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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122】刘永华:十九世纪徽州乡民的生计与社会关系:婺源程家的个案研究

发布时间:2022-03-16

2021年11月2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一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十九世纪徽州乡民的生计与社会关系:婺源程家的个案研究”。 第十一期邀访学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曹家齐、陈少明、杜斗成、姜文涛、李天纲、缪德刚、苏杰、武琼芳、虞云国、於梅舫、张国旺、张浩、张涛、赵灿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罗新、王奇生、赵世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刘永华老师回顾了目前学术界对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认识。十九世纪处于明清史与近代史两个领域之间,这一时期史料上尚无细致的乡村调查,统计数据也不多,因而这个时代虽然离我们不算遥远,但我们对这一时期乡村生活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在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乡民生计境况与乡村经济的走向还存在不少争议。在社会方面,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变与不变、秩序的维续与崩解也有不同认识。刘老师谈到,2006年他接触到一批徽州乡民所记排日账(记录始于1838年,讫于1901年),开始以此为基础,对徽州婺源程家的生活世界进行了综合考察。本次报告主要介绍了他对程家生计模式、生计状况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他希望这个研究有助于推进对十九世纪乡民生活的认识。


在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中,徽州属于水稻—茶区,这个定位有助于了解婺源北乡乡民的生计模式。由于山多田少,这一带的耕地每年只能生产不到半年的口粮。为了养活自身,乡民必须在农耕之外寻找生路。从十八世纪起,随着中西茶叶贸易的兴起,茶叶日益成为当地重要的收入来源。此外,山货采集、商品贩卖与挑担也成为乡民的谋生方式。刘老师对1838年至1901年程家的劳动时间安排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程家的生计来源主要包括粮食种植、茶叶生产、商贩活动(山货采集加工与贩卖、食盐等商品的贩卖、挑担等)三个部分。程家的农场有水田3亩左右,另有部分旱地,每年生产的粮食约为全家口粮的一半。程家在鸦片战争前就已进入茶业,最初主要从事贩卖活动,鸦片战争后转而直接介入茶叶生产。茶叶生产与贩卖所得,太平天国运动前每年可获得一二十银元的收入,运动结束后增至三四十元,光绪九年分家后回落至二十多元上下。此外还可观察到,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程家的生计模式发生了变动,在食盐等商品贩卖上投入的劳力日益减少,而投入开荒的劳力大幅增长,旱地面积有所提高。


接着,刘老师侧重从核心收支比较、最低消费篮子两个方面,对十九世纪程家的生计状况进行了讨论。由于排日账记录本身的局限,全面重构程家的收支(特别是支出)状况困难较大,因此刘老师首先对核心收支(即茶叶收入与籴米支出)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数据相对完整的十四个年份中,只有三个年份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形,而且缺口不大。同时,刘老师还分析了程家的最低消费篮子,亦即维持全家温饱所需的开销,并将之与历年的收入做了比较。统计表明,从1838年至1901年六十多年时间里,太平天国前、太平天国后至十九世纪末,程家生计状况尚好,太平天国期间生计状况首次出现恶化,十九世纪末则因米价上扬、债台高筑、国际茶市异动等原因,出现了生计危机。



《太平欢乐图》第81幅“卖恤盐”,内容引自《两浙盐法志》


报告还讨论了太平天国结束后程家社会关系的变动。刘老师对太平天国运动后程家所在地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尚未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动,但在社会关系方面可以观察到一些新动向。在阶级关系上,由于茶叶收入增加、开荒舒缓了口粮问题,程家租入土地的数量有所下降,租佃关系稍有弱化迹象;同时因茶季雇佣外地和本地茶工,程家与茶工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在人际关系上,太平天国结束后生计状况的改善,为程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经济基础。程家下一代先后成亲,程家自身及其亲属关系都得到再生产。同时程家也营建了新房,在此过程中其人际互动圈子有相对程度的扩大。此外,为改善医疗条件,程家还与当地医者建立了礼物关系。不过在社会秩序方面,太平天国结束后,物业纠纷开始大量出现,盗窃行为逐渐猖狂,跨地域物业冲突有所扩大,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恶化迹象


最后,刘老师追问了“谁的十九世纪?”这个问题。他认为,生活在不同地域、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对十九世纪可能有不同的历史体验,不过十九世纪生活于东南山区高商业化乡村的小农家庭,很可能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与程家类似的生计与社会动向,当然这一点还有待于更多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的证实。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刘永华教授(左)颁发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