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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学者讲座07】韩巍:西汉竹书《周驯(训)》与“黄老道家”

发布时间:2016-11-16


 

2016年11月16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在二体举行,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韩巍老师主讲,题目是“西汉竹书《周驯(训)》与黄老道家”,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郑开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陈鼓应教授评议。

 

讲座一开始,韩巍老师作为整理者介绍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入藏和整理情况,并介绍了竹书在形制和内容方面的概况。西汉竹书于2009年1月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共有竹简3346枚,估计拼合后完整简在2500枚左右。竹简按长度分为三种规格,分别为长简(约46厘米,合汉尺二尺,内容有《日书》《日忌》《日约》等)、短简(约23厘米,合汉尺一尺,内容有医方等)及中等简(29.6-32.5厘米,合汉尺一尺三寸至四寸,其余内容均属此类),这次讲座的主题《周驯(训)》就属于其中的中等简。全部竹简均属古代书籍,不见文书类简。竹书内容大致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大门类。北大简是继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之后出土的又一座西汉典籍宝库。竹书书法精美,据竹书中的“孝景元年”纪年,结合文字形体和内容分析,其抄写年代约在西汉中期武帝前后。

接下来韩老师介绍了西汉竹书《周驯(训)》的概况。《周驯(训)》现存竹简211枚,包括完整简206枚、残简5枚。整简长30.2-30.5厘米,宽0.8-1.0厘米,三道编绳,有口。一般每简抄写24字,文字分布均匀整齐。书体接近成熟汉隶,与定县八角廊汉简相似,但显得更为古朴,估计抄写年代当在西汉武帝、昭帝之间。竹简背后有斜直划痕,有助于复原竹简的编联顺序。3号简背面近上端处写有“周驯”二字,书体与正文一致,应是抄书人题写的篇题。211号简正文之下题写有“大凡六千”四字,书体与正文明显不同,应是竹书使用者所加的“计字尾题”。篇题和尾题显示《周驯》全篇是编联为一个简册。以每简24字推算,全篇六千字应有竹简250枚,实际简数应该略多于此。现存211枚简,约五千余字,可见有40余枚简、近千字的内容已经散失。

然后韩老师介绍了《周驯》的篇章结构和各章内容。《周驯》主体分为十四章,每章均另起一行抄写,章首有圆形墨点“●”作为提示符号,章末未写满字的简形成“留白”。多数章均以“维岁某月更日,龏太子朝,周昭文公自身贰(敕)之,用兹念也”开头,章末用“已学(教)大子用兹念,斯乃受(授)之书,而自身属()之曰:女(汝)毋忘岁某月更之驯(训)”结尾。这样的章共有十四个。各章以月名为序,依次为“正月”至“十二月”和“闰月”;另有“岁(冬)终享(驾)贺之日”,章末称“腊之明日亲(新)岁之驯(训)”,应为最后一章。每章一般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二月、十二月章有两个故事),后加一段议论。唯“正月”章全为议论,而“十二月”章在故事之前也有长篇议论,似形成“首尾呼应”关系。前十三章中有七章内容与“立嗣”有关。其中,七月和九月的故事在传世文献如《吕氏春秋》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四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的一部分及闰月的故事在传世文献中有记载但不如《周驯》详细,其余的故事在传世文献中没有见过。

 

主讲人韩巍老师

 

韩老师对《周驯》的成书过程进行了推测。《周驯》全篇可划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是“正月”章至“十二月”章,第二层是“闰月”章,第三层是“小章群”,第四层是“岁终享贺之日”章。最早形成的应是“正月”至“十二月”章,是经过有意编排的整体,后来增加了“闰月”章。“小章群”可能是在文本流传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然后加以编辑。“岁终”章最后形成。因此,《周驯》文本的形成也可以看做一个“层累的历史过程”。《周驯》所记史事年代最晚者为秦献公,而竹简中的主人公周昭文公和共太子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另外从《周驯》的文字、用词和语法特征看来,其成书年代很可能在战国晚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下著录“《周训》十四篇”,书名相同,“十四篇”也恰与《周驯》十四章相合,两者应为同一种古书。

接下来韩老师分析了《周驯》所体现的思想。首先是《周驯》中的“为君之道”,集中见于“正月”章,采用排比句式讲述“为人君者不可以如何”,现存11个“不可以”(原应有12个),似两两为一组,共分六组:

第一组:(1)为人君者赏罚不可以不当;(2)为人君者决狱不可以不正。

第二组:(3)为人君者不可以轻言;(4)为人君者不可以言不智。

第三组:(5)为人君者不可以尽情于其臣;(6)为人君者不可以大

第四组:(7)……于寿;(8)为人君者不可以大酒。

第五组:(9)为人君者不可以不好听;(10)为人君者不可以信

第六组:(11)为人君者喜怒不可以发之于前;(12)为人君者不可以通其群臣之言。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条与法家思想相似的说法,这也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

另外,《周驯》引用了“彭祖”的话。作为一个著名人物,彭祖在传世文献中却没有留下直接的语录,而出土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失。《周驯》的“正月”章(简4-6)记载:

为人君者,不可以轻言,轻言则多失,多失则多悔。故彭祖曰:“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此谓虖?

