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未名学者讲座44】谢湜:东南岛链与明清历史

发布时间:2018-12-27

/var/folders/h8/xm1689jd43b_1b5jq_mm4h640000gn/T/com.microsoft.Word/WebArchiveCopyPasteTempFiles/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未名学者讲座44

2018年12月2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四十四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东南岛链与明清历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湜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评议。

 

/var/folders/h8/xm1689jd43b_1b5jq_mm4h640000gn/T/com.microsoft.Word/WebArchiveCopyPasteTempFiles/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文研院工作委员张亚光副教授(左)为谢湜教授(右)颁发未名学者聘书

 

讲座伊始,谢湜教授以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为引,阐述对东南海岛历史的关注历程。谢湜教授指出,从长三角地区到北部湾的一系列岛屿中,相距甚远的海岛使用同样的方言、拥有同样的习俗,在历史文化方面呈现出超越地域的连续性。之后,谢湜教授以自己在耶鲁大学访学的经历为例,阐述了历史变迁与区域发展的重要关系。在研究相关区域的社会变迁时,地图与图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谢湜教授结合地方县志指出,古人在认识海岛的过程中,借助大量航海图,结合山形、罗盘与风向判断海岛方位和特征。因此,古人形成了“山就是岛,岛就是山”的认识。尽管海岛与大陆隔绝,但海岛社会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政府的制约。另外,由于海岛居民以渔民为主,因此,其社会组织方式与大陆居民也不相同。海岛居民在争夺渔场的过程中,往往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因此海岛居民需要更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同时,这会对政府的有效治理造成威胁,因此政府与海岛之间的互动值得关注。谢湜教授的演讲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和海岛管理、海岛历史文献中呈现出的政府与民间的“确权”关系、清代政府对不同海岛实行的差异政策及其带来的影响、政府与海岛之间的关系以及海岛管理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历史背景。

 

/var/folders/h8/xm1689jd43b_1b5jq_mm4h640000gn/T/com.microsoft.Word/WebArchiveCopyPasteTempFiles/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明代《广舆图》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甚至在舆图上消灭了海岛”

 

第一部分中,谢湜教授首先强调了海岛历史研究的困难。一方面,海岛历史是不连续的、间断的历史。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甚至在舆图上消灭了海岛,导致海岛在官方历史中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因此海岛研究缺乏资料,存在史料上的断裂;另一方面,海岛居民是四处游走的渔民,海岛历史更像是流动的历史,富于变化。在此背景下,谢湜教授认为需要东南海岛的历史进行重建。

 

/var/folders/h8/xm1689jd43b_1b5jq_mm4h640000gn/T/com.microsoft.Word/WebArchiveCopyPasteTempFiles/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温州洞头岛

 

谢湜教授首先指出,东南海岛的历史与明清时期政府的海洋政策有关。元代定都北方,需要海洋航运协助运送粮食,因此放宽了海上贸易。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为了防范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余势力,防止来自海上的进攻,采取封锁海疆的政策,对海上航运和海上贸易进行限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采取内河漕运,完全禁止海洋航运,导致沿海地区倭寇横行。到明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岛屿俨然成为“贼巢”,成为国家层面的非法区域。但事实上,所谓倭寇大多数是来自漳州的海盗,这些人从事海盗也是受海禁政策影响,为生计所迫。

 

/var/folders/h8/xm1689jd43b_1b5jq_mm4h640000gn/T/com.microsoft.Word/WebArchiveCopyPasteTempFiles/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抗倭图卷》局部,日本京都大学藏

 

随着朝代鼎革,海岛的历史地位再次凸显:一方面,东南海岛与南明政权息息相关,南明鲁王政权从浙江海岛一路南下,最终在金门岛上覆没;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像郑氏家族一样的海盗集团占据海岛,成为单独的地方势力,被称为海上藩镇。因此,清初的海洋政策与这种政治局面息息相关,起初郑氏集团利用海岛进行走私贸易,积攒力量,袭扰大陆。为了对抗郑成功的海上力量,清朝政府实行迁海政策,将人民从海岛撤到内陆,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对抗郑氏集团的侵扰,打击郑氏集团的走私贸易。由于行之有效,这种政策一直实行到收复台湾之后,殆至乾隆时期,中央政府才通过设立四海关,完成对海岛的行政管理。然而这中间的几百年,海岛状况缺乏官方资料的记载,存在土地归属不清、外籍人与本地人纠纷不断的问题,给之后的海岛治理造成了困难。目前来看,有关这一阶段海岛生活和海岛复界的历史文献较少,谢湜教授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的郑定亭所撰《西门志》则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它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明至晚清的海岛故事,通过这一文献才得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

讲座第二部分,谢湜教授通过分析浙江玉环岛宗族祖谱中的叙事,阐述了海岛历史的建构过程。这些祖谱的叙事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当地人响应国家号召迁就到海岛,进行开发海岛的活动;第二,迁徙活动集中在雍正年间;第三,当地人的祖籍都是福建人,但是不约而同地都在浙江当地生活过。谢湜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的过程中提出“移民中转站”的观点,认为这是当地人通过祖谱与官府政策进行呼应的过程。在平定海岛之后,官府为了解决海岛土地归属纠纷和居民冲突的问题,实行有条件的移民政策,规定祖籍非浙江本地的移民需要在当地居住满十年才有权移民海岛。为了对居住年限进行识别,官府需要查看祖谱,由此祖谱成为确定移民身份、界定移民权利的重要依据,海岛居民与官府的这种互动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确权”的过程。就资料而言,谢湜教授认为,在研究海岛历史时不应该单纯依据民间文献,需要将官方资料和民间文献结合才能实现历史的本相。

