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7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7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胡适的生活世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研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安徽大学、温州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伊始，文研院邀访学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致开场辞。潘光哲老师表示，胡适先生于1917年回国任教北大，直至1948年离开。在北大任教和工作的这些年里，胡适先生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举世皆知，而且北大也一直是胡适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的诞辰，这一天在北京大学举办胡适先生的纪念工作坊意义格外深远。

※ 胡适的人际世界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夏寅首先带来主题为“留美时期胡适及其友人的志业选择与文学议论”的分享。胡适从1910年出国到1917年学成回国，这7年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文学革命”的酝酿和提出。但学界对于催生胡适“文学革命”这一方案的具体时空背景所知尚不充分，因此，可从当时留美学界的知识环境、在美华生的交往氛围、胡适个人的人际网络、参与者们的个人背景等四个方面加以追索，以期让日渐扁平的历史认知重新变得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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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归国前夕的胡适

随后，夏寅博士以留美期间对胡适在志业选择和文学讨论等问题上，发挥了启发作用的关键人物——梅光迪和许肇南——为例分别展开论述。首先是胡适早年的密友梅光迪。1909年，经同乡好友胡平的引荐，胡适与梅光迪相识于上海，次年同应庚款考试。但梅光迪当年落榜。1910年8月，胡适先赴美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读。1911年8月，梅光迪赴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胡适“为之狂喜不已”。二人年纪相近，性情相投，都能文好辩，自期甚高。而且他们都对中国古学颇有热情，各携古籍千余卷赴美，是崇尚实业的留美学界的“少数派”。留美初期，胡适受“实业救国”的流行观念影响，一开始未能在“文学”和“救国”间建立逻辑通路，一度颇为焦虑；而在梅光迪的价值体系内，文学具有不言自明的崇高价值，对自己“小众”的志业选择高度自信。随着胡适与梅光迪的深入交往，二人在志业选择上逐渐得以相互确认。1912年初，胡适转入文学院就读，这一举动少不了梅光迪的示范鼓舞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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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1890-1945），文学家，学衡派创始人，是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学衡》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除梅光迪外，另一个对胡适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许肇南。许肇南与胡适同榜赴美，入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专业为机械工程。许肇南所习虽为实业，对中国古学亦有兴趣，曾与梅光迪讨论颜李之学，梅氏推崇他是“中人之佼佼者”。另外，许肇南老成练达，富于组织能力，为砥砺同学读书不忘救国，在太平洋舟中发起成立“赔款学生会”。许肇南还与胡适通信，率先提出应该在留学界创办一种“中文报”，以祖国语言文字作为激发爱国心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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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年报》于1914年改组为《留美学生季报》，任鸿隽、胡适等都曾担任主编。