在其它出土文献中,也有与上述“彭祖”之言类似的语句,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

戒之戒之,材(财)不可归;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綦之【之】,食不可赏(偿)。术(怵)悐()之心不可长。

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思之思【之】,某(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货不可归。

又如岳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

□□□□不可归;敃之敃之,某(谋)不可行;慎之慎之,言不可追;谨之谨之,某(谋)不可遗;綦之綦之,食不可赏(偿)。术(怵))之心不可长。

另外,上博楚简中有《彭祖》篇,其中有“=之谋不可行,述(怵)之心不可长”的记载。根据《周驯》提供的线索,可以确定秦简《为吏之道》中的这些段落应出自战国时期的“彭祖书”。在传世文献中出现的“彭祖书”一类依托彭祖的书一般都与神仙养生等内容有关,出土文献告诉我们“彭祖书”还包括修身治国方面的内容。

在《周驯》的“正月”章(简11-14)中,还有一段引俗谚的话:

为人君者,不可以不好听,不好听则毋从智(知)下之请(情),故必听而勿闻,智(知)而默前。此之所谓曰“不狂不聋,不能为人公”者也。故《书》曰:“大智似狂”,其此谓乎?

在传世文献中,与上引“谚”相似之句有很多,如《太平御览》卷496引《慎子》曰:“谚云: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不聋,不能为公。”(《意林》卷二引《慎子》无“谚云”二字。)又如《释名》卷二《释首饰》:“故里语曰:不瘖不聋,不成姑公。”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今江淮间犹有此,云‘不痴不聋,作不得阿家翁’。”可见这种说法到很晚仍然流行。关于“大智似狂”的出处,文献指示其与太公有关,如《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八《傲慢门附狂》:“太公云:‘大智似狂。不颠不狂,其名不章。’陈平。”《史记》记载陈平少好黄老之学,该条文献最后的“陈平”也许能给我们同样的暗示。又如《太平御览》卷739《疾病部·佯狂》引《周书》:“太公曰:知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这说明上引《周驯》之语与太公有关系。战国秦汉间的“太公书”数量很大,《汉志》“道家”下著录有《太公》两百多篇,分《谋》、《言》、《兵》三类。《周驯》引“太公”也说明其与道家的联系。

综合以上的分析,韩老师总结了《周驯》的思想主旨。《周驯》以道家、法家思想为主,这是很明显的。但其中还有“孝悌慈仁”、“慈惠温良”、“尊仁贵信”等道德教训似来自儒家,“立贤”、“让贤”以及“敬天”、“畏鬼”、“事神”等思想似来自墨家。因此,《周驯》的思想主旨可概括为:道法为纲,杂糅儒墨。

《周驯》所体现的道家思想与我们所熟知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有着较大的差别,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西汉时期“道家”的特点呢?关于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两种文献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录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道家”类小序。《论六家要旨》提到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名法之要。”《汉志》小序提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裘锡圭先生在《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一文中即指出:“西汉时代流行的道家思想,或者说当时的道家思想的主流,不是后人所熟悉的老庄一派的思想(实际上和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是一种以道、法为主,兼包阴阳、儒、墨等家思想的庞杂体系。”

汉初的道家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黄老之学”。“黄老”之“老”即《老子》,“黄”指依托黄帝故事或黄帝君臣问对的“黄帝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书”,主要集中在“诸子”类的“道家”、“阴阳家”和“数术”、“方技”类。李零先生在《说“黄老”》一文中将《汉志》“道家”所录古书分为四大类:一是阴谋书,即为首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莞(管)子》;二是先秦道经,即其次的《老子》《文子》《蜎子》《庄子》直至《鹖冠子》等书;三是黄帝书,即《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五书;四是西汉道论,列在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汉志》中,《周训》位于先秦道经之后、黄帝书之前,表明了《汉志》对于《周训》的定位。在黄老之学中,“黄”偏技术,“老”重思想;前者是知识基础,后者是理论抽象。“老学”又分刑名法术和神仙养生两大系统。

