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12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刘清华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鸦片战争前清帝国扩张中的西洋因素及其整合困境”。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包伟民、包慧怡、陈文龙、谷继明、姜守诚、梁云、刘文飞、陆一、欧树军、盛珂、王明珂、赵丙祥、山部能宜，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最早由汤若望修建的“南堂”

刘清华老师首先分享了自己在硕士论文写作中因追寻康熙特使耶稣会士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出访罗马的故事，而对礼仪之争中清王朝的主动性有新的认识。出于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刘老师的博士论文展开对地处皇城核心的北堂进行综合研究。不同于以往对集中在个别传教士活动或著述的研究，刘老师结合社会学“社区”和天主教“堂区”的概念，将传教士群体及其与官府、信众，以及与外省乃至欧洲的联系互动等多重因素都加以考察。他指出，在传统历史书写中，我们惯常以革命的胜利、政权的更迭为坐标，从王朝兴衰的角度去研究中西关系，容易忽视清王朝对以传教士群体为代表的西洋因素的综合治理及其经验得失。

接下来，刘老师指出，近些年，国内外整理明清以来汉语西学著作时常遇一个共同的困境：这些书籍或以西方人文科技为主题、或以宗教教义阐释为目的，但西学、西教二者实则难以区分。传统把西学划归思想史或科技史，将西教列入宗教学或传教史，而把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洋群体划归区域国别或国际关系史，以及古代史与近现代史断代所带来的相互隔离，增加了我们综合考察西洋因素的难度。因此，要通过具体的个案，以跨学科、长时段的角度观察清王朝扩张中西洋因素的渊源与流变及其整合路径与困境。

刘清华老师

刘老师首先介绍了清王朝的西洋因素之渊源。早在明清鼎革之际，满洲将领已发现以红夷大炮为代表的西洋科技之强大威力。继明末崇祯帝自杀，耶稣会士周旋在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之间，清王朝奠基之初已意识到传教士的独特价值。华南的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先后为南明各帝服务，并作为使节常驻澳门，负责与西洋的外交与联络事务。在北京，曾经徐光启推荐入职钦天监历局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滞留北京后即为清廷效力，担任钦天监监正，并获顺治赐地重建利玛窦南堂。身处西南的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āes），曾短暂服务于张献忠政权，人称“天学国师”。张氏政权败亡后，两人向清军肃亲王豪格投降并被带往北京。二人后获顺治召见，赐地于东安门外并建立天主教东堂。

接下来，刘清华老师举出清初“康熙历狱”的个案以及教会史料误称杨光先为回教徒所带来的新的族群关系问题。通过1692年康熙“容教诏令”出台前后的考察，可发现奉教满洲官员、汉族士群对传教士群体不同的态度与博弈。结合满清政权多元治理的探索实践，西洋因素是朝廷特别重视的一个新的因素。此后，传教士参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以拉丁文为唯一官方母本。康熙在1693年患疟疾，法国传教士及时奉上从南美带过来的“耶稣会士药粉”（Pulvis Jesuiticus）奎宁，从而得以在西安门内建立北堂。结合此前传教士已执掌钦天监，至此，西洋因素在清朝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初步奠定下来。

徐光启与利玛窦

随后，刘老师分类考察了鸦片战争前的宫廷西学。首先是传教士在钦天监的持续领导；其次，康熙曾拜白晋（Joachim Bouvet）等法国耶稣会士为师，在宫中研习西洋科学。而西洋医生与药师的群体虽小，其于清宫服务亦从未中断。此外，《中俄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促使清廷开始重视拉丁文人才的培养，并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建立了西学馆。直到鸦片战争前，最后一个传教士南弥德（Lamiot）被驱往澳门，在清廷供职译员的法国传教士多达八名。在清廷内务府供职的还有众多传教士画家、钟表师等技艺群体。他们不仅制造修理西洋奇器，更参与建设钦天监观象台、皇家玻璃厂、圆明园等大小工程。

最后，刘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清王朝西洋因素管理制度的具体推进。以礼仪之争、清廷罗马使团外交为例，康熙以及满清官员已发现罗马与欧洲各国的博弈，以及不同修会的立场。十八世纪初，清廷开始对传教士颁发印票，确定对“利玛窦规矩”的执行。随着广州、澳门各修会的账房（Procure）的设置，清廷逐步确定以内务府官员、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两广总督等皇帝亲信来直接管理来华传教士。即使在所谓的禁教时期（1721-1840），传教士的进京路线也从未中断，随之而来的外省传教在某种程度上也被默许。

乾隆《职贡图》中的西洋世界

乾隆中后期《职贡图》所体现清王朝对西洋的认识，相较于明代的记录有大幅提高，其对西洋政教关系、族群关系（黑奴），以及罗马教廷与欧洲列国的关系都有具体的说明。清廷在扩张中对于西洋知识的迅速增长，不能不说与近百年来对西方传教士的持续引入和直接管理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爆发、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这些重大的事件亦经在华传教士作为媒介，清朝始终有着全面的掌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所谓鸦片战争前“停滞帝国”、“闭关锁国”等传统认识进行重新审视。

“西洋因素”被刘老师指称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洋群体所反映出来的西学、西教等综合问题。无论是对传教的把握、天主堂的设置，还是对供职清宫传教士的管理，以上无不体现了清王朝对西洋因素的掌控。特别是中俄两次边界条约的签订，传教士的拉丁文翻译让大清帝国在“世界舞台”上公开亮相，进一步凸显了西洋因素的重要性。传教士藉西学、技艺，意图植入西教与西方思想，而清王朝一定程度允许其开堂传教，以求获取早期全球化的信息和知识技艺。虽说时有争议和冲突，但双方基本保有默契。当然，清廷即使对于随之而来的欧洲革命浪潮有所耳闻，对于日益崛起的西方帝国也早有警惕，但并没有做好革新应对的准备。随之而来十九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的风卷云涌，最终让这一早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秩序构建的重要抓手走向失控。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刘清华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随后，与会学者就何谓西洋因素、西洋因素的具体影响等话题展开了积极深入的探讨，本次邀访学者报告会也在热烈的研讨之后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