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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109】马忠文:满洲权贵与晚清政治——以荣禄为中心的考察

发布时间:2021-06-29




邀访学者论坛


2021年5月20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满洲权贵与晚清政治——以荣禄为中心的考察”。第十期邀访学者曹寅、陈瑞翾、杜永彬、黄晓春、李肖、聂溦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马忠文老师表示,近些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学界开始对善耆、端方、升允、锡良、荣禄、奕劻、载沣等满蒙权贵的思想、作为有所关注,并涌现出一批新成果。这些旗籍重臣中,甲午至庚子时期最为活跃、对朝局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荣禄(1836--1903)。从甲午到庚子,荣禄主导编练新军,统带武卫五军,以大学士管理部务,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气势煊赫,权倾一时,一度改变了咸丰军兴以来湘淮系汉族督抚势力膨胀出现的“外重内轻”格局,甚至短时间内还出现满洲贵族专权的势头。


荣禄与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事变等政治事件都有无法割舍的关系,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关键人物。有关荣禄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荣禄的崛起,始于同治初年投身神机营、密结醇亲王奕譞之际。虽然隶籍正白旗满洲,祖父辈均战死疆场,立有军功,但荣禄于咸丰初年入仕之时,只是一位八旗难荫子弟,地位并不高。因军机大臣文祥的提携关照,同治初年他才有机会投身神机营的创办活动,得以结缘于主持营务的醇王奕譞。这是荣禄仕途上最关键的一步。


荣禄与奕譞年龄相近,二人彼此相投,荣禄屡次受命统率使用洋枪的威远马、步队,镇压捻军、土匪,才获得“知兵”的盛誉。因为投靠醇王,使他与惇王奕誴之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开始出现嫌隙,积怨渐深,到庚子前后惇王之子端王载漪势力加强时便有了显现;军机大臣刚毅为了与荣禄对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荣、端之间的隔阂。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宗室中奕誴和奕譞两支暗中较量的间接反映(核心是入继大统问题),直到庚子后载漪受黜、荣禄在临死前将女儿嫁给醇王载沣,他与宗室的政治关系才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荣禄一生都以谙熟西法练兵为期许,并引以为骄傲,袁世凯小站新军、武卫军的创立,都是他大力推动的结果,而这些都源于起初神机营的练兵情结。


  

荣禄亲笔信函(1892)


第二,甲午战争改变了荣禄的政治境遇。荣禄受到清廷重用的初期,主要投身神机营练兵和陵差活动,长期服务于宫廷事务,扮演着内务府大臣等内廷近臣的角色;中间虽一度受到冷遇,再度复出后,或任京旗都统,或外出为驻防将军,仍然侧重旗籍事务。但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荣禄的命运。这场战争导致恭王复出,翁同龢、李鸿藻再次进枢,使甲申易枢以来的朝局发生重大改变。


荣禄再任步军统领,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决策,分享了军机大臣才有的权力。他的政治活动空间开始超越先前的旗务系统,得到全新拓展。甲午战争后期,因为和战争议,汉族大臣间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汪鸣銮、吴大澂、文廷式等官员在战后,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汉人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乘机得以增强。


督办军务处是荣禄重新获得权势所凭借的重要机构。荣禄通过督办处编练新军,实际上开始扭转自咸丰末年湘系、淮系兴起后地方督抚控制军权的局面。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只是,他的梦想在庚子之乱中完全落空了。


武卫军(1899年)


第三,奴才秉性与庚子之败。在清廷甲午后以练兵、开矿、修路、兴办学堂为核心的实政改革中,荣禄推行的编练新军,也是重要举措之一。他反对康、梁涉及官制的激进改革,坚持维护“祖制”,深得慈禧信任。政变后又维护过一些改革成果(如京师大学堂),庇护新政官员,并积极调和两宫,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当时也得不少人赞誉。


然而,在庚子事件中,荣禄身居要职,权高位重,却明哲保身,始终秉承慈禧旨意,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在庚子五月初主张“剿办”拳民、保护铁路,力图控制局面,但慑于载漪等权贵的淫威,处处委曲求全,显得首鼠两端,这是他在庚子义和团时期的基本处境。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最初奉命保护使馆,却处处留着与洋人议和的余地。京城沦陷前,荣禄曾设法开启与公使馆的和议,但未能成功。


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刚毅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刘、张、袁等督抚还对武卫中军围攻使馆之事向列强进行声辩,期望各国不再追究荣禄。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后,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董福祥等人,直接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开始并结束的。


两宫回銮后,为了缓和外人对武卫军围攻使馆造成的影响,荣禄加强了与外国使节的联络。他虽然主持朝政,却病情日重,时常请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了沉重的精神打击。他主持的军机处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不断遭到朝野批评。等到他病逝后,时论对其功过评价甚多。与清廷的褒扬不同,南方舆论对其多持批评讥讽,这与当时革命思潮兴起的背景有直接关系。


荣禄死去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告倾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袁世凯——这位在荣禄庇护下力量得以发展膨胀起来的一代枭雄,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荣禄的后半生便是清王朝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马忠文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