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成功举行。论坛以“比较视角下的莱茵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主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担任论坛主持人，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共同邀请，于会上作同主题发言，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与研讨。

包乐史教授从河流水系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讲起。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动脉和静脉，没有其他任何自然景观像多变的河流一样受到人类文明的干预和管理。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也往往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河流旁边组织城市生活不仅可以利用便利的河道运输，降低物资流通的成本，合宜的气候、丰富的自然环境资源更有助于人口的繁衍增长。

河流之间有可管理和难以管理的区分，包乐史指出，将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并举首先基于二者区别于其他流域的相似特点：其一，二者均为相对可控的河流流域。其二，两大三角洲具有密集城市网络，是从13世纪到目前经济持续发展的温床。其三，中国江南和欧洲低地国家的近代早期产业革命的兴起都得益于对水道的使用。包乐史认为，大河文明的兴盛和繁荣基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在对河流与文明发展的研究中，即便我们并不认同前辈学者如魏特夫（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等著作中“河流决定论”的表述，也仍然不能忽视河流对流域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所有伟大的历史文化都沿着“大河”这一“自然高速公路”发展兴盛，即便是列外的部分海洋文化中，海洋有时也像河流一样服务于文明的发展（如马来群岛）。另一方面，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最西方与最东方，是17、18世纪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鹿特丹港、上海港等两大三角洲的港口在今天依然是世界贸易联合的重要关联点。从13世纪（约中国的宋朝）开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两大河流域的城市虽然一直在发展，却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比较研究也就具有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学术意义。

包乐史教授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向与会师生展现了莱茵河与长江在流域面积、水系与运河分布、往来船只设计、桥梁结构、海运和内陆交通、流域城镇规模与文化风貌等方面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包乐史教授指出，港口是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窗口，而相比之下，港口所依托的“腹地”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腹地海港才有延续和发展的生命力。

包乐史教授最后就河流与工业社会的关系进行阐述。一方面，机械化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驯服”河流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河运的范围和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利用率的提升，河道污染、航运标准化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沿河所有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在欧洲，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莱茵河便将沿岸各国紧密关联到一起，成为国家交往的“桥梁”。

发言结束后，李孝聪教授、包乐史教授与参加论坛的师生们就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发展、流域整体发展、政权管理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和讨论。李孝聪教授发言指出，长江和莱茵河有着一项重大差别，莱茵河面临国际条约的签署，但长江不需要，因为长江只属于中国一个统一国家。而相比之下，横跨中国和泰国、老挝、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湄公河水道”则与莱茵河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是值得关注和比较的对象。此外，李孝聪教授还谈到了此类研究的困难之处——了解长江的不了解莱茵河，反之亦然。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若能在欧洲和中国学者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将对研究的实质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包乐史教授表示，中西方学者在流域发展、污染问题解决、内陆、河运和海运交通等方面临着共同问题的挑战，在比较视角下探讨长江与莱茵河的案例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本人也将继续密切与中国学者在该问题上的交流，并致力于推动相关国际学会的召开。

论坛最后，李孝聪教授作总结发言。他高度赞扬了包乐史教授在推动东西方两大河流域比较研究方面的贡献，认为本次论坛的主题和研讨过程都充分贯彻和体现了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尤其在激活思想方面，对在座的师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撰稿：丁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