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东亚海域史视野中的徽商与长崎贸易”。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潘光哲、孙卫国、唐克扬、万海松、徐欣、应星、张小刚、赵晓力、Enrique Stephanus Dussel、Keith Adam Woodward，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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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浦海图》

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

论坛开始，王振忠老师即指出，历史研究的视野不当囿于国别，而应以具有相互联系的一些区域作为论述的空间，探讨跨国家和跨区域的人群流动、知识传播、商业贸易及其相关的诸多问题。不以国家为单位，而以活跃在东亚的人群为主体，以相关人群活动的空间为研究单位，可能更合乎当时的实际状况。王老师认为，对在东亚海域活动的人群之关注，是自己长期研究中国各地“区域人群”的自然延伸。对此，他通过对明人谢肇淛《五杂组》中一段史料之分析指出——在明清时代的东亚海域，最值得关注的两大区域人群是皖南的徽州人和闽中之福州人（特别是其中的福清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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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2日与九州大学、长崎大学学者的联合调查

而就徽商在长崎的活动而言，除了中国史籍中的零星记载，王老师重点发掘了日本方面的各类文献，特别列举了1997年在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中找到的《唐土门簿》。根据他的分析，该份抄件涉及苏州的染坊、布店、银匠店、毡店、麻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其中提及的人名，最多的就是迁居苏州的徽商。由此判定，《唐土门簿》应是来航长崎的中国商人所持有的一份人名簿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另外，在日本现存的碑刻中，也有不少徽州海商、水手的史料。除了日本学者整理的墓志外，较有价值的还有《崎阳悟真寺骨塔碑志》。据此分析，徽商在悟真寺骨塔碑之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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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阳悟真寺骨塔碑志》

接着，王振忠老师又从诸多侧面谈及清代徽商与以长崎为中心的海域文化交流。例如，以往对于中国传入日本之商品（包括舶来书籍等）的研究较多，但逆向的输入则较少涉及。他通过爬梳各类文献，勾勒出一种植物传播的轨迹：源自海外的洋枫先是由苏州传入扬州，在大江南北逐渐流传，稍后又传入皖江流域。及至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各地的洋枫已普遍种植。在物品之输入、流布之外，医学知识等的传播也颇值得关注。另外，江南鉴藏风尚之转变，与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海外贸易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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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海商《尺牍抄》

程洪然、程赤城、江稼圃

本次论坛，王老师又聚焦于太平天国之后徽州海商之衰落。他指出，195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藤井宏曾认为：明清徽商的海外贸易以“徽王”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而实际上，在清代的东亚，徽州海商仍极为活跃，其衰落过程亦值得重新探讨。程稼堂是长崎三江帮的主持人，当系徽商巨子无疑。根据对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庋藏的数份文书之分析可见：程稼堂一度与外国洋行过从甚密，其洋铜买办绝大多数是通过比利时、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英国商船运出、销售。此后，其境遇每况愈下，他与海商同行、长崎会所、借贷商人之间不断发生各类债务纠纷，本人则为了躲避债主的纠缠而到处东躲西藏，并多次将各类财物进行抵押。这些，显然反映了其人已徘徊于破产的边缘。程稼堂的遭遇，折射出昔日富甲天下的徽州海商之困境。因此，程稼堂的盛衰递嬗，可算是煊赫一时的徽州海商之最后一曲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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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居留场全图》（局部）

日本庆应二年（1866年，清同治五年）

1、唐人屋铺（唐馆）

2、唐人荷物藏（贮货场所）

3、新地（中国人居住地，今长崎中华街一带）

最后，王老师做了两点小结。其一，从总体趋势上看，由明迄清，徽州海商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明代武装走私的私人贸易转向清朝政府特许经营的海外贸易。毋庸赘述，这是就海商的主体而言，而这种转变，与明清两代不同的海洋政策密切相关。从东亚海域世界的变动来看，徽州海商之衰落，既与中国国内的兵燹战乱息息相关，又与十九世纪中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其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区域取向探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已蔚然成风，这也为域外汉籍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东亚视阈中，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可以转向社会史的探析，从人群活动的角度切入，以深化相关的研究。而在史料的利用上，除了此前已备受关注的一些习见文献之外，还应广泛收集和利用不同国家的文集、笔记、日记以及其他汉籍资料，以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将各类史料熔于一炉。透过对不同类型资料的系统阅读和研究，培养出对异国文化更为具体的历史感，增进对东亚海域社会诸多侧面的观察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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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徽商抄录的《日本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