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1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早期中国的史料加工——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考察为中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院长助理韩笑，第四期邀访学者杨建华、赵刚、韩潮、严志斌、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参与讨论。
徐建委副教授首先就这一论题的选择做了说明：本研究始于《国风》和《小雅》的研读经历，是一种有关早期材料的整体观感。同时，他特别解释了这项研究所遵循的方法或前提：第一，这项研究是文学意义上的研究，重心不在考证史实，而在分析史料的加工；第二，先秦史料本不足征，在“严酷”的史料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处理和使用材料是本研究着重考虑的地方；第三，早期文献问题众多，在可控的限度内使用文献是本研究的“自律法则”；最后，在文献阙如的地方需要借助想象力进行补充，这与上述两点矛盾，却是无法避免的。
报告人徐建委副教授
就先秦研究来说，我们必须对三个问题保持方法论层面的警醒，即文本长时段性、刘向校书对文本的影响和书写者身份。这三个问题直接与材料的适用限度挂钩。我们要意识到早期文献的适用边界，不可无条件地使用它们。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表文（部分）
至于为什么会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下简称“年表”）为中心考察早期史料的加工问题，徐建委副教授表示，相对于西周史料、战国史料而言，春秋史料可控度高，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外，《年表》与《春秋》、《左传》、《周本纪》、《秦本纪》、诸《世家》关系紧密，可统摄今传春秋史料的主体部分。此表以时间、事件为主，几乎没有冗余叙事，故可以将模糊解释的可能降至最低。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影印版书影
通过仔细辨析我们会发现，《年表》前一百多年的叙事几乎全部与《左传》的早期历史相关，《左传》相关年份的补述或插叙，会被《年表》错误的编入此年，而不是补述、插叙事件的真正年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此我们可以判定，《年表》主要依据《左传》编成。
在此基础上，徐建委副教授考定了几处《春秋》的错简及《年表》的年代错误，并初步还原了后者的编纂过程。编纂者很可能先以周王、魯公系年为准，以《春秋历牒谱》、《世本》为基础制出总表，后依据《春秋》、《左氏春秋》等材料将各国“要事”写成一枚枚系年的竹简，最后将单简所记誊写入总表。也可以这样说，在制作《年表》时，先由单支竹简系统抄录出《春秋》、《左传》等古籍的“条目事件”，然后再誊写入已经制作好的空表中。
随后，徐建委副教授由《年表》、《周本纪》等篇章存在的史观差异转向了战国秦汉时代有关西周历史的两种主要的叙事体系——它们又都与《诗经》的解释体系密切相关。
这两种解释体系是《春秋》学发展起来之后的产物，属于战国早期儒家的解释系统，最晚在孟子时代便已形成。徐建委副教授以《孟子》引《诗》为例作了说明：除了极少几条，《孟子》引用的诗句，几乎全部都不是孤立的。不仅见于《孟子》，也会被其他战国秦汉文献所引用。从另一角度看，这些诗句的使用情况也是相对固定的。具体到引用某一篇《诗经》的哪几句诗，各战国秦汉典籍基本是相同的。可以这样说，在配合特定说理议论问题时，征引哪一篇、哪一句《诗》的“规矩”在孟子之前便已出现。故在孟子之前，儒家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诗》的引用“套路”。而分析这些“套路”，我们会发现，《孟子》中的《诗》已经染上了浓重的《春秋》学色彩。
这种基于《春秋》义理的解释体系，将《诗经》纳入了历史的大框架之内，并赋予了其价值和意义，还造成了某些与之不协调的重要历史事件的湮灭（如西周末年携惠王的历史）。同时，这一体系也会制作一些新的历史故事，战国秦汉时代那些大量流传的事语类故事便是一例。这些都是战国早期儒家学者所做的事。但是，到了西汉时代，关于早期历史的叙事已经主要由《春秋》系统来提供了。于是，汉人的先秦，主要就是战国儒家的先秦了——《年表》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被塑造过的春秋史。
徐建委副教授最后重申，晚期体系化的加工并不能掩盖加工材料的早期属性。我们面对的情况是：虽然房子是新的，但多数砖石却是古老的。而问题是，只有依靠那些数量不占优势的新砖石，房子才得以建造出来。至于房子的图纸是新是旧，还未能确知。同样未知的还有，希望重建老房子的建造者有没有进行臆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