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内举行，主题为“滤镜下的光影——文本批判与契丹史研究的新面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苗润博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持，文研院访问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评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苗润博
讲座伊始，苗润博博士以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契丹形象塑造为引，指出当代国人的契丹印象实际上受到了华夷之辨和民族主义的滤镜干扰，而所谓滤镜就是指影响人们认识历史事实的观念或文本。不仅文艺作品如此，历代正史也存在这种滤镜作用。以今天能够看到的契丹早期历史为例，它实际上就是中原文献记载、辽朝自身建构及金元史官追溯三重滤镜下的光影。我们不可能完全丢弃这些滤镜而直抵历史现场，却可以通过拆解分析它们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机制，在文本的缝隙中重新发现历史。
由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改编的1997年版同名电视剧中，演员黄日华扮演契丹大侠萧峰
苗润博博士的演讲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历代正史有关契丹早期历史的权威记载和既往学界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主要展现对《辽史》等经典叙述的文本批判，在此基础上走出元人的契丹史观；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契丹王朝对于自身建国以前历史的记忆、遗忘与书写；第四部分主要以契丹早期史问题为例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
第一部分中，苗润博博士指出，从《魏书》开始，历代中原文献都有关于契丹的专门记载，这些传记的本质绝非对契丹进行客观描述的古代民族志资料，而是作为与华夏帝国秩序相对应的一种文类而存在；同时他们大部分是散落的、片段性的，直到元人所修《辽史·营卫志》才形成了对契丹早期历史的完整叙述框架。既往中日韩以及西方学者关于契丹早期史的研究，基本是以《辽史》所记为基础和前提的，过度遵信、依赖这一框架而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思，更无法跳脱、排除其干扰。苗润博博士指出，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傅乐焕先生就曾论及，《辽史·营卫志》所记契丹建国前史是元代史官杂揉诸史契丹传及辽朝零星记载的结果，但遗憾的是这一真知灼见却从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在此基础上，苗润博博士进一步提出追问，既然以往被奉为经典的《辽史·营卫志》所记契丹早期史很可能只是元人敷衍而成的二手文献，那么，它是否等同于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辽朝当时人的历史记忆？契丹王朝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叙述自身的早期历史？
辽代墓室壁画
在第二部分中，苗润博博士对《辽史·营卫志·部族上》的权威文本加以进一步的批判，还原元人契丹早期史叙述的生成过程。通过深入分析《营卫志·部族门》序文、“部族下”小序及《营卫志》总序可知，元人编纂《营卫志·部族》实际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照录辽朝《皇朝实录·部族志》旧文，于开首加一小序；第二阶段，杂抄前朝诸史《契丹传》汇成上卷，而以先成部分改为下卷，遂成今本模样。在第二阶段中，元朝史官不仅增加了建国以前契丹部族发展史，还对辽代的部族范围进行了重新界定，这种新的定义与辽朝当时人的概念截然不同，由此彻底改变了《辽史》所见契丹早期史的面貌，深深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于契丹历史的认识。更令人唏嘘的是，分析《营卫志》各卷之篇幅可知，元朝史官之所以这样改弦更张、大费周折，其初衷很可能只是为了拼凑篇幅。
中华书局《辽史》明刻影印本书影
苗润博博士指出，元末史官重构契丹早期史有两个关键的环节：其一，将辽代文献所记的遥辇时代与中原文献所记大贺时代衔接；其二，将辽朝文献所及始祖奇首可汗对应于北魏时期，即中原文献所记契丹最早出现之时。其重构的主要方法无外乎杂糅不同系统、镶嵌衔接、弥缝调和、删削修剪，最终将原本多元的复杂图景化约为一元的线性叙述，而这种叙述逻辑正与后世研究者思维方式完全契合，自然会被奉为圭臬。就此而言，契丹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就在于走出元人的辽（契丹）史观，找回辽朝自身的历史叙述。
