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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论坛39】天与祖——唐朝皇帝的内外与家国

发布时间:2017-06-01

2017年6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三十九期“天与祖——唐朝皇帝的内外与家国”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吴丽娱研究员作主题发言;文研院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副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童岭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天博士等参与讨论。

 

 

论坛开始,仇鹿鸣介绍了吴丽娱老师的研究成果。吴老师最早从敦煌书仪入手,其后讨论中古皇帝和士人丧葬制度。最近的研究关注中古国家祀典,对于从士人的私家礼到国家、皇帝礼仪有全面的研究和了解。他提到,通过礼仪观察中古时代国家、社会和士人,成为理解中古时代的一个窗口,非常期待论坛参与者新鲜的碰撞和讨论。

 

主持人仇鹿鸣副教授

 

吴丽娱老师的演讲首先综述了研究礼制的重要性和近年礼制研究的特点。她提到,这次讲座的目的,是对唐代礼制研究做一些回顾和前瞻。而讲到中古或者唐代礼制,必须先提到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的两句话:“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这是研究中古史的基本判断。而何时结束、何时开启、怎样结束、怎样开启、新旧局面各是什么,则是后辈学人应该回答的问题。在这方面,礼制研究是最重要的,且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主题发言人吴丽娱研究员
 

毋庸置疑,研究礼制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礼制研究的层面很多、材料也很多。目前研究礼制的学者,在具体讨论问题的同时,还是有方向性思考,大体能做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经学素养的不断提升、在较长的历史时段中讨论礼制问题、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史学素养,这三个因素使得今人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过前人。

随后,吴丽娱老师报告了她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从王通〈续六经〉到贞观、开元的改撰〈礼记〉——看隋唐之际经典意识的变化》、《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所想到的》和《也谈唐代宗庙祭祀中的“始祖”问题》,结合不同问题和方面,整体介绍唐代礼学和礼制发展的内在理路。

吴丽娱老师首先谈论了隋唐经学发展中的折衷与改撰。她认为,隋代的经学史中,王通是最重要的人物。尽管关于王通的具体事迹在文献记载中非常模糊,但是王通的思想对唐朝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史料在记述开元十四年讨论《开元礼》制作时出现了两个词。通事舍人王嵒建议“改撰《礼记》”,张说反对,提议以“折中”《贞观》、《显庆》二礼取而代之。后来虽然按照张说的意图办了,但“改撰”与“折衷”这两个词其实是不可分的,它们互为关联,是唐代的礼制发展中交错存在的指导思想。两者不是唐人始创,而是源自王通。《中说》之中有许多关于“中”的讨论。折中即中庸之道,求中道、求折中的意念集中代表了王通的思想。但隋唐时期,不是王通一个人在“中”上这么纠缠。到中晚唐的新《春秋》学派和韩愈等人,都非常提倡中庸之道。从王通到唐后期的思想史,可以看到完完整整的一条线。

除了中道思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经典的改撰。改撰也不是从《开元礼》和《唐六典》开始,而可追溯至王通的《续六经》。以前学者不敢提的改撰经典,王通居然敢,而且是全部《六经》的续写、改写,这说明了相关经典意识的变化。王通改撰经书,一种方式是用中古的内容代替上古的内容,另一种方式是添加评议性内容,批判前人注经之法(所谓“章句之学”),重新理解经典,两种做法事实上都可以视为改经。

唐代的改撰,贞观以后有魏徵作《类礼》,重新将《礼记》按类编排。玄宗时期的元行冲作了《类礼义疏》,“注移往说,理变新文”,打破原来的郑注和章句之学,在经文的解释方面做了更大的改动。此后改撰成风,且由皇帝亲自提倡。唐玄宗亲撰《月令》、《孝经注》、《老子道德经注》,《金刚经注》,还有裴光庭等准备作新《春秋》等,可见已形成某种风气,由此也可以见出隋唐之际改撰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是通过研究《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来理解经学折衷与礼制折衷的关系。经学中郑玄和王肃两派在天帝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在郊祀问题上,郑玄主张圜丘祭昊天上帝和南郊祭始祖所出的感生帝并行。感生帝来自纬书所说之五方天帝,由此而有郊祀“六天”之说。但王肃认为只有一天,不承认别有感生帝和五方天帝。《贞观礼》和《显庆礼》在此问题上立场相反,《开元礼》认为郊天礼应该遵循“一天”说,这继承了《显庆礼》,但是五方帝可作为昊天上帝的陪祀,遂将原有的争议融合到一起。《开元礼》的原则不是“择从”,而是统一调和,其中不再有家学门派之别,这是经学和礼制到了唐代的突出变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开元礼》对郊天的说法是昊天上帝为主,五方帝为辅。但不同礼仪上,五方帝的待遇不同,从祭祀时使用的尊罍数量,就可以看出对五方帝等级的处理并不一致。因此,折衷既不是简单的概念,也不能理解为采取划一的原则。