除此之外,谢湜教授还表示,海岛上存在着某种同盟战略和社会重组的现象。谢湜教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海岛上不仅有闽粤方言,还有浙江方言。这种现象反映了当地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定居之初海岛上存在闽粤人和温州人的争夺,直到雍正年间两个群体被政府整合,并在乾隆元年转型成为农民,才完成了社会重组。在此,谢湜教授引用布罗代尔(Braudel)论述地中海历史的话,进一步指出了海岛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var/folders/h8/xm1689jd43b_1b5jq_mm4h640000gn/T/com.microsoft.Word/WebArchiveCopyPasteTempFiles/640?wx_fmt=png&wxfrom=5&wx_lazy=1&wx_co=1

南田岛上刻着“奉旨永远封禁”的石碑

 

讲座第三部分,谢湜教授主要论述了清代政府对不同海岛实行的差异化管理政策,分析国家权力对海岛历史的介入作用。谢湜教授指出,清代对海洋进行了重新划界。事实上,划界意味着政府对海岛管理的加强。在此,谢湜教授以舟山、乐清和南田三岛为例,论述了清代对海岛的管理政策。首先,舟山群体由于长期被反清势力占据,清兵进攻和占领过程中对当地居民采取屠杀政策,这直接导致当地百姓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较长时间内,当地政府对岛上百姓采取高压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直到新任定海知县缪燧上任,对当地百姓采取安抚政策,修建妈祖庙,建立“同归大域”石碑,不再将岛上百姓视为“乱臣贼子”,当地才实现了真正的太平。其次,乐清岛则流传着温州人八股开山的传说,这反映了浙江本地居民移民海岛的过程,八个家族采取立约盟誓的方式结成攻守同盟,在海岛开发中同进同退。事实上,之所以订立这种攻守同盟,与前面所说的当地不同籍贯居民之间的冲突息息相关,目的在于确保他们在与其他移民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占据优势。最后,南田岛最值得关注,该岛从道光年间一直被封禁至宣统元年,官府几乎每年要到岛上进行封禁行动,纵火烧岛,因此,当地根本没有田野资料。但是,谢湜教授引用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的话,认为历史研究还存在一个“文献的田野”。谢湜教授运用军机处档案、内阁档案以及《南田志略》《南田志稿》等对南田岛的历史进行了复原。谢湜教授指出,南田岛之所以被封禁,是因为其地形险要且长期被反清势力盘踞,对政权构成威胁。尽管雍正、乾隆时期当地官员多次提出开发南田岛的建议,但由于官僚系统的延宕,这些建议均被驳回。直到光绪年间当地才开始恢复开发,设立垦务局代行行政权力,一直延续到民国,最终实现了对该岛的有效开发与治理。

 

/var/folders/h8/xm1689jd43b_1b5jq_mm4h640000gn/T/com.microsoft.Word/WebArchiveCopyPasteTempFiles/640?wx_fmt=jpeg&wxfrom=5&wx_lazy=1&wx_co=1

《抗倭图卷》局部,日本京都大学藏

 

讲座第四部分,谢湜教授引用吉登斯的观点指出,清代政府“永久封禁”政策背后的“利害”观。他认为,海岛社会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土地的长期迁弃和封禁使官府感到棘手,当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威容易受到挑战时,就会选择不配置资源,在宣称疆域权力的同时,只保留尽可能低限度的远观式监控,从而节省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南田岛管理过程的“开(发)荒(废)之辩”更多反映了政治权衡。谢湜教授指出,从疆域空间上看,“封禁”似乎呈现为战略撤退所导致的边界内缩;但是从政治地理观念上看,这不是对领土的放弃而是对空间的管理,“奉旨永远封禁”之类的政治口号实际上大多出自政治权衡,以封禁为由,处理含混地域,敷衍应对开禁之势。而关于封禁山、岛的开禁问题,在乾隆年间开荒裕国的政策导向中被带出,随后则一直徘徊于开荒利弊和行政负担的争论中,尽管持封禁论者提出诸如“开则必有害”的宽泛理由,或者空列几条不可预知的危害性,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官员的附和以及上峰的支持。反观持开禁论者,往往撇开治理难题,强调编户齐民,务本归农的好处。不过一旦开禁,这些迁弃多年、政区归属不清的地区往往面临着困境。最终,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边疆危机日益凸显,东南海岛的遗弃问题被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最终海岛治理被纳入地方行政,告别了“封禁之故事”。

评议阶段,赵世瑜教授以“峒”这一概念为例指出,田野调查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如果只在文献中观察这一名词,不到实地踏查,就很难理解“峒”的含义及其所呈现的历史状况。同样,历史学研究者如果只关注文献,也会陷入“不知庐山真面目”的境地。除此之外,赵世瑜教授以共产党的革命史为例,指出边缘地区的研究价值。

革命往往出现在相邻的山区,毛泽东的社会调查中所反映的问题也都来自于山地开发,在这些边缘地区往往会形成流动的历史,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赵世瑜教授认为,还有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需要将清朝的海岛政策与明代的海岛政策进行比较研究;需要重估明朝政府的收缩政策,将明代隆庆开关和清代对沿海的开放进行比较。最后,赵世瑜表示,谢湜教授在文献运用过程中将国家权力置于较高地位,这或许会影响对海岛本地历史的思考。

交流环节,听众踊跃提问,会场气氛热烈。谢湜教授就朱棣封岛的过程、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区域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进一步加深了对讲座主题的探讨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