胡适的许多新体诗文以及《文学改良刍议》都在这份重要的刊物上发表。

许肇南和胡适、梅光迪一样，都持有一种重道轻器、重本清末的救国观。同样赴美留学的饶毓泰、胡先骕和任鸿隽等人也在此问题上，在个人著述和往来通信中表示出相似的态度。之后，“少数派”队伍之间的认同与交流不断增多，形成了一个精英式的小圈子。与此同时，他们的讨论方向也愈发集中，终于凝聚和提出“创造新文学”的核心议题。1914年夏天，胡适与任鸿隽、杨铨、梅光迪、许肇南在绮色佳（Ithaca）实现空前的大聚会。“创造新文学”的议题在友人圈中得到了相对集中的讨论，成为胡适“文学革命”方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前背景。夏寅博士最后总结道，对留学界舍本逐末、重器轻道、重实业轻文科的流行风气的批判，是胡适及其友人的一大共识，并影响到他们的志业选择。在“为中国造新文明”的自我期待下，胡适等人的议题逐渐向文学凝聚。1914至1915年，“创造新文学”和“文学革命”的提法，成为胡适友人圈中的共识，而非胡适一人的专利。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引发了激烈的诗学论争，并催生了胡适、梅光迪等学理不同的个人方案，未来回国后的种种论争，都由此发端；胡适最终选择以“文学革命”为实现“中国文艺复兴”的杠杆，实为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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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诸多文化名家与胡适有着密切的关联，北京交通大学文化教育中心讲师唐娒嘉从胡适与熊式一的关系入手，考察二人多年间矛盾交织的人际交往。唐老师指出，与同样蜚声海外文坛的中国作家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史研究中广受欢迎、热度不减相比，同时代的戏剧家熊式一显得格外地身后寂寞，可谓是“现代文学史中的失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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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达《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1931年，年过三十的熊式一远赴海外去伦敦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学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其遭受学历歧视下的无奈选择。由于部颁条令的明文规定，出身北平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的熊式一，想要在国内大学谋得教授职位无比艰难。当时，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向熊式一伸出橄榄枝，但因熊式一缺乏海外留学经历，聘任事宜只得作罢。陈西滢的登门拜访主要与熊式一受到徐志摩的青睐密不可分。而熊式一之所以能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则主要源于其拜访胡适的机缘巧合。原来，1930年代初，熊式一将英国戏剧大师巴蕾（James Barrie）的戏剧全集译本送交胡适，希望能得到出版支持。由于胡适家中时常高朋满座，难得闲暇，于是请徐志摩出面把译稿送还给熊式一。不过胡适尽管事务繁忙，却还是抽时间阅读了熊式一送来的译稿，并阅读了巴蕾的戏剧原文。胡适认为熊式一的译笔拙劣，缺乏原著的幽默风趣。待到与熊式一面谈时，胡适措辞委婉了许多，但熊式一从胡适的表达中窥见了其真实态度。

熊式一出国后不久即在导师——莎士比亚研究权威聂可尔教授（Allardyce Nicoll）的鼓励下投入到对中国戏剧的翻译与创作中，并于1934年借助戏剧《王宝川》的出版与舞台演出大获成功。熊式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胡适的否定态度大有关联。熊式一不服气胡适的“差评”，通过自身的努力钻研，通过与英国文坛戏剧大师等的结交，特别是与聂可尔教授与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往来互动，获得了自信，因此反过来指斥不是自己译笔不佳，而是胡适缺乏眼光，并且有意以英国戏剧大师与研究者所言为自己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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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28日，伦敦小剧院首演熊式一改编的戏剧《王宝川》。图为《王宝川》中抛绣球招亲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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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一（左一）与萧伯纳（右二）

即便胡适并不认同熊式一的译笔，但他对熊式一赴英求学一事确实是出过力的。一方面，胡适接受了熊式一的译稿，让他以这笔稿费作为赴英留学的经费。另一方面，胡适对促成熊氏之翻译顺利出版也算得上尽其心力，还提议请余上沅帮助译稿进行校正润色。然而，熊式一对胡适的帮助并不领情，一是认为胡适之所以接受他的译稿，不是因为认可他的翻译水平，而是顾念亡友徐志摩的缘故；二是对胡适提出修改润色译稿的建议感到大受其辱。于是，熊式一断然拒绝了胡适的建议，胡适对修改之事也不再坚持。熊式一最终拿着胡适帮助下中华教育基金会的几千元稿费顺利出洋了。

不过不知是由于胡适对熊之译稿文笔不满意，还是由于熊式一拒绝了校正提议，或者由于战事突然爆发，熊式一的巴蕾戏剧全集译本最终未能出版。而熊式一对胡适帮助的不领情既与胡适对其翻译创作多次否定有关，又或多或少与胡适未能履约出版其巴蕾戏剧全集译稿不无相关。胡适晚年对于熊式一的不领情与心存芥蒂也有了一定了解，他对此颇感委屈与无奈。直至胡适去世，二人之间的心结都未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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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环节，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陆发春首先就夏寅博士论文作出点评。陆老师认为，夏寅以胡适留学日记、留美学生刊物和朋友书信为主要史料，将视野放置在胡适与友人的志业选择和文学讨论之上，围绕“创造新文学”的核心议题展开论述，并且将胡适的生活世界与文化思想世界紧密相连，拓展和延伸了胡适生活世界的研究。他提出如果将研究视角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观察之下，值得进一步追问和研究的问题便是：为何中国新文学在近代演变过程中无法在国内产生，而是诞生于以胡适为中心的留学生群体。

