜以及选任祭司等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学界对genos意涵的不同解释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城邦形成理论范式，张老师认为有必要将genos放回到古风时期雅典（阿提卡）的政治整合过程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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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伊瑞克提翁神庙

genos作为“祭祀—地方性—精英”群体要争夺在新的政治结构中的位置，从城邦的演进视角下考察genos可能是理解它作为雅典基层“社会组织”的关键。评议环节，李文丹老师指出，概念翻译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领域，例如西方中世纪的“家族”与西方古代的“家族”间有着颠覆性的差异。如果把genos类比为西周的“氏族”而非人类学概念中原始社会的“氏族”，那么“家族”和“宗族”的译法并不一定比“氏族”的译法更贴切，或许还可以参考中国史中的“世族”一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以“‘双轨制’的内部张力——湘乡曾家与地方政治”为题发言。报告借鉴费孝通先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制”来探究清末官府、士绅、民众之间的关系，引入“双轨”背后的“政统”和“道统”。其次，凌老师聚焦道光二十八年至咸丰元年间的湘乡曾国藩家族，通过曾国藩与其弟曾国潢、其父曾麟书在家书中所反映的各自立场和活动，分析他们在双轨制中的不同位置与实践路径，以此探究双轨制内部的张力结构——即曾国藩具有严格分开双轨、分开政统与道统的倾向，代表了双轨制在理念层面的分离与张力；其弟曾国潢的家书则反映了双轨在实践层面得以联系起来的向心力与危险，二者最终在地方上结合为父亲曾麟书与知县朱孙诒在公事上的倾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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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家书》

评议环节，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苗润博就平行双轨是否真实存在、曾国藩家族对于研究基层社会的典型性等方面提出质疑，特别强调了明清历史情境的复杂性。与会学者也各抒己见，交流了对双轨、道统的适用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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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四

第四场报告中，毛亦可围绕“雍正朝的整饬士风——试论18世纪中国的新型基层控制”的主题首先发言。利用新发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雍正朝《学政全书》，尤其是其中关于惩治防范贡监生员日常品行的学政事例，毛亦可老师在报告中详尽梳理了雍正朝整饬士风的四项主要措施——从严从重审判贡监生员的犯罪行为，削弱贡监生员的特权地位以防范其一般劣行，就贡监生员日常行为推行定期登记汇报等档案管理制度，以及饬令士子加强学习皇帝圣训与国家律例，并指出其目的是实施集权、加强思想统治并确立学臣—地方儒学系统的“垂直式”管控，以打击绅士的“封建化”倾向，从中还可以总结出雍正朝整饬士风的特征及其体现的雍正所追求的政治秩序。评议环节，凌鹏老师认为，顾炎武、雍正与乾隆三者对士风的理解并不一致，同时询问了门簿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法和程度，以及乾隆初年整饬士风措施的延废与更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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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钦定学政全书》

随后，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陈莹雪发言，主题为“‘灵魂份额’：古代晚期基督徒的财产处置——从帝国立法到地方实践”。陈老师主要探讨了基督教的财产观念对帝国立法和地方实践的影响，包括帝国立法与地方实践之间的互动。从帝国立法角度，查士丁尼时代出台了很多规范、鼓励宗教性财产捐赠的立法，而且立法方面有一定的激进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对法尔其第份额的无视、挤占乃至废除。后者确立于古典罗马时期，旨在防止遗嘱人过度遗赠，保障家族继承人的财产权益。从地方及个体实践角度，由当时埃及纸草文书中的多份遗嘱可知，遗嘱人会在“爱家人”和“爱灵魂”之间实现一定的平衡，并将法律作为爱灵魂的工具。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助理教授林丽娟在评议时一方面肯定了报告所选择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题目，涉及神圣和世俗之间、国家立法和基层实践之间的持久张力，另一方面提示遗嘱中出现“不可反悔”的内容可能体现的是埃及固有的传统，抑或为了照顾东、西方传统差异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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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莹雪老师发言

