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北大文研论坛04】比较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心与边缘

发布时间:2016-10-10

2016年10月10日下午2:0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四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比较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心与边缘”为主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论坛;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古典学教授裴吉·杜布瓦(Page DuBois),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加论坛。

王铭铭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心与边缘”研究的历程。他指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才在中国大陆流行。1949年以前,中国学界例如费孝通讨论皇帝、士绅与农民的关系,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学派对神话与传说的研究以及张星烺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等,讨论的都是两个或多个板块的平行关系。1949年之后强调“中央”的概念,在学术观念中也随之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二分的认识方法,但仍与“中心”、“边缘”的概念不同。70至90年代,台湾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如王明珂等开始使用“中心与边缘”的概念,此后大陆学界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一概念。

与会嘉宾就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林肯教授认为,中心是一种多元性的汇聚,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心具有更强的军事力量,二是边缘的财富汇聚到中心,三是边缘对中心文化上的仰视。中心之所以成为中心,主要在于军事力量。但是中心并不希望经常展示武力,中心民族会建立某种意识形态,在其历史的或宗教的叙事中表现出自己对其他民族更优越、更道德、更神圣。只有在其他民族不能接受这种叙事从而进行反抗时,中心民族才会展示他们的武力,而在此之后,被征服者便不再质疑和挑战,而是转向对中心的模仿。

王斯福教授指出在中国的仪式体系中,都存在着纵向的中心概念,例如在气功中纵向的自己是中心,而同时还要有横向的气的修炼,又如在风水中存在一个九宫格式的体系,中心是纵向的,而四周都是横向的。他进一步提出,在中国,最高的最神圣的地方往往不在中心,而在外部。例如北京城中最高的建筑是用来祭天的天坛,却不在紫禁城之中。

杜布瓦教授则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提出了与社会科学学者不同的见解。她认为中心与边缘不是固定的,关键问题是寻找不同的中介机制,并需要对其形成的复杂性做历史的叙述,并举希腊文明以及女性在不同文明中地位的例子作为说明。

三位西方学者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嘉宾的激烈辩驳。渠敬东教授指出林肯教授是用政治经济学对伦理学、神学进行了解释,而其中具有一个逻辑上的难题,即当我们认为力量是成为中心的根源时,实际上已经消解了中心的概念,而并没有体会出中心与边缘在实质上的含义。他又指出杜布瓦教授重视交互性的概念同样也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即当把中心和边缘的问题还原成一个中心融合与中介机制的问题时,其源出的问题则无法解释。渠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文明体系是由宣权、祭祀、封禅等不同中心组成的,不同中心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内在整合问题,是讨论中国中心与边缘问题的核心所在。

吴飞教授认为,讨论中心与边缘有两个思路,一是现实格局之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二是文化理念、意识形态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二者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他还强调应该在世界格局变迁中理解中心与边缘,不同文明之间可能有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这一中心是不断变动的,同时每个文明内部也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此外,他还对王斯福教授所举的气功与天坛的例子做出了质疑。

在论坛的最后,王铭铭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自相矛盾的双重动机,即内向的发展与帝国的气质。而中国直接从帝国体制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更为特殊,这其中有很大的难度,也带来了一些恐慌。他主张不要用二元论来看待世界和国家,因为二元论恰恰是国家的产物,而中心与边缘同样是一种二元论。

论坛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与会嘉宾激烈交锋,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充分体现了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论坛在与会学者和听众的意犹未尽中落下了帷幕。

撰 稿: 熊昕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