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至11日，“北大文研论坛”174期“道宣与6-7世纪的佛教”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文研院第三期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志远副研究员召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

第一场

学术与修行实践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磊发表的报告“从‘四部’到‘四分’——唐代佛教律抄的发展”解读了《毗尼心》、略抄、《行事抄》三类唐代律抄的文本特质及其意义。他利用正仓院文书的记录判定《毗尼心》在汉地的创作年代在公元八世纪前，并指出《毗尼心》内容上侧重《四分律》，品目上调整了广律的结构，与六朝律抄“会通诸律”、遵照广律的形态大为不同。而年代略晚于《毗尼心》的几种略抄更直接地偏向《四分律》，且在文本形式上进一步事数化、辞书化，或许反映了唐代律抄的抄写对象从广律本文到律书的演变。报告最后，王磊老师结合六朝隋唐律抄文本演化的总体进程，认为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補阙行事钞》是一部受六朝律抄影响的著作，并随着南山律经典地位的确立而成为后世僧团持戒的标准依据。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通然的报告主题为“中国早期习禅者论考——以慧皎《高僧传》为中心”。他将《高僧传》中记载有习禅实践的僧人分为‍‍西域来华禅师、独立于西域禅僧影响者、其余僧人三大系统，并分别梳理了各系统中习禅者的师承关系与地域分布。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了习禅僧人群体在生活习惯和修行方式上的特点，包括居处山林或寺院、蔬食与乞食、入定与驯服猛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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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僧人慧皎撰《高僧传》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曹凌发表了题为“《续高僧传》论义资料辑释——兼论道宣对论义的认识与态度”的报告。他对僧人论义中“序王”和“命及”这两个程序的具体意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于经论和讲经活动中均出现的“序王”一词，其意涵即为序，这或许能够提示讲经活动和义疏文本之间的联通性，以及经序文本内部的口头性。联系频见于敦煌文书中的用语，他认为“命及”一词是指邀问的程序及相关文辞，顺序上在“竖义”之后。随后，曹老师整体考察了《续高僧传》的记述，认为对种种宗教实践做出反思是道宣在各篇“论曰”中的一贯态度，道宣对论义活动本身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反对；而义解僧和禅定僧之间相互融通的宗教实践，也于僧传中有所体现。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老师就律抄文献的性质、律抄文献在宋以降的流传、僧人“辟谷”“服饵”背后的修道传统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二场

美术与视觉艺术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杨剑霄发表的报告“德盛文缛：初唐佛教御制经序研究”围绕《圣教序》的写作与制作展开。他首先梳理了玄奘向太宗求序的曲折过程，认为最终促使太宗写序的原因，一是看中了《瑜伽师地论》中部分片段的政治价值，二是与王玄策平定叛乱的国际形势有关。为进一步分析《圣教序》文本的深层写作意涵，他将唐太宗及以前的帝王经序根据12种不同的内容模型进行科段和全面统计，指出《圣教序》的写作完全符合历代御制经序的概率学模式，由此认为太宗作序更多是出于政教意义的考虑。而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与怀仁《集王圣教序》，则可以进而被理解为个人表达被纳入帝国整体秩序的表现。就褚遂良在《雁塔圣教序》中为何改笔的问题，杨老师也提出了隶书制碑和回避《集王圣教序》写法这两种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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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三藏圣教序》

唐太宗 撰、褚遂良 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易丹韵的报告题为“南北朝后期-隋代佛教中心观念的图像表达——以弗利尔美术馆收藏法界佛像为例”。法界佛像是一类在佛像的袈裟及身体表现刻画佛教世界图的特殊佛像，其世界图通常可分为天上世界、须弥山、地上世界、地狱世界四个部分。她注意到在弗利尔美术馆所藏法界佛像的正面中轴线上，须弥山正下方有一个图像要素：城郭。相比于制作时地相近的传高寒寺北齐石佛，这是弗利尔美术馆像中新出现的要素之一。根据同时期汉地法界佛像中所存在的图像配置规律：表现地上世界的图像之际，在“佛-菩萨-众生”的秩序中地位越高的图像元素会越接近须弥山。进而比对《瑞应本起经》等汉语佛传、以及汉地僧人撰述中的记载，于同时期的汉地被广泛认为是大地中心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中心的迦毗罗卫城，便成为解释城郭这一图像元素最有可能的选项。通过以上考察，易老师希望强调单个图像元素在法界佛像这一复杂图像体系中的配置方式及所处地位对图像诠释的指导意义。