五

第五场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王珞发表“市井中的圣人：一个13世纪欧洲基层教士传记中的社会失序与重建”。报告通过传记材料讨论了一位公元1200年前后活跃于康布雷城（今天法国北部）的基层传教士——康汀布雷的约翰的生平行迹和社会角色，由此说明中世纪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多中心、多层次权威互相交叠的复合体，完全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治理难以存在，因此地方人物在不同权威间进行选择、向上议价是中世纪地方社会运作的常态。面对中世纪盛期（12、13世纪）经济急速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失序和价值紊乱，以康汀布雷的约翰为代表的地方知识分子，发挥了斡旋于各权力中心、教化民众、重建秩序的功能。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崇明对中世纪的公共治理和国家形态、约翰的身份何以介入司法事务以及圣徒传的史料可信度与形象建构问题向主讲人提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徐冠勉围绕“从乡村到全球？——一位17世纪末巴达维亚乡村女种植园主的视角”展开论述。徐老师首先反思了微观史、全球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空间要素问题，接着结合一张巴达维亚种植园的测量地图，以及保存在海牙档案馆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乡村档案，讲述了17世纪末一个名叫Tan Hiamtse的乡村女种植园主为保护因殖民战争而死的丈夫的遗产提起土地诉讼的故事。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及这个故事不仅限于巴达维亚的乡村，还牵涉到爪哇岛的战争与劳工、荷兰帝国的土地制度与市场和权力关系以及中国的移民与技术等问题。最后，徐老师强调，应该回归历史现场，把空间放在时间里，而不是把时间放在空间里。评议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阳认为，报告运用殖民公司保存的档案史料展现一个普通女种植园主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殖民时代印尼社会生产生活的具体场景，并引入了全景式的广阔视域进行考察。报告的这一主题与目光十分新颖，可以进一步详细补充其中瓜哇人的来源、流动与定居过程。

六

最后一场报告报告中，张忞煜老师发表了题为“从佛教的灭亡到甘地的胜利——一个基于农业村社的长时段印度史假说”的演讲。张老师主张跳出东方学内部的“中印对立”叙事，以中国而非西方历史和社会为参照物，从基层社会出发重新摸索一条观察印度历史的线索。报告从父系家族主导的农耕村社生态出发，提出了一个古代印度“礼法社会”的概念，并认为稳定的村社秩序和灵活可变的上层统治集团是印度历史的基本现象之一，又进一步结合印度佛教灭亡的另一种假说（处在特定结构功能位置的佛教僧团被整体“剥离”出印度社会）、莫卧儿王朝的早期现代军事帝国基础、以农村为根据地的自下而上“脱钩”的反英去殖路径三个案例加以印证。评议环节，徐冠勉老师就印度基层是否存在连续性、印度和中国比较的可能性等方面提出了疑惑，并建议主讲人选择印度一个具体的区域展开比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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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忞煜老师发言

七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史阳发言，主题为“菲律宾的选举与政治文化——从2022年菲律宾大选中的刻板印象和话语叙事谈起”。报告以2022年菲律宾总统大选选出小马科斯和他的高得票率为起点，分析其中长期存在的“民主橱窗”“独裁者之子”等刻板印象与上层和底层两套历史叙事、社会话语，讨论了菲律宾政治制度的缘起、发展、调整和特点。史老师指出，菲律宾政治的实质仍是传统庇护制政治文化背景下，各个政治家族由家族内的强人主导进行纵横捭阖、分配利益的家族政治。史老师继而阐释了家族政治作为这一传统政治文化核心要素，是如何深刻影响和模塑了现代菲律宾的政治制度，即以自身特色为主的菲律宾民主政治与政治家族是如何逐步从西班牙殖民时期、菲律宾革命时期、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独立后演变至今的。崇明老师在评议时指出，围绕家族政治如何利用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否对家族政治具有一定现代影响，菲律宾现代化的方式与菲律宾人的自我认同等进行了全面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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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就此，本次论坛落下帷幕。与会学者围绕“基层社会”这一主题，发挥各自学科的特色与优势，交换意见并充分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活动结束前，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此次论坛是一次开放的、成功的跨学科尝试，实现了以文会友、委诚求当的目标，也期待未来能够继续举办更多这样的跨学科对话，延展议题的方向与学者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