为什么出现上述现象?其一,《开元礼》继承了对于郑学的批判态度。其二,唐初以来礼制在不断变革和实践。《开元礼》中的变革不是《开元礼》独创的。南北朝时期,郊祀已经有一天与六天的差异和儒学理论的对立。《显庆礼》以降便试图将两者折衷,但是当时宰相和武则天的矛盾影响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开元礼》的某些原则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已经开始实现,折衷原则也已经贯穿其中。

吴老师还讨论了礼制改撰和经学的关系。认为礼制问题不能光从礼制本身看,还要关注经学方面的来源。孔颖达《五经正义》,和现存贾公彦的《周礼疏》和《礼记疏》学术取向不同。贾疏秉承北朝的学术传统,是章句性的解读。而《礼记正义》除了解说郑玄的学说,还引述了王肃学说和南朝一些学者的观点。虽然基本坚持郑学而未对此加以吸收,但论者无不指出其书的南学倾向。贾公彦在《五经正义》之后还做《三礼》疏,就是想要保留北朝的学术传统。《五经正义》完成之后遭到很大的批判,学者认为它过于杂乱。现在看一看,后来所说关于郑玄和王肃两种学问的对垒,在《五经正义》中都已经出现了。吴老师总结说,不可否认的是,孔疏实际上已经展现了历史上经学的疑难和分歧,所以才有针对这些矛盾的调和和改撰。而在《开元礼》撰写之前,如魏徵《类礼》和元行冲《类礼义疏》那样改撰《礼记》的著作亦已出现,从元行冲为自己辩护的《释疑》一文可以看出,其中关于郊天等重大问题很可能已有对郑学的批判。所以经学的变化与当朝的礼制是彼此交融在一起的。

第三是始祖庙问题,这也是本次讲演的中心。唐代的郊庙祭祀,从皇帝的角度出发有国礼与家礼的问题,是政权与李氏家族两者的代表和追求。不难发现开元、天宝后,道教性质的祭祀渐渐多了起来。道教祭祀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即有,后来道教方式在祭祀中非常普遍,例如只要封禅就有道教因素,唐玄宗还在儒家祭祀之外,另建了许多道教祭祀。如开元十六年前后增加了五龙池的祭祀,这在《开元礼》是儒礼,但是在《册府元龟》记载的皇帝亲祀却用道教的“投龙”仪式,岳镇海渎也有这样的两套仪式。以前常常会说,唐玄宗的宗教信仰越来越重了,但是在礼仪里面不能单纯这样看。宗教在礼仪中不光是一种信仰,还代表不同性质和对象。皇帝亲祭或派人祭祀,常常用道教,代表的是私人祭祀,也就是说代表宗族或者皇帝个人。国家规定的常规礼仪,则是儒礼的祭祀,代表整个王朝,两者各有场合,各行其是。

郊祀问题也牵涉始祖。郊祀和庙制是两项不同的内容,但是郊祀是庙制的基础。按照郑玄理论,始祖和太祖,前者是感神灵而生、宗族血缘意义上的最早祖先,后者是本姓族内锡土封侯(国)的第一人。南郊祭祀以始祖配感帝,感帝取消也牵连始祖。而太祖不但圜丘配天,而且也应是宗庙之主。唐初的相关讨论中,有时候会把始祖和太祖名称搞混。例如讨论庙制时,就将太祖称为始祖。中宗时候有人提出,始祖就是太祖,实际上讨论对象也是作为宗庙之主的太祖,始祖问题在唐前期则不突出。