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李澜的报告“洛阳地区初唐时期的佛教造像及供养人——以宾阳南洞为中心”基于考古调查，对龙门西山最北侧的宾阳南洞的造像形制与供养人身份做了扎实的分析和统计。在窟龛形制，造像组合，造像的服饰、手印、佛座、头光、题材以及整体形态上，宾阳南洞的47个纪年龛均呈现出承接北朝隋代、开启盛唐的变化。而在供养人方面，女性占据相当比重，阶层包括皇室成员、政府官员以及诸多无明确身份的“佛弟子”，造像目的则包括为王者造像、祈福消灾、积累功德。最后，李澜博士对洞窟中“伊阙佛龛之碑”的作者岑文本的佛教信仰作了个案考察，并指出宾阳南洞不见一条出家僧众题记这一特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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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内景

随后，在场老师讨论了《雁塔圣教序》中的改笔、李泰造像后宾阳南洞的管理方式等问题。

第三场

长安佛家的辐射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宛盈的报告主题为“南来北转：隋及唐初江南僧众北移长安的行止地图”，她希望从都城空间的角度来探讨隋唐之际的江南僧众进入长安社会的过程。通过考察开皇初年的“国寺”大兴善寺中的僧人系谱，她认为此时江南僧众尚未能够在都城中建立稳固力量。他们实际的活动中心是在长安城东南角与江南文化有高度亲缘性、且与杨广关系密切的日严寺。在隋唐之际，日严寺自身也经历了从贵族私藏向公共空间转变的过程。仁寿年间，昙迁、保恭等江南僧人开始占据新的“国寺”禅定寺的管理位置。经历炀帝营造洛阳、隋末动乱等波折之后，可以看出，原先一批江南僧众于初唐时期已散布在胜光寺、定水寺、净影寺等诸多寺院；其于都城空间中的广泛分布，是江南僧众既已融入长安社会的证明。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武绍卫的报告“玄奘的手稿：唐初玄奘西游文献编撰新研究”对《大唐西域记》《慈恩传》《续高僧传·玄奘传》等诸种初唐佛教文献的史源和承袭关系提出了新见。依据玄奘、辩机、道宣和智昇等人对《大唐西域记》编纂过程的记述，他认为存在一部玄奘于西游途中写作的笔记，而这份“手稿”正是前述诸种著作共同分享的史源。有此基础，《慈恩传》的作者慧立在为玄奘撰写编年游记的过程中、《玄奘传》的作者道宣在校订玄奘行迹的过程中，就自然都会参考玄奘的手稿，因而才各自具有独有的或更精细的文本片段。就这份手稿的具体形态，他也依据文献做出推测，包括使用散文体和大量旧译语，使用印度的计程单位由延或日来表示空间距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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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四库全书《大唐西域记》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张美侨带来的报告题为“后玄奘时代的玄奘译经”，主要从《大唐西域记》入手来讨论玄奘归国后系统更新部分译语的尝试，以及这些新译语在7-9世纪僧人撰述中的接受情况。她首先总结出《西域记》笺注中的三种正音类型，考虑到《西域记》撰作以及玄奘主导译经过程中理正讹音的意图，认为笺注正是玄奘更新译语的首次公开尝试，而《西域记》成书前所翻经典中使用的部分新译语则是这一想法的早期伏线。她随后用“维摩诘-无垢称”、“近事男/女-优婆塞/夷”等例子来追踪玄奘新译的接受情况，发现道宣、慧立、窥基以及诸位后学的著述中均存在采纳、未采纳以及有意选择不采纳的情况。而这种模糊、松散的图景，或许更接近宗教变迁的实况。