在第三部分中，苗润博博士主要论述了契丹王朝对于自身建国以前历史的记忆、遗忘与书写。他指出透过元修《辽史》这一滤镜发现契丹历史本相可分为三步：第一步要对材料“做减法”，削除后世史家新增的记载；第二步要回归辽朝当时人的说法，关注契丹王朝自身的历史叙述；第三步要对比辽朝叙述和中原历代文献所记，在二者的矛盾中发现问题。辽朝官修史书《皇朝实录》的遗文显示，在当时有关建国前史叙述的主体框架中，奇首可汗不仅是契丹始祖，其首要定位更是辽朝皇室的始祖。通过对历史地理的考证可知，辽朝文献所记奇首可汗的活动区域与迁徙路线与北魏至唐前期中原文献所记契丹集团的活动轨迹大相径庭，这背后隐藏着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阿保机家族晚至唐开元时期方才加入契丹集团，该家族取代契丹旧部建立王朝以后，并未改易“契丹”名号，而是以自身的家族史作为整个契丹集团的历史。这也是契丹王朝的建国前史记忆在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呈现断崖式面貌的根源所在，文献所见契丹起源传说呈现出的二元性也可由此求得解释。
完颜阿骨打像
苗润博博士认为，辽朝建国以后对契丹历史记忆的改造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以太祖、太宗朝为代表的辽前期，主要完成的是尊奉皇室始祖为契丹共祖，以统治家族历史代替民族集团历史；由于当时汉化未深，且忙于理顺现实中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尚未通过历史书写在后起的阿保机家族与原本遥辇时代契丹集团的最高权力之间建立联系。其二，以兴宗朝为代表的辽中后期，系统地编纂史书，完成了“三大改造”，即通过对契丹开国年代、建国方式及阿保机始祖涅里等重要问题的改写和建构，利用华夏政治文化的符号和工具来论证王朝的正统性、合法性，全面地重塑了契丹建国前史，最终形成的历史叙述一直影响至今。
在第四部分中，苗润博博士谈到了契丹早期史这一典型个案的启示意义。在方法上，他提出历史学视野下的文本批判应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文本首先是“文献本身”，即从整体结构、脉络中理解史料，首要关注点在于文献本身发生、赓衍、定型的生命历程，这种文献学的问题意识具有原发性、根基性、独立性。其二，才是新兴的文本理念，即对文本背后的创作意图、权力话语、历史图景等方面进行分析，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在这一层面方才被释放出来。二者的先后顺序不可颠乱，只有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研究清楚，将我们所面对的、能够明确把捉的实体或曰历史的载体凸显出来、研究明白，才有可能真正在第二个层面激发出新的问题。在内容上，辽朝的历史叙述问题暴露出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的断裂与区别。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统治权力后总热衷于将自己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以此家族史-民族史的两分视角观察其他内亚政治体的历史叙述，可以发现诸多以往被忽视的全新面向。
鲁西奇教授评议
在评议阶段，鲁西奇教授指出苗润博博士从史源学出发研究契丹历史的合理性，通过分析中原史书中的他者叙述，梳理契丹-辽王朝权力集团自身的历史叙述，批判元代史书的线性历史观，展现了史料分析和文本批判的冲击力。鲁西奇教授以自身研究领域为补充，阐释文本批判的重要性。他指出有关荆楚历史的文献资料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六朝之前的文献和唐代以后的文献，但是清人经常将两者混杂，因此在研究相关历史时文本批判尤为重要。此外，鲁西奇教授对讲座中有关阿保机家族与契丹集团之间关系的新观点表示赞同，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向苗润博博士提问：唐代的契丹旧部如何被收编进以阿保机家族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这种历史叙述与其实际所处位置有何关系。苗润博博士回应时指出，原本的契丹旧部在辽朝称为遥辇氏，被划归耶律氏集团，表面上与皇族同姓，实际上被重点盯防。契丹王朝虽然宏观上分为两个集团——耶律氏和萧氏，这种划分并非血缘划分，而更多的是政治考量，耶律氏和萧氏内部存在明显分异，事实上形成一种圈层结构的统治秩序。
在交流环节中，听众踊跃提问，会场气氛热烈。苗润博博士就契丹早期史叙述的形成过程及其作为分析样本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回答，进一步深化了听众对讲座主题的探讨与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