接下来,韩老师对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源流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指出在汉初,黄老之学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汉初名臣治“黄老之学”者有陈平、曹参、黯等人,文帝窦太后“好黄老之言”,影响直至武帝初期。1974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古书四种:《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或认为即《汉志》之《黄帝四经》),《老子》甲本卷后古书中有《九主》(属《伊尹书》),被公认为“黄老之学”的代表。

关于《周驯》的性质与学派归属,韩老师认为,《周驯》采取周昭文公训诫共太子的形式,其原始材料可能来源于周昭文公的臣下或门客,编者或为战国晚期两周地区士人。《周驯》所述并非历史实录,而是依托历史人物、借“讲史”宣扬政治理念的“子书”。(“子书”源于“事语”,《周驯》的“训诫体”与“问答体”实质相同。)《周驯》“道法结合、杂糅儒墨”的思想倾向与“黄老道家”相符,其“讲史”的形式也符合《汉志》对道家“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描述。班固自注引刘向《别录》称《周训》“人(民)间小书,其言俗薄”,《周驯》篇幅不大,文字浅显,思想亦平平无奇,符合刘向的评价。《周驯》提供了一种战国晚期“道家”著作的新类型,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中大量存在的历史题材作品,以及它们与“子书”之间的联系。

接下来,韩老师分析了《周驯》“讲史”的特点及儒、道两家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儒家代表作如《孟子》《荀子》等,较少引述历史故事;其内容和叙事也有一定模式,大致以《诗》《书》所载为准,范围不出“尧舜禹汤文武”等圣君。儒家推崇上古圣王,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春秋战国的“近代史”持否定态度。道家(尤其“黄老学派”)和法家著作多引述历史故事,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讲述”同时也在“创作”历史。道家有大量依托黄帝的“黄帝书”和依托商周名臣的“阴谋书”。道家、法家更重视“近代史”,与其“法后王”的态度有关。《周驯》“讲史”的重点是春秋战国的“近代”史事,其“讲史”主要为配合议论,并不在意“史实”如何,甚至故意修改、“虚构”历史,是与道家讲史的特点相符合的。

讲座的最后,韩老师对《周驯(训)》与《吕氏春秋》的关系进行了推测。《周驯》以“十二月”为叙事结构,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相似。“七月”章赵盾故事和“九月”章秦穆公故事见于《吕氏春秋》之《爱士》、《报更》两篇,且文本最为近似,应为“同源”关系。末章“六王五伯”之说,“六王”、“五伯”连称在传世文献中仅见于《吕氏春秋·当务》。学者认为《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期“黄老之学”集大成之作,其中的道家思想不少源自三晋地区,这与吕不韦的出身背景正相符合。吕氏门客中当有不少三晋两周地区士人,故《吕氏春秋》吸收部分《周驯(训)》的影响十分自然。秦简《为吏之道》大量采用道家经典中的语句,如《老子》、《彭祖》等,有学者认为是受“黄老之学”影响,且可能编辑于吕不当政时期。西汉早期“黄老之学”形成压倒优势,与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基础有关,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战国秦汉文化的继承性。

 

评议人陈鼓应教授

 

主讲结束后,陈鼓应先生对讲座进行了精彩的评议。陈先生表示对于出土文献,他怀着与饶宗颐先生一样的感情,认为它们非常神圣,是Bible,同时感谢整理出土文献的同仁花了很多心血来整理竹简。说到黄老思想,陈先生认为齐国的“稷下黄老”非常重要。稷下先生76人,有姓名可考者6人,其中4人都是学黄老的,可见稷下学派中黄老之学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黄老怎么会与法家结合在一起呢?因为二者都强调“公”(universal)。黄老思想的心胸开阔,在汉初,黄老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对大一统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最后,陈先生希望学界能够对“黄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主持人郑开老师对讲座和评议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并指出出土文献和思想史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郑开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对话体这种形式是有利于哲学思想的阐发的,但《周训》的“训”主要还是一种训诫体的意思,它与对话体还是有所不同的。二是从竹书《周驯》的结构来看,它采用了时间的框架,西方汉学家很重视中文典籍中对这种时间框架的运用,并将其称为“时间的统治”,这也是这种文体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三是由于汉简《周驯》的篇题定名我们认为它是属于《汉志》中的黄老之学的,但从文本本身来看,它与黄帝书和《老子》的思想都存在着差距,我们还应该思考如何解决这些疑点问题。

 

主持人郑开教授

 

最后,主讲人和评议者与观众进行了互动。韩巍老师向观众们简要回答了《周驯》的作者身份和流传情况的问题,陈鼓应先生向观众分享了自己对黄老道学对当下社会有什么意义的理解。最后,韩巍老师表示,我们期待思想界更多精彩研究的出现,以进一步探索北大汉简《周驯》的思想价值及其与黄老思想的关系。