讨论环节，在场老师就后梁连接南朝-隋唐文化的历史意义、玄奘译场的特殊性、道宣读到玄奘新译的时间节点、窥基使用罗什旧译的原因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四场

写本文献的新视野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猛的报告题为“中古佛教灵验记中的反佛人士——兼及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的作意”。他首先利用《隋书·经籍志》与慧皎《高僧传序》中的说明，指出六朝灵验记在当时人眼中并非今天一般理解中的小说文体，而是杂传、僧传之类的纪实文献。他随后全面梳理了法琳、道宣、道世的各类作品中系统搜集的前代灵验记，并指出灵验记在初唐高僧观念中具有“传之典谟，悬诸日月”的价值。在概览前代毁佛帝王在灵验记中受惩罚或入地狱的记述过后，他着手考察《朝野佥载》和敦煌卷子中的《唐太宗入冥记》，并从人物结衔、文本结构等角度入手，就该则故事的形成时代、写作意图，以及其佛道论争与佛教政策的背景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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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17窟

斯坦因拍摄的藏经洞和经卷，1907年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定源法师的报告“日本古写经《大周录》所见《贞观录》及其作者蠡测”，从日本调查所得写本出发，首先检讨了《大周录》古写经本与《大正藏》本的七点不同，并指出古写经本中出现了多处引自“贞观录”的内容。排除《大周录》中另外引述的两部成书于贞观年间的佛教经录后，定源法师认为“贞观录”应当就是指玄琬作于贞观五年前后的《众经目录》，又进一步通过爬梳经目推知《大唐内典录》所引“唐录”、《开元释教录》所引“唐旧录”也同样指玄琬录。定源法师随后介绍了保存于敦煌文献中的两部玄琬古佚著作《法界图》和《入道方便门》，并在最后申述了日本古写经在佛教文献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远带来了题为“佛道论衡与通史编纂——解读石山寺藏《传法记》”的报告。石山寺写本分为“传法记”“破外道齐三教论”“显正降邪传”“反质道士论”“破外道论”五部分。陈老师首先追踪了《传法记》及与之相关的《汉法本内传》在《破邪论》《集古今佛道论衡》《续集古今佛道论衡》以及敦煌本“佛法东流传”等文献中流通的文本形态，随后分别考察了石山寺写本后四部分文本的社会语境。这引出了对佛教通史文体源流的整体反思。他认为与脱胎于俗士碑表文化的纪传体不同，编年体的佛史写作诞生于佛道论衡的舆论环境，以释迦佛入灭为起点计算积年的方式反映了其时僧团的末世忧虑，在朝廷宗教政策与佛法兴衰之间建立的联系则隐含着报应论史观。

最后的讨论环节，在场老师就三场报告中涉及的《大云经》《黄仕强传》《续高僧传》以及“贞观录”等相关文献均作了深入的探讨。

圆桌讨论

6-7世纪佛教的时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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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圆桌讨论环节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汪珂欣主持。首先发言的是陈志远老师。他考虑六至七世纪佛教历史可以用几条线索勾连，其一是三教论衡，其二是隋代对南北学术的整合和革新，其三是地方教团对高层政治宗教变迁的影响与因应。武绍卫老师从会昌法难前后地方寺院的反应出发，同样强调要关注宫廷之外的历史行动者。随后，通然法师从习禅僧入定后身有“异香”的记载提问，王磊老师从六朝隋唐间汉地佛教身体观变化的角度作出回应，曹凌老师则提示神异事迹在确证禅僧修行水平上的社会意义。李澜博士接着补充了《续高僧传》中的相关资料，并赞许了跨学科交流的益处。最后，史睿老师重申了敦煌文书与日本古写经的重要意义，指出文献学研究要回到文献与知识生产的历史原境之中，并提示中古汉语史中辅音意识的上升或许也与佛教入华有关。王磊老师对梵语语音知识传入汉地的问题亦作申述。本次论坛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