但始祖曾在武周时候出现。有一说法是北周时候曾以周文王为始祖,事实上不一定。但武则天为了强调武周继周而来,尊周文王为始祖,把武周太祖和周文王放在一个庙里祭祀,这当然不可能为后来的唐朝各代效法。天宝时候始祖庙的出现似乎很突然,事先并没有什么征兆,但如注意到与同期玄宗建立道教天帝祖宗系列的关系,问题就迎韧而解。天宝元年建玄元皇帝庙,皇帝实行亲祀。次年改为太清宫。老子父母之庙也建于同年。而凉武昭王李暠与皋陶正是同时得到追尊,并于后来建立兴圣德明庙。这样的追尊不是凭空而来,南北朝以来,见于墓志,老子和咎繇都被当做李氏宗族的始祖,因此两者可谓是儒、道二家的始祖庙。

但是为什么要立始祖庙呢?注意到天宝三年始立九宫贵神,而且在唐朝诏令的表达中,事实上是将九宫和老子(太清宫)视作昊天上帝和太庙之外的另一重天与祖,两重祭祀,分别代表国家和皇帝及其家族,而儒、道二家的始祖庙也显然被作为这两种祭祀的延伸及补充。但这并不妨碍儒家的始祖庙仍然有着追远尊先的含义。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儒家的始祖庙在唐后期与禘祫问题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一问题得到新《春秋》学派的关注和参与。矛盾来自于宝应元年以后,太祖作为宗庙之主的地位确立,排位在前的献、懿二祖在举行禘祫之礼时无法安置。贞元中经过反复的论争,最终确定了献、懿二祖神位向始祖庙的迁祔,使太庙以太祖为尊的意义得以凸显,从而解决了宗庙祭祀中尊尊和亲亲、国祭与家祭不同原则的冲突。

因此始祖和始祖庙问题并非单纯,而是牵涉到唐朝郊庙制度建设的系统工程。它的出现和成立有着经学和礼制双方面的背景,特别宗庙中太祖权威的树立成为献祖、懿祖神主迁祔始祖庙的前提,说明整个郊庙制度的各个环节是相互关联和递进的。始祖庙的出现和最终定位也绝非偶然,它是中古皇权不断增长下的产物,是公与私、国家权威与帝王家族意识不同方面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始祖庙及与太祖庙在禘祫时的功能分配,既是唐统治者因应时代新问题的变革与协调,也代表了国家郊庙体系的进一步整合。为此,只有将始祖庙问题置于唐代郊庙发展的整体框架中,才可能理解它在这一礼制链条中的深刻含义。

最后,吴丽娱老师总结了两点,一是隋唐的礼学和礼制并不是完全停滞,而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展和进步。其中的改革可以用“折中”和“改撰”二词作为核心和代表。通过折衷和改撰,打破了原有的礼制体系,建立了中古时代的新局面和新标准。后来宋代礼学的繁荣,应该说已有唐朝的铺垫。二是随着大族社会被皇权社会所取代,礼仪中本有的代表皇帝和皇帝家族的一面被显现和突出了。这在皇帝礼中体现为两方面,一是皇帝礼或者皇帝地位在礼中的升格(如即位礼、养老礼、丧葬礼),皇帝对礼的支配程度增强。二是围绕皇帝的私礼(包括佛道教仪式)、家族礼成分在国家礼的增加。唐朝的禘祫礼就属于第二种情况。而与国家和皇帝两重面向有关,道教作为皇帝私礼的形式出现,由此与儒礼分别作为公、私二重意义的代表。且融入国家礼制,反映了皇帝个人的礼仪地位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性。

以上报告结束后,各位嘉宾就礼制的问题交换见解。

史睿老师认为,吴老师的研究打通了思想史和礼制史、政治史,为更新更广领域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场域、仪节都是祭祀方面的主要话题。国家祭祀和私人福祉的祈祷之间存在的冲突。编纂五礼从西晋开始,但是当时的实施程度非常不充分,因为西晋国祚太短,还没有有规律实施,就灭亡了。之后经过四百年纷争阶段,重新归于统一的隋唐帝国,便出现了礼制问题上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新《春秋》学的思想上溯至王通,勾勒完整的唐代思想与礼制、理学相关的思想史脉络,是非常清晰的。王通以下操纵礼典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之前关注的并不太多。从思想的发展思考礼制的实践,又从礼制的实践抽象出思想的脉络,这样一正一反的路向走下去有非常大的思考余地,包括国家祭祀、皇帝丧礼、书仪体现的家礼都是这样。家礼的线索也有以唐为中介的唐宋变革问题。