对于唐娒嘉老师的论文，陆发春老师指出，关于熊式一以及他与胡适之间关系的考察，在以往的研究中较为稀缺，唐老师细致严谨地梳理了熊式一的文学作品以及与胡适等人的书信往来，生动形象地展现出胡熊二人的关系演变，同时也对身处其中的人际交往、时代背景、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探究。作者着重论述了胡适对译稿的“差评”严重影响了熊式一的留学决定和后续交往，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胡适同时代的国内其他文学家（如林语堂）对熊式一的翻译，同样秉持不认可的态度。如果将这些人的态度和观点与胡适的态度结合起来，以一种更为横向性的社会视野去看，应该会得到更多的收获。陆发春老师最后提醒，人际关系有多种，于学人关系而言，以好坏为标准作区分并不足够，值得深入探讨二人之间关系的复杂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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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至1945年，胡适赴哈佛大学开展了为期一学年的客座讲授。对于哈佛讲学的始末与讲授内容，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赵靖怡进行了细致研究。赵靖怡首先从胡适接受哈佛讲学的邀请谈起。在卸任驻美大使职务后，胡适的时间变得灵活和充裕，希望重回学术研究的“象牙塔”。恰巧哈佛的中国历史和东亚史领域的教授在休学术假，需另请专家开设中国学相关课程。最终由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出面，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资，邀请胡适来做一学年的客座教授。

赵靖怡本研究所采用的史料资源主要有三类，分别代表了主讲人、助教、听讲者三种视角，试图还原哈佛“中国思想史”的历史情景。其一是《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为胡适哈佛讲学的千余张“草稿”大纲，每张纸片上只有数行字，是胡适讲学的思维大纲。其二是《杨联陞日记》。杨联陞其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他在日记当中记录了师生交往、哈佛课堂的细节。其三是《梁方仲遗稿·听课笔记》，是梁方仲的旁听笔记，为胡适实际讲授内容的记录，与胡适授课纲要互补。依据上述史料，赵靖怡考察了胡适哈佛讲学的课堂基本情况（包括选读书目、授课进度和听课人数）。通过对课程选读书目的分析可以看出，《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是胡适在此前约四十年的学术工作基础之上，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勾缀、增删、修改而成的易于理解又有学术深度的课程手稿，折射着胡适一生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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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授课讲座的手稿

随后，赵靖怡将论述重点放在胡适的哈佛“中国思想史”授课框架方面。胡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常用框架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总纲（即“三个一千年”）。一是中国思想的原生时代，即公元前一千年，这是人文情感、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勃发的时期，中国社会的民主、自由、智识的思想发源于此。二是中古时期，即公元后一千年，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深受佛道宗教的禁锢，人的世俗情感、理性精神被狂热的宗教迷信所压制。三是近世时期，即宋代以来一千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中国的理智再生时期”。而胡适在哈佛的授课纲目有五大部分，分别是“Beginnings of Chinese Thought”、“The Medieval Age”、“ The Age of the Medieval Religions”、“ The Age of Rational Philosophy”、“ The Age of Revolt against Rational Philosophy”。总的来说，胡适哈佛“中国思想史”的授课框架既吸纳了殷墟考古成果，将“上古中国教”纳入“中国思想的起源”；又十分重视“经典时代”，强调中国思想的自主性，论证汉代以来中国本土思想的发展；还详细区分了中国“印度化”的四个阶段（即大量借鉴、抵制和迫害、本地化、化用）。

