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教授介绍，1980年尾崎先生作为最早一批日本留学生来北大交流，跟随王瑶先生学习三年，并且在回国以后一直热忱帮助中国师生赴日交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尾崎先生更与几位日本友人资助中国学界创办《学人》杂志，使之成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份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学术杂志，不仅深情可感，而且影响深远。尾崎先生回忆自己追随王瑶先生学习的经历，认为那是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期，他每周一次到老师家里谈话，每次都一定要提出一个问题向老师请教，与老师、同学之间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尾崎先生这一次的演讲，缘起于他对东京大学伊藤德也教授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与周作人》一书的意见。他充分肯定伊藤教授著作对于周作人20-30年代思想研究做出了重要突破，并且认为此书尤其以“颓废”论解决了学界过去没能解决的问题，即周作人在20年代前半和20年代后半到30年代的思想脉络的分裂问题。但与此同时，尾崎先生也提出了疑问，以为按照这样的分析角度恐怕很难解释4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思想脉络。他因此提出，应该先把20年代前半与40年代的思想连贯起来，然后再把伊藤的分析嵌进其脉络上。尾崎先生假设：在20年代前半的要求人和社会的现代化呼吁在现实情况上已经失效以后，周作人调整了自己的立论，把原来的追求思想革命与参与社会改革的欲望，变形为“颓废”论而继续。而在沦陷时期则采取正面“救亡”行为。这样看来，周作人30年代的“无用之用”论很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 

随后，尾崎先生集中论述了作为周作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论的问题。他提出，如果我们把抗战结束以前周作人的思想分为四个时期，即东京时期和“五四”时期、“五四”退潮期、30年代、沦陷期。分期考察周作人对于儒家的态度，可以看到：第一期，比鲁迅还要拒绝。第二期，开始儒学复兴运动。第三期，以非政治主义的态度把儒家言说限制为日常生活的伦理思想，以致大幅度改变了儒家形象。又以“出世”态度而“入世”这种逻辑，缓和了自己的矛盾。但也不忘儒家的“智”和“勇”。第四期，主张原始儒教，认为其模范是大禹、仁就是恕与忠，以此逻辑恢复了五四时期的“既是利己，又是利他”的伦理观。又以“仁”的逻辑，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主张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尾崎先生认为，按学理来说，此种儒家人文主义可算是儒学的现代性改造。 

通过对相关具体篇目的分析，尾崎先生提出：显然，周作人的儒家不是历史上的儒家。而是为救济民族并加强民族意识而假设建构的概念。这就印证了他的假设，即周作人是“先把现代观点能够肯定的历史上的有些言说选择出来，据现代的观点改写历史和传统，以此盖在现代之上，由此把自己的现在的观点和立场正统化：这就是30年代以后的周作人的基本战略。”因此，与其说周作人变成了儒家，不如说是周作人将他眼中的中国文化精华称作儒家。如周作人所说：“中国现今本来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还是旧秩序，……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可见其40年代的讨论，还是在20年代“思想革命”的线索上，并非如伊藤教授所论，40年代是周作人思想的异类，只有30年代才是典型的周作人思想。 

在交流中，王风教授提出：周作人四十年代有其特殊之处，一是要对自己作形象上的辩护，二是要保持批判的立场。为什么相比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会有变化，是因为他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方式变了，而非思想上有剧烈的变动。首都师范大学袁一丹教授指出，周作人的儒家论，既有一贯性，又有策略性，有时是非常语境化的，特别难以拿捏的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高远东教授提出，从周作人的想法来讲，一方面儒家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另外儒家思想也为当时日本所容纳，是东方的意识形态之一。周作人利用儒家也好，不想冲突也好，都不是学者的方法。

吴晓东教授则提出：用现代性来解释周作人可能有点隔，周作人自己有“半是儒家半释家”的表述，在儒家以外，也许应该引入佛教的线索。而我们整体性的视野也许也应该加以反思。贺桂梅教授提出，周作人借用传统的合法性，有没有可能是在中国传统中发现了西方没有的东西，要在发现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东西。陈晓明教授则提出，应该关注周作人的资源，我们知道鲁迅有尼采的思想，那么能不能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周作人？将儒家与颓废放置在一起来理解，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张丽华教授提出，周作人对于希腊化时代的关注，也许和“颓废”的问题有关，他对于希腊化时代的认识，影响了他对于现代的理解。而在儒家论与新文学并置的问题上，有两点应该引起注意，一是周作人对于韩愈的一如既往的批判，二是相比于三十年代周作人以对抗左翼为论述的目标，他四十年代讨论儒家的语境，还应该得到更多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彭春凌研究员则认为，从周作人整体来看，还是更偏向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包括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从思想史的脉络上来看，颓废是特例，很难说是主流。

最后，陈平原教授结合演讲与提问，提出他的意见，认为：我们不能从今天的学术标准出发来要求五四新文化人，从认识的敏锐与深刻而言，在他撰写《中国散文小说史》时就注意到，周作人对于六朝以来直到晚清的散文，有非常独到的眼光，在众多学者中水准最高。五四新文化人的思路是建构经典。或许这就可以看出现代学术的宿命：没有武器，就没有办法面对传统。但是有了武器，又会被质疑是否还是传统。 

尾崎文昭总结说：鲁迅与周作人，他们本身是现代性的儿子，颓废本身是现代性的结果，对于社会主流他们会有抵抗，不认同大的潮流。鲁迅说，文学是中国没有过的。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其实接受的完全是西方文化，他们会完全否定的都是旧的东西。周作人为什么要讲儒学？其实是没有办法。他想要否定传统的观念，可是离开传统文化，又确实难以存活。所以他的态度并不是认同，而是可用，这是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透过鲁迅与周作人表面的文字，去体会他们实际的态度，看他们到底要讲什么。要注意到他们的文字有时并没有讲事实，却讲出了真实。 

撰稿：张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