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欣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史’：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编纂的视角与个案”。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唐克扬、万海松、王振忠、应星、张小刚、赵晓力、潘光哲、Enrique Stephanus Dussel、Keith Adam Woodward，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齐琨、副教授萧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副教授刘彦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自1922年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起，在“重雅轻俗”的反思之下，民间音乐逐渐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主要书写对象，但少数民族音乐始终被包裹在“华夷之间”的边缘叙事当中。1990年代开始，少数民族音乐开始出现通史、族别史、区域史等，在其主体性愈发显见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史料的局限。因此，“用什么样的材料、写什么样的少数民族音乐史”是学界长期探讨的问题。徐欣老师围绕少数民族乐器，以“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史”（Living history & Related history）为题，从史料和视角两个方面为我们呈现了正在思考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的研究思路与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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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为徐欣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对口传与表演材料的强调，是扩展史料范畴并确立双重史料观（即他表述史料与自表述史料）的关键。以少数民族乐器起源传说为例，经过对78篇（涉及28个民族的46种乐器）传说进行收集与文本分析后可提炼出四个关键情节母题：启发（inspiration）、神予（given）、失去（lost）、难题（difficulty）。如启发（化声）母题的故事结构链中可以看到自然启发下“自然力—自然物—自然声”向“人造力—人造声—人造物”转化，或经动物声启发为乐器的底层逻辑；在失去（化生）母题中又可见生死循环中人与动物情感的再生，让我们重审乐器如何构成不同文化中生命意义系统与的一部分。无论是经验性的“声音转化”表述，还是超验性的“生命转化”表述，它们都呈现了一种声音生态与地理生态、声音观、乐器观甚至世界观的关系，这种材料在历史与文化的阐释力方面仍然可以进一步探索。

音乐历史的媒介是被观看的，同时也是被聆听的。徐欣老师以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弓弦乐器潮尔与马头琴分别演奏的《诺恩吉亚》为例，以聆听的方式讨论了“声音能否自现历史”这一问题。对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而言，潮尔与马头琴的声音分别属于“古老”和“当代”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范畴，隐喻了少数民族乐器改革的历史与声音审美经验的变迁，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会将我们导向传统游牧社会整体声景与声音观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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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or潮尔

演奏者：美丽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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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n khoor 马头琴

演奏者：额尔敦布和

“关联的历史”意味着从乐器/器乐出发展开关系史的写作，对丝绸之路沿线抱弹乐器“弦”的研究便是从文化通道视角进行关系史考察的一种视角。波斯语中的Abrīsham既指丝绸、也指代弦乐器，在西亚、中亚、印度或是中原地区都能看到关于丝弦的历史记录。因此，丝绸之路也可以被理解为“丝弦之路”，这似乎也隐喻着乐器中的弦材同流动的丝绸之路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

弦材不仅体现着乐器本身的音色、风格、手感、演奏法，更能让我们窥见弦乐器历史存在方式。从清中期的《皇朝礼器图式》到清晚期的《新疆图志》，关于回部乐器弦材和弦功能[1]彼此对应的表述逐渐变化，“丝弦五、铁弦二”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铜弦二/四”；“以木拨弹丝弦，应铁弦取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无纯用铜弦者”。在新疆图志“古乐器不可见矣”的叹息里，可以看出曾以丝弦（软弦）作旋律弦、钢弦（硬弦）作共鸣弦的对应关系被打破、单件乐器上存在多种弦材的混弦制度随之消失，而其弦功能依然保留。至近当代时，软弦中的丝弦均演化为动物弦，与此相关的乐器演奏方式、技术、声音风格、作乐体验与审美经验改变的同时，更意味着从流动性到本土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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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乌德的复弦

除弦材外，用弦制度也是让我们理解这条沿线的另一重要视角。从两河流域的乌德琴，到我国新疆的多种抱弹乐器，再到日本正仓院中的唐代琵琶，“复弦”制度贯穿于整个丝绸之路的抱弹乐器中。当代中国专业琵琶的复弦传统已不复存在，而是下沉到民间，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分层。从西亚、到新疆少数民族、中原地区再到整个东亚弹拨乐器弦材、弦制等问题进行当代田野与历史意识的整体贯通式考察，是丝绸之路沿线乐器历史呈现一种能够真正“流动”起来的视角之一。

注释：

[1] “弦功能”为萧梅教授提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