赵靖怡最后总结道，实际上，“中国的印度化”这一思想史框架与“三个一千年”框架共同构成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体系。从思想内涵来看，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可分为“破坏”和“建设”的两方面。破坏的一方面，是中国思想不断挣脱中古宗教文化思想束缚、“反印度化”的过程。建设的一方面，是中国思想以“三个一千年”的历史规律，不断复苏原生时代的人文主义、世俗情感和理性精神。挣脱与复苏，构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两个侧面。从历史框架来看，中国思想的“印度化”和“反印度化”正包含在“三个一千年”框架的“后两千年”之中，“印度化”“反印度化”的分期使“三个一千年”的框架更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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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哈佛“中国思想史”的授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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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讲学之外，胡适后期在加州伯克利的讲学同样是考察胡适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事件。为此，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席云舒以“1956年赵元任邀请胡适赴加州伯克利讲学始末”为主题展开分享。关于伯克利讲学及其讲座，胡适仅在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为题的演讲中提及此事，在现有出版的各种胡适著作、文集、日记和书信中均无记载。如今，加州伯克利赵元任档案和台北胡适纪念馆藏的胡适、赵元任往来书信，以及刚刚出版的《赵元任日记》，为揭开胡适伯克利讲学的详细过程提供了可能。

1955年5月7日，赵元任致信胡适，希望帮胡适申请伯克利的校董会教授职位，来进行讲学，并期待胡适邮寄他的出版物、研究计划(如中国思想史)和讲座文稿。之后，胡适与赵元任进行了多次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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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赵元任的书信往来。

书信末尾有两人幽默俏皮的简易画像。

为了胡适顺利在伯克利担任校董会教授和开展访学，赵元任等人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最终，在赵元任等人的极力推荐和努力下，1956年9月4日，加州大学正式发布聘任胡适为校董会教授的官宣文件。文件上称：“秋学期旅居伯克利分校期间，这位哲学家外交官将在哲学系讲授‘中国思想中的科学方法’，并就‘中国的文艺复兴——1000至1955年’这一主题举行10场以上的演讲，该演讲由哲学系和东方语言系联合主办。”“中国思想中的科学方法”是胡适给伯克利分校开设的一门研究生课程，而“中国的文艺复兴——1000至1955年”则是10场面向师生和社会的公开演讲。这10次公开演讲，胡适留下了480页手稿，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系统论述，比1944—1945年的哈佛讲座更为完整。这些手稿目前保存在胡适纪念馆。

其实早在加州大学发布官宣文件之前，胡适与赵元任、加州大学校方等就讲学的主题、课程时间、住处选择进行了多次沟通。1956年7月8日，在胡适抄送给赵元任的信中提到：“可以建议研究生课程的题目为‘中国思想中的科学方法’。课程是对过去九个世纪里中国本土思想和学术中批判性的、本质上是科学的方法论的发展进行历史研究……公开演讲的公告建议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公元1000-1955年’。这是一系列10或12个公开演讲，讲述中国许多认真努力的故事，首先，实现她的文化重生和信仰；最近的一个世纪，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实现她自己的文学和思想复兴。”

最后，席老师简要总结了胡适为伯克利讲学准备的提纲和手稿，并对几个版本的胡适讲座日程和主题进行了比较。一个版本是克莱蒙特陈受颐档案里收藏的胡适伯克利演讲日程，另一个版本是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的目录，还有胡适经过两次修改提交给伯克利哲学系的演讲提纲。通过比较，发现两种版本在三个主题方面存在差异，席老师认为克莱蒙特陈受颐档案里收藏的胡适伯克利演讲日程更为准确。通过新发现的几份题纲，我们可以重新梳理胡适纪念馆保存的480页胡适在伯克利10次演讲的手稿，那份手稿席老师已全部整理并翻译出来，但由于胡适纪念馆将其分成10个档案，档案目录和手稿存放顺序均不准确，造成了很多混乱。这几份演讲提纲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该手稿每一讲的主题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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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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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潘光哲老师对上述两个主题分享进行评述。潘老师认为，两场分享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尽可能地利用各式各样的材料来逼近历史事实。不管胡适是在当年的哈佛，抑或是在伯克利，当时讲学的缘起、具体内容、讲座的效果等都还未彻底揭示，两位作者都花费了较大力气，重建了胡适当年访学与授课的历史场景。

潘光哲老师提出研究继续深入的可能性，第一，可以超越史实重建的层次，将两次讲学放置于胡适学术思想的高度上来做理解与反思。换言之，研究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胡适讲学的历史时间。在这一方面，赵靖怡的研究已经自觉地朝这一方向努力，比如她将胡适在哈佛期间中国思想史讲座的内容与胡适前后思想史的观点作比较，试图展现胡适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解以及变化。相较于此，席云舒老师今后还可以将胡适在伯克利讲学中重点讲述的“中国文艺复兴”观点放置于他的整个思想脉络之中，以此审视胡适在伯克利讲学前后思想的延续和变化。