童岭老师指出,传统的《隋唐五代史》通史著作,没有写具体的礼制在唐代的变革。日本和美国学者有一些专文进行讨论。另外,郑玄学说确立以来,历史便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尊郑玄的人,对于他的学说的吸收也是有微调的,折衷和改撰比较大。长线条来看,隋唐之前,大家一边在接受一边在微调,并不是隋唐之前都是一版不动地接受,具体的个案都是有微调的。

赵晶老师首先讨论了法制史研究应该如何回应礼制研究的问题。例如,唐律中有䦨入太庙门一条,但太祖庙和始祖庙的问题在唐律中没有相关的记载,仅仅纠结于刑律,则很难回答,所以,没有办法单独从刑律的研究进行回应。其次,唐代前期有关礼的细节变化,背后暗含不同政治路线的博弈。对于思想史上的变化,是否与礼制上的变化有严丝合缝的承接性?比如礼制变化后面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政治斗争路线之争,未必一定追溯到王通的《中说》,这可能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论证。礼制改革的实践者的受学背景,是否能够贯通从王通到魏徵的一惯性,从而导致了思想史的连贯性?其对于礼书的改撰,是否一定与中道思想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有所疑虑。第三,皇帝的身份有公的一面,还有私的一面。有时是以私的要求,实现在公的领域的制度变革。比如,汉武帝以酎金成色不足作为削藩的手段。这是皇帝身份的特殊性。第四,通过观察皇权上升地位的变化,如何定位中国古代的皇帝?日本学者认为,天皇不在官僚的序列之中。唐代皇帝是矛盾体,似乎在官僚制之外,以俯瞰的态度看官僚体系。有的层面,制度的条文将皇帝放在官僚的序列之中。宋以后的皇帝在官僚位阶中的位置是俯瞰的态度还是一个矛盾体,吴老师提供的路径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

田天老师首先谈及了先秦秦汉的宗庙问题。过去没有太意识到宗庙问题在先秦秦汉的重要性,西汉后期有争论,基本不是很大的议题,不像唐代有始祖和太祖的争论。左传重耳流亡归国的时候是朝于武宫,告庙晋武公,并没有往上追溯祖先。在周的封爵体系之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理解?先秦庙重视功劳,对于家族内部祖先不那么重视。前经学时代宗庙祭祀中奉谁为祖先,与学理上的祖宗没有太大的关系。其次,关于始祖,郑玄有很繁复的经学上的定义。另一个角度来看,经学上比较周密的解说,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办法得到大部分认同,事实上可能也得不到大部分人的理解。吴老师认为,不但要把经学学理和礼制操作分开,而且还要看清当时的争论。她给每一个争论都找到学理上的依据。第三,礼学和礼制的讨论是触及到国家构造中核心的问题。皇帝个人和国家的矛盾是礼制是上一直存在的冲突。即使没有私人典礼制度,也没有办法阻止皇帝追求个人的幸福。第二个冲突是亲亲和尊尊的问题,这是与皇帝个人问题比较紧密。皇帝个人的选择能够体现他的个人意志和他与国家的关系。

仇鹿鸣老师最后做总结发言,他提到,当道教色彩掺杂到祭祀之中时,唐代看不到强烈的反对,是因为这些祭祀都是皇帝的私事。既往讨论南北朝到唐代的变化,讨论制度渊源是南朝还是北朝,具体到某一制度、法律。这种观察是现代史学家对唐代某一项制度的讨论,对当时人来说,没有一定要取法南朝或北朝的执念,南北合流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潮流。从经学、礼仪、法律、制度等方面来看,“折衷”是理解南北汇合的很重要的概念。也许把王通的折衷作为统一潮流中共有的行为,而不是将他作为缔造这个潮流的人物更为合理。唐代前期是南北朝汇聚的过程,从分裂到统一,这样的思考在更大范围内对我们理解隋唐帝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