第二，两篇文章同样牵涉到一个更大的时代空间。胡适的两次讲学，一次在战争期间，一次在战后。如果从胡适对两次邀访的态度来看，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与其他汉学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伯克利访学前，胡适说他不想去跟美国的汉学家“抢饭碗”。进而言之，可以将胡适讲学放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脉络之中来做理解与认识。因为战后的美国，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崛起，东亚领域中的“中国研究”变得愈发重要，“中国学研究”的院系日益壮大，研究人员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其弟子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人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国研究。与之相反，胡适这一代人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因而，我们可以从胡适访学美国的两次历程中，观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社群之变化，以及美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以此来思考更大的国际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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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履历卡片

※  胡适的学思因缘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陈通造以“具身参与、社会想象与青年胡适的美国政治经验”为题目展开汇报。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不仅亲眼目睹了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诸般实际，也切身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之中。在同辈学人之中，胡适能够自始至终坚持民主的、自由的政治信念，与胡适在美“具身参与”政治的实践有关。何谓“具身参与”？“具身参与”美国政治又对胡适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具身参与”的概念借鉴自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泰勒认为，社会理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层次为教条性的理解，另一个层次则是“把一种文化的任意内容之下的基本原则铭刻在表面上微不足道的穿着、举止或身体和语言态度之中”的具身的理解；还有处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经由仪式、符号和艺术作品所表达的“象征”的理解。在现代西方的政治实践中，人们作为“参与者”共同投身统治自己的事业中，以此获得对政治的“具身”的理解。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自觉投身到政治活动之中，“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事业”。胡适认为“社会改良之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这种自觉的政治参与“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从参加世界学生会到参与美国大选投票，从亲历进步主义时期的女权运动到为新生的“共和中国”奔走鼓吹，胡适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地参与到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之中，获得书本之中无法获得的“具身理解”，这种“具身参与”形塑着胡适西方社会与美国民主的认知，也坚定了胡适对美国式民主的信念。最后，陈老师强调，理解胡适，不仅需要还原他的本来面目，更需要将其代入到当代的语境之中。将胡适作为方法，探索胡适思想背后关于民主制度，关于中西文明等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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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评环节，潘光哲老师指出，胡适的日常生活经验塑造着他对未来社会的想象，除了在美留学的八年生活，胡适晚年实际上也生活在一种“现代”语境之下，这些都会对他的政治态度形成影响。胡适在美国亲受民主制度的洗礼，由此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的忠实拥护者。然而，为何胡适没有深入思考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与缺陷，反而成为了“美式民主的拜物教徒”，这一奇怪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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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胡适作为国际学生大会代表与时任国务卿会面

近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这一时期的学术，中西交杂，新旧并举，胡适是此一时代的引领者，亦不免受到时代之影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甄皓涵的关注点是胡适学术的传统知识资源，他通过排比胡适的学术观点与著述版本变化，考察胡适“中学”成学路径，特别是“清学”新知刺激他学术风格转变的过程。胡适举业式的开蒙教育与“新学堂”的就学经历，给予了他驳杂但不深入的“中学”知识基础。只因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研究需求，胡适才通过借鉴清代“汉学家”考据成果初涉并逐渐服膺“清学”，继而尝试在研究中效法音韵训诂等传统治学方式。归国任教北大后，胡适对“小学”与“清学”愈发热衷，表现出他对“清学”认知的深化和治学风格的转变。故五四后，胡适选择从“清学”重返学术，更在此语境下写出《新思潮的意义》等一系列宣言，意在将“文明启蒙”导向“整理国故”。总而言之，胡适的“中学”的修习机会多来源于成学后的“自学自研”，更部分地冲击了他的“西学”思维。此个案折射出民初知识人的代际知识特征，“西学”改造传统思想这一经典论述，仍有较大讨论空间。

除了“清学”，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是胡适的学术底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姗姗探讨了胡适关于科学的人生观的论述及其对杜威的继承。在以往印象中，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关于科学人生观的论述没有延续杜威的思路，而是受到赫胥黎的影响，反映了“19世纪科学观的路数”。实际上，胡适的论述正是继承杜威思路的结果。首先，胡适的论述是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新学制课程标准制定的双重背景下提出的，代表着当时教育界主导势力的主张。针对具体情境下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正是实验主义哲学的要义所在。其次，胡适的论述虽然淡化了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所提出的更富实验主义特色的思路，却继承了杜威在《新人生观》讲演中较为通俗的思路。这种通俗论述有助于通过教育系统在青年学生中宣传与人生问题相关的科学观念，却未能将实验主义伦理学的精义引入中国，将从哲学层面探讨人生话题的话语权让渡给了德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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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评环节，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妍杰指出，处于学术转型时代的胡适，其学术研究有着中西融合、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点。在传统的一面，胡适与传统“汉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需要敏锐的嗅觉来捕捉两者之间微妙的关系，同时也要注意“清学”的兴衰与政治大背景的联系。从西学方面来讲，胡适是处在中西文化竞争时代，不同国家的思想在中国竞争，胡适将人生观论述通俗化，实际上也是为了争取青年人的支持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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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学生集会上演讲

※ 胡适与北大

胡适交游广泛，师友众多，要谈胡适，就不能不谈他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结缘的诸多友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王睿临通过细致爬梳书信、档案史料，还原了俞平伯与胡适这对因《红楼梦》结缘的“红楼梦同志”的交游经历。1915年，俞平伯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系预科，1917年胡适即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俞平伯发表新诗《春水》并与傅斯年、罗家伦成立新潮社，与胡适结缘。在胡适的鼓励与引导下，俞平伯将研究方向转向《红楼梦》。与胡适、顾颉刚侧重考证不同，俞平伯则更加侧重“内证”，即从《红楼梦》的文本自身出发，梳理《红楼梦》的风格及曹雪芹的态度等等。除此之外，朱自清得到胡适的推荐前往清华任教也有赖于俞平伯从中联系。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研究馆员顾晓光则梳理了王重民先生与胡适先生的交往故事。王重民先生是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敦煌学家，也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创办者。1934年，王重民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负责编纂《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由此与胡适相识。1939年，王重民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而胡适恰在华盛顿任驻美大使，二人逐渐相熟。抗战期间，为保证珍贵古籍的安全，经胡适等人的联络，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得以分批运往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王重民正是负责运送、整理这批古籍的主要责任人。胡适与王重民在美国期间，时常书信来往，探讨“考据文字”。1947年，王重民归国，在胡适的支持下，创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

在点评环节，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总结道，两位学者都从人物关系出发，通过挖掘书信、日记史料，还原胡适先生的人际交往，揭露了许多被时间掩埋的历史细节。对于民国学者而言，他们的生活世界与学术世界是不能分离的，胡适的生活世界离不开这些与他谈经论道的学术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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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赠送王重民的杨树达著作《汉书补注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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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潘光哲老师作题为“开拓‘胡适研究’的可能空间——以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为例的思考”的报告。潘光哲老师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胡适藏书为材料，梳理了胡适“巴斯德诠释”的思想资源与时代脉络，并由此出发，分析开拓“胡适研究”可能空间的路径所在。胡适不仅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一个国际“知识人”。透过胡适的思想与生活世界，研究者不仅能够了解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的变迁，更能探究世界格局的多样变化。近年来，胡适研究的资料不断扩展，然而深入探索胡适的思想与学术离不开最基础的精读文献。通过发掘史料、精读文献、提炼问题，进行有关“胡适”的史实重建，可以加深对胡适的思想资源与生活世界的理解，进而把胡适“作为一种方法”，重思当下生活的种种困境。紧接着，潘老师从阅读史的角度入手，结合思想史与书籍史的方法，阐释胡适“巴斯德诠释”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时代脉络。胡适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说“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胡适这种有关巴斯德的认知可以从他的藏书《巴斯德传》中找到端倪，演讲中有关“巴斯德”的故事以及胡适所引赫胥黎之语都源自此书。胡适推崇“巴斯德”的背后，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形成的 “科学崇拜”的思想潮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巴斯德被知识分子形塑为“科学英雄”（the hero of science），借由巴斯德的典范，促使科学成为“公民认识论”（civic epistemolog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巴斯德作为“新名词”象征与凝聚的意涵，正是中国知识人群体对科学的向往与追求，也是近代中国思想的“关键词”。胡适个人对巴斯德的诠释，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巴斯德诠释”是胡适参与文化论战的“理论弹药”，胡适反对“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是精神文明，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观点，巴斯德的发现让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降低，这才是真正能够使人“幸福”的文明；第二，巴斯德的人生态度是胡适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张本，胡适认为学生最该尽的责任就是“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巴斯德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总之，就时代思潮而言，“巴斯德”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知识人群体同论共享的“关键词”；就胡适个人来说，胡适在阅读《巴斯德传》中获得的思想资源，成为其在中西文化论战及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张本。由《巴斯德传》的例子来看，如果研究者能够善用北大图书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藏胡适藏书，探究胡适思想与阅读世界背后的时代脉络，将会极大丰富胡适研究的内容，拓展胡适研究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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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环节，作为《胡适藏书目录》的主要编纂者，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兼特藏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邹新明介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藏书的基本状况。1948年底，胡适仓促离开北平，其前半生的藏书基本都留在了北平，后辗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胡适自1949年开始到去世前收集的藏书现存台北胡适纪念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编辑的《胡适藏书目录》，除了进行了图书编目的工作外，也对胡适藏书中的签名、题记、批注作了详细著录，以备研究者查阅。值得一提的是，《胡适藏书目录》所著录的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约28000余册，并非胡适藏书的全貌。由于历史的原因，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有些被单独提出编目后散入普通图书中，有些则被混入未编书中，有待进一步发现整理。胡适藏书对于了解胡适的知识架构、学术思想有着重要意义，比如胡适受到梁启超赠书《秋蟪吟馆诗钞》的影响，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书中专门介绍了《秋蟪吟馆诗钞》的作者金和，并赞其为“代表时代的诗人”，此外，从胡适藏书的英文签名的改变中也能一窥胡适英文名变化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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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送给胡适的《五四运动史》

胡适页边批注

评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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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现场

圆桌会议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首先回顾了近四十年来胡适研究的发展状况。胡适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步，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胡适本人的著作，包括日记、书信、文集、英文作品得到了整理和出版；第二，以胡适为对象的传记作品、研究著作、学术论文集大量出版，海内外出版的有关胡适的各种论著达上百种之多，涉及胡适的方方面面；第三，一批年轻学者成长起来，他们以胡适研究作为自己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选题。时代的思想解放潮流，胡适本人的文化魅力以及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是胡适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的主要动力。总体来看，胡适研究循依两条路径发展：一是从不同学科、不同方面切入，如历史学、文学、哲学、教育、宗教、社会、政治等，对胡适的思想及其成就给予评估；二是从胡适的人际交往的视角出发，对胡适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加以研究。除这两种传统的研究路径，研究者还可以从地域文化、跨文化视野的角度拓展胡适研究的新领域。欧阳老师还介绍了《新编胡适年谱长编》的编纂情况，为补充旧有胡适年谱的不足，新编年谱补录了大量前人未曾挖掘、利用的史料，如胡适本人的书信与作品、与胡适有关的英文报道和英文档案——这为胡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文献基础。

最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黄克武总结了近年来胡适研究的新情况，并在论坛内容的基础上总结了五点“胡适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第一，关注胡适的人际网络；第二，关注胡适思想脉络中“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第三，注重1949年前后胡适在政治活动、思想与学术上的连续性；第四，关注胡适政治性的一面；第五，在研究胡适学术成果的同时，也要探索其中的政治因素，了解胡适内心的真实图景，需要注意到政治与学术交织互动的紧密联系。随后，与会学者围绕“胡适研究的未来”这一主题，交换意见并充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